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政府与我国地方和企业等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和务实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围绕“五通”合作格局已经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交往更加密切，贸易往来更加通畅，重点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稳步推进，多边互信合作开展初见成效。经济合作方面，贸易和对外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推进，我国作为该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迫切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对外投资情况做出评估、总结和思考。因此，文章分析总结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对外投资情况，并提出相应的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
1. 贸易往来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过去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63个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 340.32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2 670.5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5 648.58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7 043.98亿美元，进口则是从4 691.74亿美元提升至5 626.57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总体都呈现逐年递增且稳步提升的趋势，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规模都是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双边贸易蓬勃发展，双方存在着经济和贸易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
2. 贸易分布不均，贸易伙伴集中。本文选取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分别将2018年中国对各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和进口规模进行排序并分梯队进行归类，由于进出口规模不同，因此归类的规模标准也互不相同，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出口方面，处于中国出口第一梯度的“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共有18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28.6%，但对其贸易规模为5 966.90亿美元，共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规模总数的84.7%;第二到四梯度的国家数占比分别为25.4%，25.4%和20.6%，对其的出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1.4%，3.2%和0.6%;進口方面，中国进口规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伙伴国有14个，占国家总数的22.2%，从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口贸易规模是4 790.7亿美元，占到总数的85.1%。其余三个梯队分别占到国家数的28.6%，27%和22.2%，进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3.6%，1.1%和0.1%。因此，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角度，中国对沿线各国的贸易来往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土耳其、菲律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捷克、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二十多个国家，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规模达到了全部63个国家贸易总量的80%～90%，贸易集中度高。
3. 中国和沿线国家均获得贸易红利。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是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从2013年来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增长十分迅猛，2018年分别达到了842.2亿美元和770.2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双边贸易规模较高的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都是亚洲周边国家，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都从中国有较大的进口规模，主要分布在300亿美元～500亿美元之间。进口方面，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2018年分别从其进口641.5亿美元和634.9亿美元。其次，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规模也较大，基本集中在300亿美元～600亿美元区间内。同出口情况一样，中国的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邻近国家。此外，伊拉克、伊朗、菲律宾、印度、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规模在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伊朗、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家并不是我国主要的出口伙伴国，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为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能源合作也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重点。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耗量十分巨大，自然资源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日常生产需求，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推进的能源贸易合作可以切实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
从贸易规模和涨幅来看，东亚是与我国贸易来往最密切的沿线区域，其中越南是发展最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从2013年以来，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增速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越南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其路上与中国西南部有长达1 3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海上也与中国存在着重叠海域，是中国西南出海通道的必经之地。中国可以通过越南建立进入南亚和东南亚并直达欧洲的多条贸易路线，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推进意义重大，越南是作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支点，承担着桥梁作用，因此“一带一路”也带动了越南对外贸易和经济蓬勃发展。此外，数据显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也纷纷搭乘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涨幅大。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26.88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206.94亿美元（不丹、摩尔多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涨幅近一倍;同时，我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从2013年的1 078.44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582.88亿美元，涨幅仅为一半。相比之下我国近几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投入规模大，增速相当快。存量方面，2013年～2017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呈现阶梯式增长，但也有个别国家投资存量在下降，例如阿曼和匈牙利等。201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17.8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9%，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越南、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塔吉克斯坦、也门和匈牙利。2017年末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 543.98亿美元，占全部直接投资存量的8.5%，存量规模位于前列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阿联酋、泰国。 2. 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度高。中国对外投资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从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且一直保持增长状态，2013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为20.3亿美元，到2017年已经增长至63.2亿美元，投资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较高的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和泰国等，对这些国家2017年的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20亿美元之间，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相对的投资环境较好，经济有较好的发展空间。相反，近年来中国对伊朗、沙特阿拉伯、蒙古、卡塔尔、斯里兰卡、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和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有两种可能，可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良好，增加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不看好市场前景，中国减少或者撤回了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根据经验判断，这些国家出现直接投资负值的情况应该是后者。
同时，将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排序并分梯队归类，结果如表2所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和占比情况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两极分化的，前两个梯队（10亿美元以上）大约33.3%的国家能获得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2%～93%的直接投资，且这占比情況呈连年递增的趋势：2013年占比为92.1%，2017年则上升为93.3%。因此，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不是均衡的，也从侧面说明并不是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值得投资的，尤其是一些经济体量很小，市场不稳定或者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国家。
三、 “一带一路”双边贸易投资往来的挑战
1.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恐怖主义盛行等政治风险，且很多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较缓慢，但自然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内部很容易因资源争夺产生政治冲突和矛盾。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的地方军阀力量强大而导致恐怖主义盛行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也处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不稳定时期，易爆发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问题。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带来新困难。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先后放弃与中国合作建设水坝项目，马来西亚也叫停了中方参与建设东海岸铁路和能源管道项目等。实际上这些投资项目被叫停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些国家资金实力薄弱，早期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背负了大量外债，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成员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国际贷款政策来左右这些国家的投资决策。
2.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分布不均衡。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一带一路”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都偏低，大部分都处于一般便利化和不便利水平。同时，沿线国家的便利化水平差异相对很大，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最高，南亚地区和蒙古、俄罗斯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较大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劳动标准不统一和金融市场融资困难等，都会大幅增加双边开展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的成本。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便利化水平较高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强，能有效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开展，但是很难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其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低下，两者便利化水平不均衡，形成了断层，从而很难实现“以点带面”的经济增长模式。
3.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层次和投资侧重点不同。“一带一路”参与国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业化进程又有较大差异，因此沿线国家对海外投资的接受和利用程度也各不相同。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制度较为完善，市场中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对金融业、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投资需求较高，也更贴合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因此这类相对发达的国家投资回报率较高，越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从而进一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也加大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此外，处于工业化早中期的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经济结构也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的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较多;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经常面临人均GDP较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创新等问题，过度接受外国资本和对外开放反过来会对其本国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可见我国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做到全面多样高要求，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诉求开展合作。
4. 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开始逐年下滑，整体呈现下降态势，影响波及全球，这势必会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6.7%，明显低于2012年的8.1%。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下降使得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对扩大对外投资的兴趣减弱，风险增大，这是造成近年来直接投资流量呈低迷态势的主要原因，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全球直接投资的长期前景。此外，“一带一路”主要致力于建设沿线国家的基础配套设施，而这类项目合作时间长，融资困难大，对资金需求较大，而相关国家较为滞后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又加剧了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
四、 政策建议
1. 扩大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两者联动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较大的贸易和投资互补空间，我国应利用技术、资金和产业等优势积极与沿线国家实现生产要素和市场对接，因此鼓励企业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并加大对其的直接投资力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当前，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出口贸易发展潜力，国家应鼓励普惠金融、信息通信、绿色医疗、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企业积极“走出去”，同时企业应该加快转型升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多边贸易合作，努力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我国政府应引导企业在沿线国家高铁、航天、建材、水力发电、互联网信息服务等薄弱行业进行投资，充分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要针对东道国的行业发展现状制定对外投资方案，同时促进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发展，避免出现投资方向过于集中和单一等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正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扩大企业的技术型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与贸易融合发展。 2. 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的差异性，选择性地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覆盖众多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配套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联系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时必须要结合东道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区域特点，围绕东道国的优势领域展开投资合作。例如在资源禀赋方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石油、煤炭、铁、锰、铬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能源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对于缓解中国的生产资源压力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建了多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增加了能源进口渠道，有效缓解了国内能源供求矛盾。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要注意均衡适度，尤其是对中亚及西北亚等周边国家的投资，要避免出现企业投资区域扎堆的情况，这会导致中国跨国投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資收益，不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3. 加强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家间的贸易发生会受到通关效率的直接影响，为了实现有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的融合发展，必须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跨境交通运输设施，尤其是建设公路和铁路的专列运输线路。公路和铁路是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运输的重要途径，是区域经贸往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构建进出口贸易的物流网络和流通渠道从而保证国家之间更好更快地进行商品贸易，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从而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加，贸易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最终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利益的整体性发展。
4. 提升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实施了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政策，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整体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此外，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沿线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和贸易分别设置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总体上存在较多贸易和投资障碍。为了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与贸易的融合发展，降低贸易成本，我国政府应与沿线国家的政府和商贸机构等加强合作与交流，健全双、多边贸易合作机制，降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尤其要提高海关的通关便利程度，简化通关手续，优化通关环境，这对一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有重大意义。新加坡正是因为在发展早期就改善了海关通关流程和手续才有力的促进了其贸易和经济发展。
5. 重视和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尤其是信用风险，根据穆迪评估报告，多数沿线国家的信用状况相对较弱，其中42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穆迪评级范围内，这意味着潜在执行风险较高。因此企业和投资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慎重投资，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做到投资安全与利益并重。我国相关金融机构要跟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审查业务，保障我国跨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利益。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应该建立特定的金融监管组织，从宏观层面进行审慎监管，维持区域投资合作的安全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朱明侠，左思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J].理论探讨，2019，（1）：103-108.
[2] 李晓钟，徐慧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8，（10）：4-9.
[3] 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4] 孙茜茜.“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18.
[5] 崔启东.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8.
[6] 张伟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融合发展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2018.
[7] 徐赟.我国在“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2018，（2）：117-129.
[8] 郑周胜.“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18，（1）：107-119.
作者简介：王悦（1994-），女，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
收稿日期：2019-04-11。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
1. 贸易往来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过去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63个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 340.32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2 670.5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5 648.58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7 043.98亿美元，进口则是从4 691.74亿美元提升至5 626.57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总体都呈现逐年递增且稳步提升的趋势，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规模都是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双边贸易蓬勃发展，双方存在着经济和贸易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
2. 贸易分布不均，贸易伙伴集中。本文选取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分别将2018年中国对各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和进口规模进行排序并分梯队进行归类，由于进出口规模不同，因此归类的规模标准也互不相同，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出口方面，处于中国出口第一梯度的“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共有18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28.6%，但对其贸易规模为5 966.90亿美元，共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规模总数的84.7%;第二到四梯度的国家数占比分别为25.4%，25.4%和20.6%，对其的出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1.4%，3.2%和0.6%;進口方面，中国进口规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伙伴国有14个，占国家总数的22.2%，从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口贸易规模是4 790.7亿美元，占到总数的85.1%。其余三个梯队分别占到国家数的28.6%，27%和22.2%，进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3.6%，1.1%和0.1%。因此，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角度，中国对沿线各国的贸易来往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土耳其、菲律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捷克、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二十多个国家，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规模达到了全部63个国家贸易总量的80%～90%，贸易集中度高。
3. 中国和沿线国家均获得贸易红利。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是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从2013年来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增长十分迅猛，2018年分别达到了842.2亿美元和770.2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双边贸易规模较高的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都是亚洲周边国家，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都从中国有较大的进口规模，主要分布在300亿美元～500亿美元之间。进口方面，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2018年分别从其进口641.5亿美元和634.9亿美元。其次，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规模也较大，基本集中在300亿美元～600亿美元区间内。同出口情况一样，中国的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邻近国家。此外，伊拉克、伊朗、菲律宾、印度、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规模在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伊朗、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家并不是我国主要的出口伙伴国，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为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能源合作也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重点。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耗量十分巨大，自然资源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日常生产需求，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推进的能源贸易合作可以切实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
从贸易规模和涨幅来看，东亚是与我国贸易来往最密切的沿线区域，其中越南是发展最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从2013年以来，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增速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越南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其路上与中国西南部有长达1 3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海上也与中国存在着重叠海域，是中国西南出海通道的必经之地。中国可以通过越南建立进入南亚和东南亚并直达欧洲的多条贸易路线，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推进意义重大，越南是作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支点，承担着桥梁作用，因此“一带一路”也带动了越南对外贸易和经济蓬勃发展。此外，数据显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也纷纷搭乘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涨幅大。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26.88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206.94亿美元（不丹、摩尔多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涨幅近一倍;同时，我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从2013年的1 078.44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582.88亿美元，涨幅仅为一半。相比之下我国近几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投入规模大，增速相当快。存量方面，2013年～2017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呈现阶梯式增长，但也有个别国家投资存量在下降，例如阿曼和匈牙利等。201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17.8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9%，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越南、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塔吉克斯坦、也门和匈牙利。2017年末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 543.98亿美元，占全部直接投资存量的8.5%，存量规模位于前列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阿联酋、泰国。 2. 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度高。中国对外投资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从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且一直保持增长状态，2013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为20.3亿美元，到2017年已经增长至63.2亿美元，投资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较高的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和泰国等，对这些国家2017年的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20亿美元之间，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相对的投资环境较好，经济有较好的发展空间。相反，近年来中国对伊朗、沙特阿拉伯、蒙古、卡塔尔、斯里兰卡、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和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有两种可能，可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良好，增加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不看好市场前景，中国减少或者撤回了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根据经验判断，这些国家出现直接投资负值的情况应该是后者。
同时，将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排序并分梯队归类，结果如表2所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和占比情况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两极分化的，前两个梯队（10亿美元以上）大约33.3%的国家能获得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2%～93%的直接投资，且这占比情況呈连年递增的趋势：2013年占比为92.1%，2017年则上升为93.3%。因此，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不是均衡的，也从侧面说明并不是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值得投资的，尤其是一些经济体量很小，市场不稳定或者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国家。
三、 “一带一路”双边贸易投资往来的挑战
1.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恐怖主义盛行等政治风险，且很多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较缓慢，但自然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内部很容易因资源争夺产生政治冲突和矛盾。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的地方军阀力量强大而导致恐怖主义盛行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也处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不稳定时期，易爆发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问题。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带来新困难。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先后放弃与中国合作建设水坝项目，马来西亚也叫停了中方参与建设东海岸铁路和能源管道项目等。实际上这些投资项目被叫停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些国家资金实力薄弱，早期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背负了大量外债，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成员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国际贷款政策来左右这些国家的投资决策。
2.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分布不均衡。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一带一路”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都偏低，大部分都处于一般便利化和不便利水平。同时，沿线国家的便利化水平差异相对很大，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最高，南亚地区和蒙古、俄罗斯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较大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劳动标准不统一和金融市场融资困难等，都会大幅增加双边开展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的成本。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便利化水平较高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强，能有效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开展，但是很难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其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低下，两者便利化水平不均衡，形成了断层，从而很难实现“以点带面”的经济增长模式。
3.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层次和投资侧重点不同。“一带一路”参与国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业化进程又有较大差异，因此沿线国家对海外投资的接受和利用程度也各不相同。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制度较为完善，市场中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对金融业、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投资需求较高，也更贴合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因此这类相对发达的国家投资回报率较高，越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从而进一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也加大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此外，处于工业化早中期的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经济结构也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的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较多;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经常面临人均GDP较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创新等问题，过度接受外国资本和对外开放反过来会对其本国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可见我国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做到全面多样高要求，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诉求开展合作。
4. 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开始逐年下滑，整体呈现下降态势，影响波及全球，这势必会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6.7%，明显低于2012年的8.1%。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下降使得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对扩大对外投资的兴趣减弱，风险增大，这是造成近年来直接投资流量呈低迷态势的主要原因，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全球直接投资的长期前景。此外，“一带一路”主要致力于建设沿线国家的基础配套设施，而这类项目合作时间长，融资困难大，对资金需求较大，而相关国家较为滞后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又加剧了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
四、 政策建议
1. 扩大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两者联动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较大的贸易和投资互补空间，我国应利用技术、资金和产业等优势积极与沿线国家实现生产要素和市场对接，因此鼓励企业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并加大对其的直接投资力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当前，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出口贸易发展潜力，国家应鼓励普惠金融、信息通信、绿色医疗、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企业积极“走出去”，同时企业应该加快转型升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多边贸易合作，努力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我国政府应引导企业在沿线国家高铁、航天、建材、水力发电、互联网信息服务等薄弱行业进行投资，充分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要针对东道国的行业发展现状制定对外投资方案，同时促进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发展，避免出现投资方向过于集中和单一等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正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扩大企业的技术型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与贸易融合发展。 2. 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的差异性，选择性地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覆盖众多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配套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联系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时必须要结合东道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区域特点，围绕东道国的优势领域展开投资合作。例如在资源禀赋方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石油、煤炭、铁、锰、铬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能源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对于缓解中国的生产资源压力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建了多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增加了能源进口渠道，有效缓解了国内能源供求矛盾。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要注意均衡适度，尤其是对中亚及西北亚等周边国家的投资，要避免出现企业投资区域扎堆的情况，这会导致中国跨国投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資收益，不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3. 加强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家间的贸易发生会受到通关效率的直接影响，为了实现有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的融合发展，必须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跨境交通运输设施，尤其是建设公路和铁路的专列运输线路。公路和铁路是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运输的重要途径，是区域经贸往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构建进出口贸易的物流网络和流通渠道从而保证国家之间更好更快地进行商品贸易，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从而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加，贸易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最终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利益的整体性发展。
4. 提升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实施了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政策，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整体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此外，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沿线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和贸易分别设置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总体上存在较多贸易和投资障碍。为了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与贸易的融合发展，降低贸易成本，我国政府应与沿线国家的政府和商贸机构等加强合作与交流，健全双、多边贸易合作机制，降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尤其要提高海关的通关便利程度，简化通关手续，优化通关环境，这对一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有重大意义。新加坡正是因为在发展早期就改善了海关通关流程和手续才有力的促进了其贸易和经济发展。
5. 重视和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尤其是信用风险，根据穆迪评估报告，多数沿线国家的信用状况相对较弱，其中42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穆迪评级范围内，这意味着潜在执行风险较高。因此企业和投资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慎重投资，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做到投资安全与利益并重。我国相关金融机构要跟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审查业务，保障我国跨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利益。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应该建立特定的金融监管组织，从宏观层面进行审慎监管，维持区域投资合作的安全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朱明侠，左思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J].理论探讨，2019，（1）：103-108.
[2] 李晓钟，徐慧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8，（10）：4-9.
[3] 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4] 孙茜茜.“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18.
[5] 崔启东.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8.
[6] 张伟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融合发展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2018.
[7] 徐赟.我国在“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2018，（2）：117-129.
[8] 郑周胜.“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18，（1）：107-119.
作者简介：王悦（1994-），女，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
收稿日期：2019-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