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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组织冗余会被代理人利用从而激发代理成本，并对外部监督产生正向依赖。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考察了在最终控制人类型的约束条件下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之间的依赖关系。国有公司的冗余不论和独立董事的比例还是行业专长背景都呈负相关关系，只有在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组织冗余对独立董事的行业监督表现出正向依赖的特性。这些结果表明基于组织冗余的角度，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受到所有权类型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组织冗余；独立董事；行业专长
中图分类号：F12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78-06
一、引言
组织学家通常认为冗余是确保组织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Cyert和March, 1963) ［1］，而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代理理论则认为冗余会滋生低效，抑制了风险取向，是代理问题的来源之一(Jensen和Meckling 1976；Fama, 1980) ［2-3］。根据这一分析，本文考察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否会针对冗余设计监督型的治理机制。中国资本市场自2002年起强制执行独立董事制度，这就给本文提供了一个考察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研究机会。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表明，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别显著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从而体现与代理理论相反的负向依赖，冗余和独立董事行业监督力的正相关关系也仅仅存在于非国有的公司之中。这些结果表明基于组织冗余的角度，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受到所有权类型的显著影响。本研究试图将组织冗余拓展到公司治理领域，在非组织视角下剖析组织冗余，研究结果则有助于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二、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依赖的分析框架
(一)组织冗余、独立董事职能和制度依赖
Bourreois(1981) ［4］认为组织冗余是一种现存或者潜在的缓冲资源，可以供组织使用以应对于内部的调整压力和外部的政策变化压力，或者供组织开始因外部环境而导致的战略变革。这一概念同时揭示，冗余可以作为维护组织完整的诱因；也可以解决因资源稀缺导致的冲突；还可以在环境变化时给公司提供核心技术；或者供企业采取新的战略如开发新产品和进入新市场；从而，适度的冗余对于组织的成功是有益的(Cyert和March 1963; Thompson 1967; Tan和Peng 2003) ［1,5,6］。
代理理论同样承认冗余的有用性，但其角度不同。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代理人因其个人自利性而可能利用冗余这样一种“闲置”的资源来实现个人目标，不论是权力、金钱还是声誉，都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Jensen和Meckling 1976；Fama, 1980) ［2-3］。这就将冗余和公司契约的效率损失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下，通过安排治理机制来保证契约的有效性是必须的，而引入独立的外部董事就是常见的一种。Fama和Jensen(1983) ［7］指出，独立外部董事被授权以选择、监督、考核、和奖惩公司的管理层，通过减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公司的效益。在声誉机制约束下，和公司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因其更高的客观性更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从而降低现代公司制企业所面临的代理成本。根据这一分析，如果冗余和代理成本是正相关的，那么为了保障契约的有效性就可能要求公司针对冗余设计监督性更强的董事会，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我们将对这一预判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予以分析和检验。
(二)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分析框架
中国上市公司的冗余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绝大多数中国的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转变而来，转型经济中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这种制度刚性使得这些公司面临一系列与美英等成熟市场的公司截然不同的经营问题。其一，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使其注重产品数量而非财务绩效，企业也具有动机储藏包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在内的冗余来应付带有行政色彩的绩效任务(Tan和Peng, 2003) ［6］，就市场竞争的效率而言，这些冗余是低效的。其二，一股独大和薪酬管制问题，仍然限制着公司契约的约束和激励效率，由此产生内部人控制和在职消费，放大了代理成本 (何浚1998；陈冬华等 2005) ［8-9］。
在治理观下，潜在道德风险和治理机制监督能力正相关，比如Bushman等(2004) ［10］发现为了应付代理人因业务复杂而增强的从公司资源获取个人利益的能力，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聘请了更多的外部董事，以及更多的具备行业专长的外部董事。如果公司治理结构的渐进改良速度不能适应产品市场和财务市场的发展，就会出现诸如强制引入独立董事的机制予以弥补，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冗余进行监督的公司可能作出两方面的举动，一是安排更高独立性的董事会，二是引入更高监督力的独立董事，如具备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因此，我们的分析框架关注于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冗余是否影响独立董事的引入比例，二是冗余存量是否影响受聘独立董事的背景。
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需求会受到现有制度安排的影响，如赵子夜(2005) ［11］探讨了公司对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治理依赖的相机抉择性，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公司对独立董事的依赖是一种择优的均衡结果。因此，为了完善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依赖的分析框架，我们还将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最终控制人类型予以纳入。刘芍佳等(2003) ［12］利用终极产权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发现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84%的上市公司，并且在国家掌控的上市公司中，代理效率损失最低的控制模式为国家间接控股、同行同专业的公司控股和整体上市。是否国家控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府参与能够显著弱化公司的市场化行为，从而可能削弱冗余和外部监督的关系，即国有型的最终控制人可能会削弱冗余对独立董事的正向依赖。
关于冗余对组织的影响，组织学家首先关注于冗余与公司战略行为的关系,Geiger和Cashen(2002) ［13］发现可用(available)冗余和可恢复(recoverable)冗余均与公司创新度呈倒U型关系，潜在(potential)冗余则会阻碍公司创新。其次，Cheng和Kesner(1997) ［14］探讨了冗余对组织的环境敏感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冗余和组织的环境敏感性呈分段关系。当公司的资源配置偏向于外部市场的效率，则冗余有助于环境敏感性，反之，在偏向内部效率的公司中，冗余有损于环境敏感性。最后，中国企业中冗余的绩效后果也受到了关注，Tang和Peng(2003) ［6］发现在国有非上市的企业中，冗余对绩效的影响是相机抉择式的，非吸入(unabsorbed)冗余具有正面的绩效后果，吸入冗余的绩效后果则相反。此外，蒋春燕和赵曙明(2004) ［15］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冗余和绩效呈三阶段关系，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各不相同。本文从冗余的道德风险倾向出发，分析冗余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依赖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考察组织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和背景的影响，我们设计下列模型予以检验
Model a：COMP=f (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b：COMP=f (SLACK，STATE，STATE×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c：INEXP=f (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d：INEXP=f (SLACK，STATE，STATE×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a考察组织冗余对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COMP的影响。SLACK为组织冗余，关于该变量的设计，我们借鉴相关的文献采取了三类冗余指标体系。首先用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刻画可用冗余，该财务比率刻画了公司尚未开发但已可用资源的程度；其次用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刻画可恢复冗余，这些以日常开销科目为主的费用反映了植入产品的“超额”成本，但是在未来财务困难之时可以“转回”；最后，以所有者权益对负债的比值刻画潜在冗余，该指标越高，公司获得潜在的低息债务资源的能力越强。 (Bourgeois和Singh 1983; Bromiley 1991; Cheng和Kesner 1997) ［16，17，14］ ，我们借鉴蒋春燕和赵曙明 (2004) ［15］的做法，取三者的均值刻画中国上市公司的组织冗余。如果入代理理论所预期，SLACK的估计系数应该为正显著，也就是冗余对独立董事产生正面的依赖。
至于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我们作了如下设定。BC5为股权制衡变量，以第一大股东和后四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差异来刻画。PER为公司绩效，我们取经行业中位数调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来刻画，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的13类分类标准，总资产为本年末和上年末总资产的均值。我们控制该变量是因为Barnhart和Rosenstein(1998) ［18］认为外部董事比例是内生的，公司绩效和外部董事比例是相互影响的，王跃堂等(2006) ［19］在公司绩效和独立董事比例的联立方程中发现当期业绩好的公司聘请了更多的独立董事。STATE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类型，当为国有股取1，否则为0①。IPO为首次发行股票变量，当公司为首次发行股票取1，否则为0。在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的重视和股权融资审批制度的双重作用下，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可能有较强的动机聘请更多的独立董事，以迎合监管部门的审批偏好，我们预期首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动机聘请独立董事。UNPAY 为董事会中不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比例，不领薪的董事一般由政府部门或者控股股东任命，暗示了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注重，如果控制权是具有私人收益的，那么该指标越高的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需求也会显著低于其他公司，我们预期该变量和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最后，SIZE为公司规模变量，我们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予以刻画，我们预期大公司会聘请更多的独立董事。
［注：①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来自年报披露，中央部级单位、行业总公司、地方政府、国资局和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可均视为国有，非国有则包括乡镇集体企业、学校或改制后的事业单位、外企以及以个人。］
Model b在Model a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最终控制人类型是否会影响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我们预期STATE和SLACK的交互变量的估计系数负显著。Model c考察冗余和公司引入具有行业专长背景独立董事的意愿的关系。INEXP为虚拟变量，当公司至少聘请了一名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时取1，否则为0。其中，行业专长背景的判定标准为，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索引来确定样本公司所属的行业，当独立董事具有和行业相关的工作经历（包括在该行业协会、学会任职）或者学历则具有行业相关技术则具满足要求。Model d同样考察了最终控制人类型的调节效果。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独立董事制度自2002年开始全面实施，而上市公司自2003年起全面披露最终控制人类型，本文选取2003年到2004年之间设立独立董事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数目较少且会计处理与其他行业相比差别较大，本文对之予以剔除。在剔除了因独立董事背景、模型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我们总共获得了有效观测值2386个。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我们对除虚拟变量外的各变量进行了极值处理，处理方法为删除各年至少有一个变量超过三倍标准差以外的观测样本，最终获得有效研究样本2272个。我们对独立董事人数、背景资料和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进行了手工搜集，其中独立董事背景信息主要源自于2004年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和新浪财经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其余研究数据如公司财务绩效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数据库（CSMAR）。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特征变量描述和相关性分析
我们首先列示了样本公司的特征变量信息。
COMP：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INEXP：虚拟变量，当公司至少聘请了一名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时取1，否则为0。
SLACK：组织冗余变量，为可用冗余（流动比率）、可恢复冗余（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和潜在冗余（所有者权益比率）三个维度变量的均值。
BC5： 股权制衡变量，为第一大股东和后四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
PER：公司绩效，经行业中位数(证监会13行业)调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总资产为年初年末的算术平均数)；
STATE：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当为国有性质取1，非国有取0。
IPO：虚拟变量，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取1，否则为0；
UNPAY：董事会中不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比例。
SIZE：规模变量，公司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表的上半部分为Pearson检验结果，下半部分为Spearman检验结果。有关变量的定义同表2 Panel A。
从表1 Panel A中可以看出，虽然证监会规定2003年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要达到1/3，但这并不代表独立董事比例完全是由制度推动，虽然独立董事比例的中位数为1/3，均值也接近1/3，但仍然有0.05的标准差，而且2003年和2004年未达标样本公司比例仍超过10%(王跃堂等，2006) ［19］。由于最终控制人的变量要求,本文未选取2002年的研究样本，而聘请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的比例也高出约3个百分点，可见在后两年上市公司更青睐独立董事的行业监督力。此外，Panel A还表明有超过70%的样本公司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而且第一大股东相对于后四大股东具有绝对的控股优势。
Panel B的相关性分析给出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其中，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在19%的水平上显著，这暗示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呈负向依赖关系，和代理理论的预期相反。冗余和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的聘请意愿正相关，符合代理理论的预期。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最大仅为0.32，发生在股权制衡和国有股控制之间，表明模型多重共线性的概率不高。
（二）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依赖的检验结果
表2 组织冗余与独立董事制度依赖
所有模型包括了17个行业虚拟变量，限于篇幅未列出
系数栏括号中数字为双尾检验的p值。***表示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STATE×SLACK：STATE和SLACK的乘积。
DUM04：虚拟变量，当观测值处于2004年取1，否则为0；
其余变量的定义同表2 Panel A。
从表2比例依赖栏对照列示的结果表明，在未加入最终控制人类型和组织冗余的交互项时，冗余的估计系数负显著，表明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负向依赖，和代理理论的预期相反。进一步分析，在加入交互变量之后，STATE×SLACK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单尾显著，而SLACK的系数正不显著，这说明国有控制显著的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冗余仅仅对独立董事比例产生了微弱的正向依赖，表明市场化程度的不足干扰了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而设的监督机制。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绩效和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这和王跃堂等(2006) ［19］的结果是一致的，暗示在需求层面，绩效好的公司有意愿通过聘请独立董事来传递信号，而在供给层面，独立董事也愿意在绩效更好的公司任职，以承担较低的风险。不领薪的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暗示对控制权的追求可能会削弱公司对外部监督的需求。
随后我们考察表2行业监督依赖的检验结果。在未加入STATE×SLACK时，冗余的估计系数正不显著，加入交互变量之后，STATE×SLACK的估计系数负显著，而SLACK的估计系数正显著，这进一步证明国有控制显著的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冗余则对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依赖，符合代理理论的预期。此外，我们还发现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更容易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这表示此类公司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意愿，大规模的公司也更愿意增强董事会的行业监督力，来有效地监督公司的资产。我们发现行业专长依赖模型的拟合系数要明显高于独立董事比例模型的拟合系数，这可能行业变量更有助于解释公司是否愿意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而导致。
（三）敏感性测试
由于证监会规定2003年6月30日之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必须达到1/3，这使得部分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是由制度规定的结果，尽管我们已在模型中加入了DUM04变量来控制年度之间的差异，这仍然可能不足以消除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为此，我们剔除了2002年独立董事比例低于1/3，而2003年独立董事比例正好达到1/3的2003年的观测样本，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样本减少到1837个。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未加入交互变量以前，SLACK的估计系数-0.003，在13%的水平上显著，加入交互变量后，SLACK的估计系数变为0.002，但仍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交互项的系数为-0.007，同样在单尾7%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结果基本上是稳定的。
五、结论
本文通过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考察组织冗余与独立董事制度之间的依赖关系，我们的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类型会显著影响冗余对独立董事的依赖，仅有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背景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下组织冗余是否会影响公司外部监督机制的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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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heng J,Kesner I.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7,23:1-18.
［15］蒋春燕,赵曙明. 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04(5):108-115.
［16］Bourgeois L J,Singh J V.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ong top management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1983,4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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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arnhart S W,Rosenstein S. Board Composition,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J］. Financial Review.1998,33:1-16.
［19］王跃堂，赵子夜,魏晓雁. 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否影响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 2006( 5):62-73.
责任编辑、校对：赵西宁
关键词：组织冗余；独立董事；行业专长
中图分类号：F12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78-06
一、引言
组织学家通常认为冗余是确保组织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Cyert和March, 1963) ［1］，而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代理理论则认为冗余会滋生低效，抑制了风险取向，是代理问题的来源之一(Jensen和Meckling 1976；Fama, 1980) ［2-3］。根据这一分析，本文考察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否会针对冗余设计监督型的治理机制。中国资本市场自2002年起强制执行独立董事制度，这就给本文提供了一个考察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研究机会。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表明，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别显著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从而体现与代理理论相反的负向依赖，冗余和独立董事行业监督力的正相关关系也仅仅存在于非国有的公司之中。这些结果表明基于组织冗余的角度，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受到所有权类型的显著影响。本研究试图将组织冗余拓展到公司治理领域，在非组织视角下剖析组织冗余，研究结果则有助于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二、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依赖的分析框架
(一)组织冗余、独立董事职能和制度依赖
Bourreois(1981) ［4］认为组织冗余是一种现存或者潜在的缓冲资源，可以供组织使用以应对于内部的调整压力和外部的政策变化压力，或者供组织开始因外部环境而导致的战略变革。这一概念同时揭示，冗余可以作为维护组织完整的诱因；也可以解决因资源稀缺导致的冲突；还可以在环境变化时给公司提供核心技术；或者供企业采取新的战略如开发新产品和进入新市场；从而，适度的冗余对于组织的成功是有益的(Cyert和March 1963; Thompson 1967; Tan和Peng 2003) ［1,5,6］。
代理理论同样承认冗余的有用性，但其角度不同。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代理人因其个人自利性而可能利用冗余这样一种“闲置”的资源来实现个人目标，不论是权力、金钱还是声誉，都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Jensen和Meckling 1976；Fama, 1980) ［2-3］。这就将冗余和公司契约的效率损失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下，通过安排治理机制来保证契约的有效性是必须的，而引入独立的外部董事就是常见的一种。Fama和Jensen(1983) ［7］指出，独立外部董事被授权以选择、监督、考核、和奖惩公司的管理层，通过减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公司的效益。在声誉机制约束下，和公司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因其更高的客观性更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从而降低现代公司制企业所面临的代理成本。根据这一分析，如果冗余和代理成本是正相关的，那么为了保障契约的有效性就可能要求公司针对冗余设计监督性更强的董事会，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我们将对这一预判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予以分析和检验。
(二)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分析框架
中国上市公司的冗余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绝大多数中国的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转变而来，转型经济中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这种制度刚性使得这些公司面临一系列与美英等成熟市场的公司截然不同的经营问题。其一，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使其注重产品数量而非财务绩效，企业也具有动机储藏包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在内的冗余来应付带有行政色彩的绩效任务(Tan和Peng, 2003) ［6］，就市场竞争的效率而言，这些冗余是低效的。其二，一股独大和薪酬管制问题，仍然限制着公司契约的约束和激励效率，由此产生内部人控制和在职消费，放大了代理成本 (何浚1998；陈冬华等 2005) ［8-9］。
在治理观下，潜在道德风险和治理机制监督能力正相关，比如Bushman等(2004) ［10］发现为了应付代理人因业务复杂而增强的从公司资源获取个人利益的能力，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聘请了更多的外部董事，以及更多的具备行业专长的外部董事。如果公司治理结构的渐进改良速度不能适应产品市场和财务市场的发展，就会出现诸如强制引入独立董事的机制予以弥补，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冗余进行监督的公司可能作出两方面的举动，一是安排更高独立性的董事会，二是引入更高监督力的独立董事，如具备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因此，我们的分析框架关注于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冗余是否影响独立董事的引入比例，二是冗余存量是否影响受聘独立董事的背景。
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需求会受到现有制度安排的影响，如赵子夜(2005) ［11］探讨了公司对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治理依赖的相机抉择性，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公司对独立董事的依赖是一种择优的均衡结果。因此，为了完善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依赖的分析框架，我们还将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最终控制人类型予以纳入。刘芍佳等(2003) ［12］利用终极产权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发现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84%的上市公司，并且在国家掌控的上市公司中，代理效率损失最低的控制模式为国家间接控股、同行同专业的公司控股和整体上市。是否国家控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府参与能够显著弱化公司的市场化行为，从而可能削弱冗余和外部监督的关系，即国有型的最终控制人可能会削弱冗余对独立董事的正向依赖。
关于冗余对组织的影响，组织学家首先关注于冗余与公司战略行为的关系,Geiger和Cashen(2002) ［13］发现可用(available)冗余和可恢复(recoverable)冗余均与公司创新度呈倒U型关系，潜在(potential)冗余则会阻碍公司创新。其次，Cheng和Kesner(1997) ［14］探讨了冗余对组织的环境敏感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冗余和组织的环境敏感性呈分段关系。当公司的资源配置偏向于外部市场的效率，则冗余有助于环境敏感性，反之，在偏向内部效率的公司中，冗余有损于环境敏感性。最后，中国企业中冗余的绩效后果也受到了关注，Tang和Peng(2003) ［6］发现在国有非上市的企业中，冗余对绩效的影响是相机抉择式的，非吸入(unabsorbed)冗余具有正面的绩效后果，吸入冗余的绩效后果则相反。此外，蒋春燕和赵曙明(2004) ［15］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冗余和绩效呈三阶段关系，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各不相同。本文从冗余的道德风险倾向出发，分析冗余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依赖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设计
为考察组织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和背景的影响，我们设计下列模型予以检验
Model a：COMP=f (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b：COMP=f (SLACK，STATE，STATE×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c：INEXP=f (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d：INEXP=f (SLACK，STATE，STATE×SLACK，Control Variables)
Model a考察组织冗余对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COMP的影响。SLACK为组织冗余，关于该变量的设计，我们借鉴相关的文献采取了三类冗余指标体系。首先用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刻画可用冗余，该财务比率刻画了公司尚未开发但已可用资源的程度；其次用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刻画可恢复冗余，这些以日常开销科目为主的费用反映了植入产品的“超额”成本，但是在未来财务困难之时可以“转回”；最后，以所有者权益对负债的比值刻画潜在冗余，该指标越高，公司获得潜在的低息债务资源的能力越强。 (Bourgeois和Singh 1983; Bromiley 1991; Cheng和Kesner 1997) ［16，17，14］ ，我们借鉴蒋春燕和赵曙明 (2004) ［15］的做法，取三者的均值刻画中国上市公司的组织冗余。如果入代理理论所预期，SLACK的估计系数应该为正显著，也就是冗余对独立董事产生正面的依赖。
至于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我们作了如下设定。BC5为股权制衡变量，以第一大股东和后四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差异来刻画。PER为公司绩效，我们取经行业中位数调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来刻画，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的13类分类标准，总资产为本年末和上年末总资产的均值。我们控制该变量是因为Barnhart和Rosenstein(1998) ［18］认为外部董事比例是内生的，公司绩效和外部董事比例是相互影响的，王跃堂等(2006) ［19］在公司绩效和独立董事比例的联立方程中发现当期业绩好的公司聘请了更多的独立董事。STATE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类型，当为国有股取1，否则为0①。IPO为首次发行股票变量，当公司为首次发行股票取1，否则为0。在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的重视和股权融资审批制度的双重作用下，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可能有较强的动机聘请更多的独立董事，以迎合监管部门的审批偏好，我们预期首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动机聘请独立董事。UNPAY 为董事会中不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比例，不领薪的董事一般由政府部门或者控股股东任命，暗示了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注重，如果控制权是具有私人收益的，那么该指标越高的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需求也会显著低于其他公司，我们预期该变量和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最后，SIZE为公司规模变量，我们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予以刻画，我们预期大公司会聘请更多的独立董事。
［注：①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来自年报披露，中央部级单位、行业总公司、地方政府、国资局和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可均视为国有，非国有则包括乡镇集体企业、学校或改制后的事业单位、外企以及以个人。］
Model b在Model a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最终控制人类型是否会影响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我们预期STATE和SLACK的交互变量的估计系数负显著。Model c考察冗余和公司引入具有行业专长背景独立董事的意愿的关系。INEXP为虚拟变量，当公司至少聘请了一名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时取1，否则为0。其中，行业专长背景的判定标准为，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索引来确定样本公司所属的行业，当独立董事具有和行业相关的工作经历（包括在该行业协会、学会任职）或者学历则具有行业相关技术则具满足要求。Model d同样考察了最终控制人类型的调节效果。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独立董事制度自2002年开始全面实施，而上市公司自2003年起全面披露最终控制人类型，本文选取2003年到2004年之间设立独立董事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数目较少且会计处理与其他行业相比差别较大，本文对之予以剔除。在剔除了因独立董事背景、模型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我们总共获得了有效观测值2386个。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我们对除虚拟变量外的各变量进行了极值处理，处理方法为删除各年至少有一个变量超过三倍标准差以外的观测样本，最终获得有效研究样本2272个。我们对独立董事人数、背景资料和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进行了手工搜集，其中独立董事背景信息主要源自于2004年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和新浪财经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其余研究数据如公司财务绩效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数据库（CSMAR）。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特征变量描述和相关性分析
我们首先列示了样本公司的特征变量信息。
COMP：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INEXP：虚拟变量，当公司至少聘请了一名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时取1，否则为0。
SLACK：组织冗余变量，为可用冗余（流动比率）、可恢复冗余（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和潜在冗余（所有者权益比率）三个维度变量的均值。
BC5： 股权制衡变量，为第一大股东和后四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
PER：公司绩效，经行业中位数(证监会13行业)调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总资产为年初年末的算术平均数)；
STATE：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当为国有性质取1，非国有取0。
IPO：虚拟变量，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取1，否则为0；
UNPAY：董事会中不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比例。
SIZE：规模变量，公司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表的上半部分为Pearson检验结果，下半部分为Spearman检验结果。有关变量的定义同表2 Panel A。
从表1 Panel A中可以看出，虽然证监会规定2003年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要达到1/3，但这并不代表独立董事比例完全是由制度推动，虽然独立董事比例的中位数为1/3，均值也接近1/3，但仍然有0.05的标准差，而且2003年和2004年未达标样本公司比例仍超过10%(王跃堂等，2006) ［19］。由于最终控制人的变量要求,本文未选取2002年的研究样本，而聘请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的比例也高出约3个百分点，可见在后两年上市公司更青睐独立董事的行业监督力。此外，Panel A还表明有超过70%的样本公司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而且第一大股东相对于后四大股东具有绝对的控股优势。
Panel B的相关性分析给出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其中，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在19%的水平上显著，这暗示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呈负向依赖关系，和代理理论的预期相反。冗余和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的聘请意愿正相关，符合代理理论的预期。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最大仅为0.32，发生在股权制衡和国有股控制之间，表明模型多重共线性的概率不高。
（二）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依赖的检验结果
表2 组织冗余与独立董事制度依赖
所有模型包括了17个行业虚拟变量，限于篇幅未列出
系数栏括号中数字为双尾检验的p值。***表示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STATE×SLACK：STATE和SLACK的乘积。
DUM04：虚拟变量，当观测值处于2004年取1，否则为0；
其余变量的定义同表2 Panel A。
从表2比例依赖栏对照列示的结果表明，在未加入最终控制人类型和组织冗余的交互项时，冗余的估计系数负显著，表明冗余对独立董事比例负向依赖，和代理理论的预期相反。进一步分析，在加入交互变量之后，STATE×SLACK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单尾显著，而SLACK的系数正不显著，这说明国有控制显著的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冗余仅仅对独立董事比例产生了微弱的正向依赖，表明市场化程度的不足干扰了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而设的监督机制。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绩效和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这和王跃堂等(2006) ［19］的结果是一致的，暗示在需求层面，绩效好的公司有意愿通过聘请独立董事来传递信号，而在供给层面，独立董事也愿意在绩效更好的公司任职，以承担较低的风险。不领薪的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暗示对控制权的追求可能会削弱公司对外部监督的需求。
随后我们考察表2行业监督依赖的检验结果。在未加入STATE×SLACK时，冗余的估计系数正不显著，加入交互变量之后，STATE×SLACK的估计系数负显著，而SLACK的估计系数正显著，这进一步证明国有控制显著的削弱了冗余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关系，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冗余则对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依赖，符合代理理论的预期。此外，我们还发现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更容易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这表示此类公司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意愿，大规模的公司也更愿意增强董事会的行业监督力，来有效地监督公司的资产。我们发现行业专长依赖模型的拟合系数要明显高于独立董事比例模型的拟合系数，这可能行业变量更有助于解释公司是否愿意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而导致。
（三）敏感性测试
由于证监会规定2003年6月30日之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必须达到1/3，这使得部分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是由制度规定的结果，尽管我们已在模型中加入了DUM04变量来控制年度之间的差异，这仍然可能不足以消除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为此，我们剔除了2002年独立董事比例低于1/3，而2003年独立董事比例正好达到1/3的2003年的观测样本，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样本减少到1837个。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未加入交互变量以前，SLACK的估计系数-0.003，在13%的水平上显著，加入交互变量后，SLACK的估计系数变为0.002，但仍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交互项的系数为-0.007，同样在单尾7%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结果基本上是稳定的。
五、结论
本文通过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考察组织冗余与独立董事制度之间的依赖关系，我们的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类型会显著影响冗余对独立董事的依赖，仅有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背景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下组织冗余是否会影响公司外部监督机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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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赵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