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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2期《世纪》杂志刊登了吴基民《“四一二”政变三大未解谜团》，在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周恩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学生斯励的！难怪他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的那个非常时刻，在那个漆黑如磐的夜晚，当他和赵容（康生），带着中央特科的10多个枪手来到顾顺章的家里，突然看见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一块儿打牌的斯励时，是那么的惊讶，以及说不出的痛苦……”
这段话告知人们，时至今日，文史专家吴基民还是坚持自己在《生死搏杀——周恩来与顾顺章》中的观点，以及其考证的“史实”：斯励是被周恩来指挥的红队成员在处理顾顺章家属时杀死的。
历史和实践证明：周恩来是隐蔽战线的创始人、统帅。如果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周恩来则是开辟了城市秘密作战战场，创建了情报保卫机构。他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中国大地上，为了给党寻求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创建了党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就我搜集到的史料，掌握的史实以及考证的结果，谈谈斯励之死。
斯励是否死在红队处理顾顺章家属之时？
1967年5月，周恩来在呈交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大事记》，其中写道：“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化名“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 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以上内容引自刘德伟《顾顺章家属事件的首次详细考证》）
1931年11月25日，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巡捕房特工挖出了斯励的尸体。据悉，当时的《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写出的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下午3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里，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这说明斯励之死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与处理顾顺章家属之事无关。
参与者回忆1931年处理顾顺章家属真相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因此人掌握党内很多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陈云全力协助周恩来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避免了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之后，陳云由于表现突出，开始正式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1981年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代表时回忆：
我接手中央特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顾顺章家属问题。当时采取什么办法去处理顾顺章家属问题呢？就是采取冒充南京派来的人去找顾的家属谈话，而且还带了个假证件。她（顾的家属）全部都讲出来了，这就肯定顾的家属出了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事，她全部知道。当时问她，还有什么事。最后她拿出一块手绢，绣了几个字：“小妹心愿”，叫带到南京交给顾顺章。有这个东西，这说明顾顺章老婆叫顾放心，表示她是跟顾顺章一起的。由于发现了这么些情况，就下决心解决顾的家属问题。
同时在顾顺章的写字台底下查出一封信。这封信是顾顺章早已准备好叛变投敌时用的，意思是国民党查抓他时知道他早就心向南京，早有准备。陈云说：“这封信刘鼎是知道的。”这是陈云接手中央特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1981年11月8日，79岁的刘鼎和吴克坚、李士英等隐蔽战线的英雄，作为当年陈云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代表被陈云接见，这批人也是顾顺章曾向蒋介石写效忠信的见证者，并直接参与了处理顾顺章家属的行动。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鼎传》（李滔、易辉主编，李滔撰写）中有这样的纪实：“顾顺章叛变后，因为刘鼎与顾顺章没有联系，顾不认识他，故决定留在特科，继续战斗。刘鼎除负责接应、转移和保护钱壮飞、李克农的工作外，也参加了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刘鼎在险象环生的恐怖气氛下，继续参加到对付叛徒顾顺章和消除隐患的一系列紧张战斗之中。”
聂荣臻当年曾参加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他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写到：“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的叛变给我们工作带来极大危险，因为他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在敌人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们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还有一位参加过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的特科成员吴克坚，在回忆录《人生的长征》中写到：“为了清除这一祸害，周恩来同志采取了非常措施：把（对）了解我党领导人和中共机关地点等秘密情况的顾顺章的亲属和心腹实行消灭。特科的同志先把顾顺章的岳母、妻子、小姨子从上海梅白克路他们的住家弄出来，假说他们的住家已被敌人知道，现在已为他们找了新房子，于是用汽车把他们带到爱棠路爱棠新村，当他们三人到了目的地，从后门进去时，钟玉同志率领的打狗队（红队）从灶披间（厨房间）出来在他们后面，用棉花塞住口，用麻绳勒住他们的喉咙一个一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三具尸体埋在事先挖好的房屋前面的小花园的坑里，上面盖了木板，再堆上土。
在另一个地方，钟玉同志领导的打狗队又把顾顺章手下一个家伙名叫大麻子搞掉了，清除了隐患。
上述情况，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陈赓、钟玉、我几个人干的。”
事后吴克坚等特科成员到顾家搜查，除了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还在他家里搜出一套吸鸦片烟的工具，这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解放后担任上海市首任公安局长的李士英也是当年的中央特科成员，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回忆片断》中写到：“我第二次回到上海工作是顾顺章叛变之后，大约是在1931年5、6月间，这时特科是由陈云、康生领导，恩来同志还在上海。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是我从天津回到上海，向忠发被捕以后，这次行动我参加了。当时顾顺章的家属同顾勾结起来，他们掌握有党中央的大量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为此，党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陈云说：“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特科）。”潘汉年在总结处理顾顺章家属时说：
我在特科负责时期，红队的主要活动有：镇压顾顺章的内线。顾顺章叛变后，图谋通过他的哥、嫂和妻子继续破坏特科，对党威胁甚大，他们均在特科担负一定的工作，也知道不少机密，正按顾的计划发动进攻。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对他们采取内部秘密镇压。由于红队动手及时，顾顺章一筹莫展。原来他在徐恩曾面前夸下海口，可以搞垮特科，破坏中央机关，这些都落空了。可是当时我们还漏掉一个线索，终于出了大乱子，即向忠发的被捕。向忠发家里有个小保姆，是顾顺章的社会关系介绍来的，顾就利用这个小保姆，探寻与向忠发姘居的情妇杨秀贞的行止。这时候小保姆已被解雇，向已搬家，顾无计可施，可是小保姆记得杨秀贞有一件交裁缝店做的衣服尚未完工。顾就派特工到这家裁缝店守候。杨秀贞果然去取衣服，就被盯上了，因向未回家，没有动手，继续盯梢。偏偏向不遵守中央要他暂不要与杨接触的规定，偷偷跑到中山公园与杨相会，盯梢的特工去抓他，他跑到法租界，还是被盯梢的特工抓住送到法捕房去了，杨秀贞同时被捕。足证如不及时解决顾的兄、嫂和其妻子等，问题将更加严重。
王明夫妇对顾顺章事件的回忆
近来我又翻阅了内部出版的王明著《中共五十年》和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发表的《王明回忆：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问题》（《中共历史和理论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样谈到：“由于情况非常紧急和严重，很多机关要搬动。而顾的叛变事实还不断证实。他的岳父、岳母、妻子都不是党员，政治上落后，只听顾顺章的话，又由于顾原来常用他们去作（做）机关联络工作，所以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和顾联系上，就立即增加了三个特务。所以中央常委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建议，就是立即消灭这三人，并搜查顾的住宅。”
“顾和他上述的家属住的地方很阔气，在他们住处，不仅搜出很多打（每打等于12罐）价值很贵的（每罐合4到5元）鸡汁、肉汁等罐头和一大包鸦片烟土（顾等平时吸食鸦片），而且搜出顾用经费在上海郊区买地的地契，地契上写他岳父的姓名。”
1931年9月，中央特科红队成员王世德在武汉跟踪与顾顺章案有关的叛徒尤崇新时被捕、叛变，供出了“处理顾顺章家属”的有关细节。11月下旬，据《申报》《民国日报》报道：“应国民党当局的协助要求，法租界巡捕房自11月21日起，对姚主教路大同坊（爱棠村）33—37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麦特赫司脱路陈家巷91号三处地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挖掘，起出了15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这就是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爱棠村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在极端残酷条件下锄奸、劫囚、镇压变节分子、窃取密件等工作的一個缩影，内部隐藏着极为复杂的因果链条，为了切割顾顺章的关系网，特别是避免变节分子继续对地下党造成破坏，特科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对相关知情分子采取了处治。
潘汉年谈斯励之死，认为其已经严重威胁党的安全
1962年2月13日，潘汉年被假释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3月份撰写了《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的材料，其中一节写道：
解决斯励严重威胁党的安全，时间是向忠发被捕之后。斯是浙江人，黄埔生，大革命时期作（做）军事工作，党员，在顾顺章叛变前已调特科工作，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和争取黄埔生的关系，没有做出成绩。顾叛变后由我同他联系。他利用当时组织急需建立新的保卫组织安全情报网，提出一项计划：每月以很高的代价收买总巡捕房警务处探长陆连奎。陆是他的同乡，在上海很有名，帮会、流氓无人不知，他的党徒很多，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互相勾结，以帝国主义为后台，保护特殊少数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危害民众利益。斯认为他可以说服陆给我们帮忙。我将他的意见报告领导，认为可以试一试，中央并批准在陆提供重要情报和营救释放重要干部时，还可额外酬谢。从此，每月给斯一大笔收买费。可是一连几个月，斯没有拿来情报，也没有营救出任何人。当时就告他注意，如再无成绩，要停止收买费。不久，斯忽然郑重其事地报告，他获得确息，顾顺章不久将来上海，陆连奎已得到任务，要在一品香大旅馆布置警卫，顾在此住宿。中央要他弄清楚抵沪日期，斯说陆无法预先知道，他愿自己去南京从其他方面调查此事，并约好与我电讯联络。去宁后曾来一电，说顾X日晨乘车抵沪。中央决定在顾抵沪下车时即突击镇压，同时布置如车站不得手，即在一品香旅馆进行。在斯报告日期那天前夜，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红队分两组分别到北站和真如站守候。可是南京来车并无顾的踪影，斯亦未来。不仅累得我们一夜未眠，更严重的是两组武装人员冒着极大危险整整呆了一夜。后斯回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陆并没有听到顾要来上海之事，中央肯定斯励欺骗了党。我即派认识斯励的李一氓同志去了解他的生活情况，李报告，从其家中看到生活起居大为阔绰，如新购置整套丝绒沙发，买的皮鞋是有弹簧底的进口皮鞋，价格昂贵，只有外国在华的高级官员和大买办才穿得起。因此，我们怀疑中央给他收买陆连奎的巨款都已被他中饱化（私）用了。决定不再支款给他，并停止同他联系。事隔不久，在向忠发被捕后，他跑到特科人员蔡叔厚（此时蔡已转入国际友人处工作，斯不知）处说：他事先就知道要逮捕向的消息，但因潘久久不与我联系，以致误事。蔡信以为真，即报告中央，中央指出，斯的发展已到严重关头，他欺骗党侵吞工作费用，现又利用向事对党进行讹诈，将来难免不走上更严重的破坏党的道路。按特科工作纪律，为保卫党组织安全，决定对他以内部秘密镇压处置。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代表中央同他谈话后解决的。为严守秘密，当天傍晚，我派欧阳新化装为捕房人员，到斯家进行搜查，发现了一本银行存款簿支票及一本送存收据，进一步证明斯侵吞公款无疑。
特科不得已对斯励秘密制裁
中央认为斯励已蜕化变质到了极危险的关头，他欺骗党、侵吞工作费用，搞假情报；说假话，又利用向忠发被捕事件对党组织讹诈，将来难免走上更加严重的破坏党的道路。依特科纪律，党中央派员找斯励谈话，但他不思悔改，在当时情况下以法纪对斯励秘密制裁。
除潘汉年谈斯励之死外，我还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1996年5月内部出版、2001年12月再版的《潘汉年史料简编》得到印证，其中《解决严重威胁党安全的斯某》一节，全文同潘汉年讲的基本一致。这本内部读物是由潘汉年情报系统机要交通何荦执笔、骨干传奇人物刘人寿等参与编写的。唯一有一点不同，就是当时发现斯欺骗党、搞假情报时特科领导还曾派李民治去了解斯的生活情况。李去后回来说，他生活讲排场很阔绰，新购置整套丝绒沙发和昂贵的高档皮鞋。特科怀疑给他去收买的巨额款都被他中饱私囊，这和李一氓同志去了解斯的生活情况完全一致。之后，我查找了相关史料，这一时期在上海有两位李民治，都是早期中共党员。而该李民治应是李一氓的化名。这说明编写《潘汉年史料简编》的何荦等前辈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另外还从国家安全部情研室编写、内部出版的《谭忠余烈士小传》中有这样一段写实：“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紧接着派陈云和康生来领导特科，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谭忠余任副科长，继续领导红队，处决了特科叛徒斯励以及做了其他保卫工作。”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研究隐蔽战线史）
这段话告知人们，时至今日，文史专家吴基民还是坚持自己在《生死搏杀——周恩来与顾顺章》中的观点，以及其考证的“史实”：斯励是被周恩来指挥的红队成员在处理顾顺章家属时杀死的。
历史和实践证明：周恩来是隐蔽战线的创始人、统帅。如果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周恩来则是开辟了城市秘密作战战场，创建了情报保卫机构。他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中国大地上，为了给党寻求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创建了党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就我搜集到的史料，掌握的史实以及考证的结果，谈谈斯励之死。
斯励是否死在红队处理顾顺章家属之时？
1967年5月，周恩来在呈交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大事记》，其中写道：“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化名“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 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以上内容引自刘德伟《顾顺章家属事件的首次详细考证》）
1931年11月25日，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巡捕房特工挖出了斯励的尸体。据悉，当时的《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写出的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下午3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里，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这说明斯励之死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与处理顾顺章家属之事无关。
参与者回忆1931年处理顾顺章家属真相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因此人掌握党内很多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陈云全力协助周恩来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避免了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之后，陳云由于表现突出，开始正式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1981年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代表时回忆：
我接手中央特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顾顺章家属问题。当时采取什么办法去处理顾顺章家属问题呢？就是采取冒充南京派来的人去找顾的家属谈话，而且还带了个假证件。她（顾的家属）全部都讲出来了，这就肯定顾的家属出了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事，她全部知道。当时问她，还有什么事。最后她拿出一块手绢，绣了几个字：“小妹心愿”，叫带到南京交给顾顺章。有这个东西，这说明顾顺章老婆叫顾放心，表示她是跟顾顺章一起的。由于发现了这么些情况，就下决心解决顾的家属问题。
同时在顾顺章的写字台底下查出一封信。这封信是顾顺章早已准备好叛变投敌时用的，意思是国民党查抓他时知道他早就心向南京，早有准备。陈云说：“这封信刘鼎是知道的。”这是陈云接手中央特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1981年11月8日，79岁的刘鼎和吴克坚、李士英等隐蔽战线的英雄，作为当年陈云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代表被陈云接见，这批人也是顾顺章曾向蒋介石写效忠信的见证者，并直接参与了处理顾顺章家属的行动。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鼎传》（李滔、易辉主编，李滔撰写）中有这样的纪实：“顾顺章叛变后，因为刘鼎与顾顺章没有联系，顾不认识他，故决定留在特科，继续战斗。刘鼎除负责接应、转移和保护钱壮飞、李克农的工作外，也参加了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刘鼎在险象环生的恐怖气氛下，继续参加到对付叛徒顾顺章和消除隐患的一系列紧张战斗之中。”
聂荣臻当年曾参加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他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写到：“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的叛变给我们工作带来极大危险，因为他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在敌人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们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还有一位参加过处理顾顺章家属行动的特科成员吴克坚，在回忆录《人生的长征》中写到：“为了清除这一祸害，周恩来同志采取了非常措施：把（对）了解我党领导人和中共机关地点等秘密情况的顾顺章的亲属和心腹实行消灭。特科的同志先把顾顺章的岳母、妻子、小姨子从上海梅白克路他们的住家弄出来，假说他们的住家已被敌人知道，现在已为他们找了新房子，于是用汽车把他们带到爱棠路爱棠新村，当他们三人到了目的地，从后门进去时，钟玉同志率领的打狗队（红队）从灶披间（厨房间）出来在他们后面，用棉花塞住口，用麻绳勒住他们的喉咙一个一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三具尸体埋在事先挖好的房屋前面的小花园的坑里，上面盖了木板，再堆上土。
在另一个地方，钟玉同志领导的打狗队又把顾顺章手下一个家伙名叫大麻子搞掉了，清除了隐患。
上述情况，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陈赓、钟玉、我几个人干的。”
事后吴克坚等特科成员到顾家搜查，除了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还在他家里搜出一套吸鸦片烟的工具，这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解放后担任上海市首任公安局长的李士英也是当年的中央特科成员，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回忆片断》中写到：“我第二次回到上海工作是顾顺章叛变之后，大约是在1931年5、6月间，这时特科是由陈云、康生领导，恩来同志还在上海。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是我从天津回到上海，向忠发被捕以后，这次行动我参加了。当时顾顺章的家属同顾勾结起来，他们掌握有党中央的大量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为此，党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陈云说：“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特科）。”潘汉年在总结处理顾顺章家属时说：
我在特科负责时期，红队的主要活动有：镇压顾顺章的内线。顾顺章叛变后，图谋通过他的哥、嫂和妻子继续破坏特科，对党威胁甚大，他们均在特科担负一定的工作，也知道不少机密，正按顾的计划发动进攻。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对他们采取内部秘密镇压。由于红队动手及时，顾顺章一筹莫展。原来他在徐恩曾面前夸下海口，可以搞垮特科，破坏中央机关，这些都落空了。可是当时我们还漏掉一个线索，终于出了大乱子，即向忠发的被捕。向忠发家里有个小保姆，是顾顺章的社会关系介绍来的，顾就利用这个小保姆，探寻与向忠发姘居的情妇杨秀贞的行止。这时候小保姆已被解雇，向已搬家，顾无计可施，可是小保姆记得杨秀贞有一件交裁缝店做的衣服尚未完工。顾就派特工到这家裁缝店守候。杨秀贞果然去取衣服，就被盯上了，因向未回家，没有动手，继续盯梢。偏偏向不遵守中央要他暂不要与杨接触的规定，偷偷跑到中山公园与杨相会，盯梢的特工去抓他，他跑到法租界，还是被盯梢的特工抓住送到法捕房去了，杨秀贞同时被捕。足证如不及时解决顾的兄、嫂和其妻子等，问题将更加严重。
王明夫妇对顾顺章事件的回忆
近来我又翻阅了内部出版的王明著《中共五十年》和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发表的《王明回忆：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问题》（《中共历史和理论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样谈到：“由于情况非常紧急和严重，很多机关要搬动。而顾的叛变事实还不断证实。他的岳父、岳母、妻子都不是党员，政治上落后，只听顾顺章的话，又由于顾原来常用他们去作（做）机关联络工作，所以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和顾联系上，就立即增加了三个特务。所以中央常委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建议，就是立即消灭这三人，并搜查顾的住宅。”
“顾和他上述的家属住的地方很阔气，在他们住处，不仅搜出很多打（每打等于12罐）价值很贵的（每罐合4到5元）鸡汁、肉汁等罐头和一大包鸦片烟土（顾等平时吸食鸦片），而且搜出顾用经费在上海郊区买地的地契，地契上写他岳父的姓名。”
1931年9月，中央特科红队成员王世德在武汉跟踪与顾顺章案有关的叛徒尤崇新时被捕、叛变，供出了“处理顾顺章家属”的有关细节。11月下旬，据《申报》《民国日报》报道：“应国民党当局的协助要求，法租界巡捕房自11月21日起，对姚主教路大同坊（爱棠村）33—37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麦特赫司脱路陈家巷91号三处地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挖掘，起出了15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这就是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爱棠村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在极端残酷条件下锄奸、劫囚、镇压变节分子、窃取密件等工作的一個缩影，内部隐藏着极为复杂的因果链条，为了切割顾顺章的关系网，特别是避免变节分子继续对地下党造成破坏，特科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对相关知情分子采取了处治。
潘汉年谈斯励之死，认为其已经严重威胁党的安全
1962年2月13日，潘汉年被假释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3月份撰写了《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的材料，其中一节写道：
解决斯励严重威胁党的安全，时间是向忠发被捕之后。斯是浙江人，黄埔生，大革命时期作（做）军事工作，党员，在顾顺章叛变前已调特科工作，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和争取黄埔生的关系，没有做出成绩。顾叛变后由我同他联系。他利用当时组织急需建立新的保卫组织安全情报网，提出一项计划：每月以很高的代价收买总巡捕房警务处探长陆连奎。陆是他的同乡，在上海很有名，帮会、流氓无人不知，他的党徒很多，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互相勾结，以帝国主义为后台，保护特殊少数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危害民众利益。斯认为他可以说服陆给我们帮忙。我将他的意见报告领导，认为可以试一试，中央并批准在陆提供重要情报和营救释放重要干部时，还可额外酬谢。从此，每月给斯一大笔收买费。可是一连几个月，斯没有拿来情报，也没有营救出任何人。当时就告他注意，如再无成绩，要停止收买费。不久，斯忽然郑重其事地报告，他获得确息，顾顺章不久将来上海，陆连奎已得到任务，要在一品香大旅馆布置警卫，顾在此住宿。中央要他弄清楚抵沪日期，斯说陆无法预先知道，他愿自己去南京从其他方面调查此事，并约好与我电讯联络。去宁后曾来一电，说顾X日晨乘车抵沪。中央决定在顾抵沪下车时即突击镇压，同时布置如车站不得手，即在一品香旅馆进行。在斯报告日期那天前夜，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红队分两组分别到北站和真如站守候。可是南京来车并无顾的踪影，斯亦未来。不仅累得我们一夜未眠，更严重的是两组武装人员冒着极大危险整整呆了一夜。后斯回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陆并没有听到顾要来上海之事，中央肯定斯励欺骗了党。我即派认识斯励的李一氓同志去了解他的生活情况，李报告，从其家中看到生活起居大为阔绰，如新购置整套丝绒沙发，买的皮鞋是有弹簧底的进口皮鞋，价格昂贵，只有外国在华的高级官员和大买办才穿得起。因此，我们怀疑中央给他收买陆连奎的巨款都已被他中饱化（私）用了。决定不再支款给他，并停止同他联系。事隔不久，在向忠发被捕后，他跑到特科人员蔡叔厚（此时蔡已转入国际友人处工作，斯不知）处说：他事先就知道要逮捕向的消息，但因潘久久不与我联系，以致误事。蔡信以为真，即报告中央，中央指出，斯的发展已到严重关头，他欺骗党侵吞工作费用，现又利用向事对党进行讹诈，将来难免不走上更严重的破坏党的道路。按特科工作纪律，为保卫党组织安全，决定对他以内部秘密镇压处置。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代表中央同他谈话后解决的。为严守秘密，当天傍晚，我派欧阳新化装为捕房人员，到斯家进行搜查，发现了一本银行存款簿支票及一本送存收据，进一步证明斯侵吞公款无疑。
特科不得已对斯励秘密制裁
中央认为斯励已蜕化变质到了极危险的关头，他欺骗党、侵吞工作费用，搞假情报；说假话，又利用向忠发被捕事件对党组织讹诈，将来难免走上更加严重的破坏党的道路。依特科纪律，党中央派员找斯励谈话，但他不思悔改，在当时情况下以法纪对斯励秘密制裁。
除潘汉年谈斯励之死外，我还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1996年5月内部出版、2001年12月再版的《潘汉年史料简编》得到印证，其中《解决严重威胁党安全的斯某》一节，全文同潘汉年讲的基本一致。这本内部读物是由潘汉年情报系统机要交通何荦执笔、骨干传奇人物刘人寿等参与编写的。唯一有一点不同，就是当时发现斯欺骗党、搞假情报时特科领导还曾派李民治去了解斯的生活情况。李去后回来说，他生活讲排场很阔绰，新购置整套丝绒沙发和昂贵的高档皮鞋。特科怀疑给他去收买的巨额款都被他中饱私囊，这和李一氓同志去了解斯的生活情况完全一致。之后，我查找了相关史料，这一时期在上海有两位李民治，都是早期中共党员。而该李民治应是李一氓的化名。这说明编写《潘汉年史料简编》的何荦等前辈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另外还从国家安全部情研室编写、内部出版的《谭忠余烈士小传》中有这样一段写实：“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紧接着派陈云和康生来领导特科，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谭忠余任副科长，继续领导红队，处决了特科叛徒斯励以及做了其他保卫工作。”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研究隐蔽战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