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因此有人说，翻阅中国古代诗文，几乎每一页都散发着酒气。
　　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其中号称醉仙的刘伶，别人以水解渴，他以酒解渴，堪称“酒中老大”，文人之中有关他的酒事轶闻最多。
　　刘伶要酒不要命，有一次他乘鹿车出游，除携带他的酒壶之外，还带了锄头之类的工具，陪同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刘伶对他说：“不知何时醉死，死便埋我。”
　　壶中日月长，醉里乾坤大。后人都说刘伶以酒来躲避政治迫害和人事纠纷，以酒来保全自己，实际上他可能是真好这一口。放在哪个朝代，他都并不会刻意用酒去浇胸中块垒，他一生只有一篇《酒德颂》流传后世，鲁迅说：“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因此，有人说刘伶的主要著作是喝酒，不无道理。
　　继承刘伶这种“醉死派”作风的是三国时吴国太中大夫郑泉，《三国志》上说他是一位博学之士，喜欢喝酒，临死时，他留下遗言，要别人在他死后将他埋在陶器作坊旁边，这样百年之后，他的尸体化成泥土，人们用泥土做成酒壶，这样不是天天可以与酒“亲密接触”了吗？
　　郑泉的想法，真有点后现代派作家的味道。
　　而另一位“醉死派”是唐朝学者傅奕，据《旧唐书·傅奕传》记载，傅奕八十多岁那年生了病，没有请医生，突然想到自己快死了。随即撰写了墓志铭：“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傅奕大概是史上第一位萌生安乐死的想法的人吧。
　　但真正喝酒喝死了的文人还不多。
　　李白那样嗜酒，虽说“载酒五湖狂到死”，但最终也不是因酒精中毒而死，一是古代的酒的度数比较低，二是古代少有假酒。
　　苏轼也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别看他“把酒问青天”，喝酒的气势很大，但他是喝不多的，他“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每顿饭喝一杯酒，吃一个荤菜，而有时候他不喝酒，只是玩玩酒杯，所谓“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他从不自夸酒量，坦承“吾饮少而辄醉兮”，不过他对自己懂得饮趣很是自负，在他看来，饮趣远比饮酒更重要。
　　现代文人中的嗜酒者，當推郁达夫。
　　郁达夫一生爱酒，自称“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连坐火车都杯不释手，在抗战时期流亡苏门答腊时，亲自酿造并贩卖过白酒。
　　那时候他因大量发表抗日言论，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只好隐姓埋名做酒生意。他有意将酒的度数酿得很高，以此来影响当地日本驻军的健康。
　　当代高产历史小说作家高阳，是一日无酒就一日无文章。他曾制成一方闲章：“酒子书妻车奴肴妾”，他是把酒当儿子看的。
　　高阳瞧不起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喝酒的做派，说像古龙那种一大杯酒直接从口中倒进肚子，省略喉管之旅的喝法是糟蹋酒，他自封“高阳酒徒”，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无烟无酒，生而何欢，又何必生！
　　文人嗜酒，大概因为文人骨子里的刚性与酒里的烈性是相通的吧。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