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温州人已走在全国前头推行习俗观念的改革了。而推行这一习俗观念改革的先行者陈虬先生，1903年1月1日于他一手创办的瓯文学堂溘然长世了。创造表记温州话的文字说明温州人已是“大”中国中的“小”社会主体了，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伦理情操。而温州这个小社会只是浙江十一个府中的一个，今天，浙江的走向引领着全国开放改革的去向，而浙江的改革又以温州为先。
　　浙江的近代改革始于鸦片战争，是龚自珍发出了第一个号声。而真正在乡村社会实行近代改革的则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瑞安县。孙氏兄弟以翰林身份回乡办学兴教，他们着眼处并非是“以夷制夷”的洋务思路，而是重建文化资源。他们在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思想中发现了建设近代中国的思想养料，以此为号召，培养了一代新型人材，温州社会从此开始成为推动全国改革的思想策源地。
　　近代温州的“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既效力于乡邦，又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变法改革志士。洪振宁先生说，温州人在传播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又转化了传统的文化理念。这是非常妥当的见识。西方人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然而温州的文化传统非独是“小传统”，转化实是创新的过程，转化后的文化理念又形成了一个“大传统”。
　　宋恕的变法思想立足于乡村，他的“更西服”主张实宣告了中国文明向全球文明的转轨，经谭嗣同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功事”与“民主”相结合的近代中国的精神源流，到梁漱溟的“乡治”思想又一次显示了中国社会内在更新的活力。
　　新文化的观念先在一时一地形成，然后从近到远扩散传播，最终改换了中国的面貌，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温州，而不是中国其他的地方？刘练军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但从温州人想要自己的语言形式这点来看，在近代温州，已有了把指头握成一个拳头的社群意识，温州人很早就领悟了一种近代的生存方式——社群合作。温州人是通过近代观念的传播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这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资本。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距离很近，官僚与社群也非统治与被治的关系。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可以得到合理满足，知识分子不以激进相标榜。我们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反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前排兵。这就出现了本土化與全球化双向共进的当今课题。当今温州社会的新貌是近代温州发展的结果。
　　人类正在向信息社会发展，一种跨地域、跨国界的互动发展模式正在出现。文化是形成社群的要素，社群合作才是资本的来源，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社群合作的文明，而把重点放在“文明”上，就是将主导21世纪走向的“知”本主义。能否把有形的资本转化为无形的文化，又以无形的文化去创造有形的财富，取决于温州人文化更新的能力。在大一统政治高压下，地方社会最缺乏的是对普世人权观念的体认，追求财富本身成了目的，于是，环境与外来劳动力成了获得财富的手段。
　　在亚洲经验中，自由化日本成了把发展的基础放在对人权尊重上的典范，在温州近代“三杰”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前路的地图，需要一个社会共识——建立一个指导温州改革发展的信息开发与交流的机构，而这个机构要把基础放在对温州本土人文资源的研究与利用上。在封闭的政治与开放的社会中，温州能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关乎全局。
　　摘自《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