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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民族性格”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民族的整体行为特征，即所有或多数成员的行为体现的整体倾向。民族性格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成不变，但必须在特定的“问题话境”中才具有意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是民族性格与法律移植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了二者的摩擦；民族性格与法律移植之间同时又具有塑造与反塑造的影响机制，则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契合。运用“民族性格的可变性”、“民族开放程度”和“法律移植的成本”等指标，可以构建一个模型来解释民族性格对法律移植的影响。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