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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9日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浙江财经大学承办、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产业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会”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七届年会在浙江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求是理论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等新闻出版单位近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共收到应征论文120多篇，入会交流论文77篇。论坛设“经济新常态：一般理论探讨”“增长动力转换”“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关系与城镇化”“提升制度质量”和“基本理论研究与争鸣”六个专题，与会专家围绕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经济新常态：一般理论探讨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由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围绕经济新常态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对“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总目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有三大总目标：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四个特征：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与海洋的战略意义相适应。着力实施的战略是企业“走出去”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
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卢新波教授基于“危机假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停滞与重新启动进行深入分析，他将整个改革进程概括为改革拖延、危机冲击与改革突破的循环推进，认为非市场化改革手段带来的财政压力缓解是近十余年改革停滞的可能原因，但对危机的感知日益强烈。新一轮改革仍将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同时面临着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双向互动机制的缺失等风险因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教授和博士生郭晗认为，新常态是合乎我国当前阶段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律而出现的必然状态和特征，是从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转换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要在速度换挡过程中构建起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模式，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关键在于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重塑、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体制创新等，实现的路径在于改革。
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和刘洋博士认为，“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也存在问题和缺陷，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 “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178个经济体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发现，随着人均GDP从低到高，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逐渐收窄，他认为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基数无关，不应该用经济基数解释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忽视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枫副教授基于技术进步讨论了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实现赶超过程中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回落的内在机制，在较为完整的技术进步视角下对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给出了理论解释，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性原因是以模仿为主推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发优势逐步消失，并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
天津财经大学谭庆刚副教授在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框架中分析了公平促进效率的作用机制，考察了公平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和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发挥公平的作用，强调公平在当前改革中的核心位置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博士生张志敏和何爱平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创新驱动、优化结构和完善制度等丰富的思想，对我国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坚持生态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结构调整，优化制度安排，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在持久动力，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江苏省委党校周明生教授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若干重要关系，包括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关系、下台阶与上台阶的关系、中高速与中高端的关系、新的稳态与革新求变的关系以及适应新常态与引领新常态的关系，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关系，方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长江大学韦鸿教授和研究生陈凡认为现有研究集中在“新常态”语境、科学内涵、状态变化上，而对“新常态”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内涵分析不够，概念模糊性大，依此制定的政策也容易出现偏差。他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新常态”的经济内涵、经济规律、经济困境、制度变迁等问题。
内蒙古财经大学陈玉和副教授对新常态的研究现状作了述评，认为“新常态”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前世今生的嬗变，来系统而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是国家稳定的经济基础。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有坚实的增长动力。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长期的大量投资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和经济风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转换，本届论坛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教授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活动领域的分界线，认为如果按照经济学的纯粹逻辑，即如果仅仅以盈利作为效率的标准，二者之间存在自然分界线。而按照这种分界线，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非常有限，如美国模式。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就不存在这种自然分界线，一切都依赖于具体的国情而定。二者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唯是纯经济学的因素。现实远比理论逻辑复杂。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靳涛教授从一般生产要素、结构和体制三个层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他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时间序列划分时间段，运用Prais Winsten AR（1）和最小二乘法（OLS）分别进行回归，以解释各个时间段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重点分析了各阶段人均GDP、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提出政策建议。
武汉大学程承坪教授和研究生张蒂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至少表现在八个方面：城镇化的巨大经济拉动效应、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具有广阔的空间、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巨大的“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存、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对外投资空间巨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巨大农业生产潜力。另外，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科教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区域经济等改革，以及简政放权和法治化等，都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甘肃省委党校宋圭武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有三重动力：第一重动力是要素动力，它是表层的，具有短期作用；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它是深层的，具有中期作用；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是最深层的动力，具有持久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但它们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动耦合。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宋建在对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进行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从中产阶层的职业、教育、住房等社会学特征以及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对比等角度，给出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应该稳定雇员化就业并促进自雇化就业，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到12年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薪收入，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减少居住隔离以加强各阶层之间的消费联系，降低交通通信消费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成本，大力发展服装业，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消费水平升级。
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孙豪、叶胥在分析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基础上，设计了测量消费主导型大国经济的指标体系，并依据2011年的数据测度了GDP排名世界前18位国家的消费主导型程度。他们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驱动，选择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消费主导型程度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趋于消费主导型；中国还不是消费主导型大国，尚处于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阶段，但中国具备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条件，应积极促进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增长转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郭正模研究员认为，“新常态”阶段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老龄化“人口陷阱”。老龄化“人口陷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系列效应，尤其会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人均收入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老龄化“人口陷阱”，应加强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按照消费需求变化趋势发展社会化、市场化的新兴老龄产业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
南开大学周云波教授利用sharply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外资引入对我国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特别是以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为主外资引入具有较高的技术溢出水平，对工资间不平等具有明显缩小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应注重对外资流入方向和质量的引导，充分利用引进技术目录及推进相关的鼓励政策，引导外资的流向，必要时政府应收紧外资项目的审批权以控制外资质量，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对缩小我国的工资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和研究生付浪利用1996—2012年CEPII-BACI数据库HS6分位产品层面上的数据分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间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要大于最终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相关引力变量和表征全球价值链的变量都对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出口贸易中应该注重提高中间品的份额，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同时，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
浙江财经大学项后军教授考察了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以及不同行业的依市定价（PTM）行为。发现：汇改后的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并不明显，国内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中逐步消化汇率升值；而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只能通过调整成本加成的形式靠自身将汇率变动吸收掉，仅有小部分行业能将汇率变化的50%以上传递出去，因此，汇率升值的大部分影响是由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来承担和消化掉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谈俊博士认为，“新常态”下，基于周期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外部环境特征，我国出口领域将面临来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国家货币相对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等方面的挑战，需要从提振内需、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强对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河南科技大学杨玉华教授的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期，要素贡献率高达80.87%，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要素贡献率逐步降低，年均59.80%，TFP上升至年均40.20%，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时期。对增长动力机制的分解表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红峰博士后在新增长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在区域性资源节约与环境要素约束下，企业自主创新的经济支付意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七大区划所有企业的要素突破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价值。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书耀副教授认为，面临经济新常态，需要改革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中央政府的激励目标要更多关注财富增长、生产能力和福利的提高；需要创造有利于市场功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在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中促进合作剩余的实现；需要依靠政府自身改革，建设适应市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从而利用市场机制挖掘市场潜力，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南开大学卜振兴博士梳理了有关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传统货币政策目标外，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目标越来越受到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过后，是否需要保留非常规货币工具存在很多争议；为应对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新变化，重新设计机构和加强政策协调至关重要。
三、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会专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了多侧面的讨论。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姝兴博士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制定在新世纪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规划区域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规划目标功能强化和更加多样化，区域经济政策也更加注重地区特色优势。同时，区域规划存在着政策碎片化、普惠化、非动力化等问题。未来区域规划要联系国家总体规划，不仅要有区域的个性化，更要注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把握好战略性、大局性；注重区域协调机制化，强化各规划间的有效衔接；区域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相互配套，依靠区域自身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方茜研究员认为，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特征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与之相适应的是经济中心从规模经济向品种经济转型。意向经济可以消除信息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是新常态下的新经济增长点。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韩鹏教授以我国产业集群处在集群规模化阶段的现状为切入点，以内蒙古自治区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产业集群为实例，探究产业集群规模扩大对循环经济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产业集群规模影响资源集聚，也深刻影响着专业化分工以及资源集约利用，产业集群是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的有效载体。但随着集群内部企业彼此关系的日趋紧密，集群内部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竞争性，同时也失去集群高速发展的动力。因此，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利用量的增加，需要对集群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
扬州大学谭洪波副教授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同时发现，中国的FDI以及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为赚取工业偏向型要素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扭曲租”。这些研究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相对滞后现象给出了解释。
清华大学研究生张梦圆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并且带动了就业规模的扩大，但我国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并没有某些指标所显示的那样乐观，并且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不能把经济增速的减缓简单地视为升级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动力的必经阵痛期，就业规模扩大和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也未必是乐观的因素。
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傅利福在构建金融自由化指数和Lerner指数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探讨银行业集中和竞争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业开放程度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存在一个有利于竞争的适度规模。当金融自由化水平超过临界值时，通过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来促进竞争的效应就不复存在或很弱。政策含义是：相对集中的银行业产业组织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竞争，不应盲目新建过多中小银行，重点在于将现有中小银行做大做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石莹认为，内在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着力点。通过纵向比较分析发现，制度保障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完善资源环境市场与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独立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通过扶持民间绿色环保组织与健全环境破坏举报制度发挥民间力量与监督作用；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扭转污染环境的传统习俗与迷信行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南京大学李强博士利用我国1992-2012年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成为我国制造业出口新的比较优势。他认为，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从不同行业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特征的协同作用体现出行业的异质性；从出口地区来看，当我国对于贸易对象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对占优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江永基利用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构建一个基于比较利益相等原则的三部门分工交换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对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进行数值模拟，力图捕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配置的大体趋势。他认为，比较利益相等原则较适合于阐释像中国这样生产部门产能对劳动力具有制度性约束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和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张琼妮博士认为，我国在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进一步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应提高产业政策体系的整体合力，形成导向机制，以有利于优先发展主导产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和产业集群突破生命周期拐点。 上海商学院张期陈副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志明教授认为，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卖难买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需要实现三个平衡：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平衡，政府引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平衡，供应者个体经济利益与群体经济利益的平衡。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产品集散和信息服务功能对实现上述三个平衡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李国政副教授认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重大的战略理念，民航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从市场需求、行业特征、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民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势与机遇，剖析了民航业的发展不足和面临的挑战，如整体运输实力和市场偏小以及高铁冲击等，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民航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提高西部地区民航业的整体发展程度。
四、城乡关系与城镇化
城乡关系的调整是重大的结构调整，城镇化会提供新的增长源泉和动力，与会代表围绕城乡关系和城镇化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从土地制度入手分析城乡关系和城镇化，他认为现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过于保守，不具备足够的推广价值，应当加大依法改革的力度。“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改革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土地制度的依法改革应当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改革，要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针对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发展的激烈争论，他指出有学者否定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和资本下乡等，是值得商榷的，不利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副教授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其内在的利益关系调整。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土地产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和国家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及利益博弈特点，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治理结构，形成正向的经济激励并实现多方利益结构的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需求。
盐城师范学院贾后明教授认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仅要确定农村土地现有分布、占有和经营情况，还要对今后农村土地配置所需要的承包、经营、流转、转让和收益等权利进行界定，消除阻碍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制度因素，促进农村土地从模糊产权向清晰产权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熊柴博士后认为，在政府对城镇用地的严格控制下，房价高昂，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也不利于耕地保护。耕地面积的减少不能归咎于正常状态下的城市化，而是现有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畸形”城市化模式造成的。从节约耕地的角度讲，我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重点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县城和建制镇，特别是发展300万乃至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认为，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必须与农地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农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工具，现代农业发展是其根本目标。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环境。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农地制度变迁规范约束下的土地流转。
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博士分析了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状况和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模式，对17个地市征地补偿标准与安置模式进行比较，运用SPSS软件构建了聚类分析模型。她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用途被变更，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失地保障日益重要，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保障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西北大学吴丰华博士构建了评价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2012年城乡社会一体化指数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中等水平阵营”已经形成，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与东北水平较高，中、西部水平较低的状态，应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提升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水平。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张磊讲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尤其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较大，除了居住之外城乡居民各类消费差距都比较大。近1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阶段性新态势，表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可能性较大，调整相关政策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段学慧教授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病”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她对“农村病”概念、表现、原因和对策以及“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要从系统和动态视角来研究“农村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乔俊峰教授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而财政体制异化效应是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在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均等配置的体制原因。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地方政府能力——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成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深层原因。因此，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突破口是完善现行财政体制，使之适应人口流动的要求。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王俊通过总结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在保持一定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以产业基础的重构带动城镇化模式的再造，新型城镇化要以城镇功能差异化和互补化为特征，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匹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杜兴洋副教授和研究生裴云鹤借鉴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户籍政策变迁，认为政策社群的权力转移、府际网络政策权威性渐长、议题网络参与水平有限和各政策网络间的关系变化决定户籍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各主体之间因资源、地位、影响力等差异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政策互动，实际上主导了户籍政策变迁的过程。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和研究生汪阳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面临培育对象选择和来源短缺难题。为了顺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以民为本，加大对培育主体的资金投入和围绕农民要求增加收入的诉求制定政策，以此为基础积极拓展新型职业农民来源，为大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大学张庆副教授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应对策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约束，这些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难度，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
五、提升制度质量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作为基础和支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与会代表围绕制度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交流。
南开大学景维民教授认为，为了适应新常态，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要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转变，最终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过渡介入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当前，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中国需要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社会”这样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浙江财经大学周冰教授分析了民主政治形成的条件，认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并不是流行观念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教育和文化程度，而是产权、价值观和社会自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研究员认为，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成为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准则。因此，应压缩政府支配的资源量，使其保持在政府履行应尽职能的水平上，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尽可能大的空间；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权利和行为严格限制在法治范围内；重塑政府间关系，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将居民的感受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政府的规划、支出和监管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武汉大学邹薇教授考察了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上回答土地财政是否是“饮鸩止渴”。实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进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指标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动态效应和“门限效应”；“以地生财”效应即使短期内能够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产生推动作用，但却抑制了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
浙江财经大学文雁兵博士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演变，将“资源诅咒”拓展为中国语境下的“被资源诅咒”和“资源诅咒效应”，给出了自然资源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影响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逻辑链条。他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地区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自然资源能够诱致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攫取行为。
安徽工业大学伍开群副教授认为，资源市场上，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交织，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用行政手段压低资源、环境价格，导致企业低估成本。因此，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根源于资源、环境的市场扭曲。完善资源性市场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可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健副研究员分析了在没有制度改善情况下技术模仿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模仿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模仿在带来快速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同时，也为某些部门带来丰厚收益，并作为寻求既得利益的部门垄断之用。模仿需要依靠专门人才，有限的人才会因为收入差异而固化在既有垄断部门中，因此，模仿在带来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就会因人才耗尽在既有部门而失去作用。
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创新论和协同论等理论分析发现，研发投入是创新和经营绩效改善的重要特征和前提条件。因此，需要对高管进行创新激励，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同时健全市场体制，确保高管创新激励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和政策因子协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认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究竟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控股，不能采用旧常态下的所有制标准，而只能是生产力标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由市场决定，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国有资本控股。无论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人资本控股，都既有利于公有资本，也有利于私人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
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认为，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研究，不仅要有量的界定，更要有质的分析，要从量变质变对立统一的角度，研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过程。要科学确定和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的数量界限及其量变过程中的“度”，关注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量互变、循环发展的运动过程，量变过程中的部分或阶段性质变，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关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两种相反发展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
江苏省委党校孔陆泉教授和张正云剖析了利益分配扭曲的根源，认为在按劳分配领域，忽视了生产条件分配的先天不平等对公平原则的侵蚀；在按要素分配领域，忽视了政府对要素占有起点公平的强力调节和对劳动者利益的特别保护；在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忽视了直接或间接地为全社会成员谋利益；在商品交换领域，忽视了自觉遵循价值规律和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由此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要逐步消除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社会总产品分配和商品交换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韩海燕博士认为，在我国转轨经济中，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及资源市场都是不完善的。而生产要素市场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造成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因此，应加快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使市场在要素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湖北大学徐俊武副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易祥瑞运用联立方程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支出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真实传导机制，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增加现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会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政策意义是，运用公共教育支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童鑫认为，制度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前提，高质量制度的支撑能有效推进和实现以“经济增长”“机会均等”“权利平等”与“成果共享”为内涵的包容性增长。基于Cobb-Douglas函数，他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内在机理，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
江西财经大学周海欧副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葛楠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影响国民幸福感的机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民幸福感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是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而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的各项改革中，民主政治建设、反腐败、社会稳定和依法治国等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符合我国公众的根本利益，也是近期加大反腐力度、推进法治建设等举措深受人民支持的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鲁照旺教授分析了政治制度对社会福利和政府债务的影响，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制度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更能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债务危机。
厦门大学黄冠副教授采用亨廷顿（Huntington）对现代国家的定义，依托交易成本理论，以罗尔斯（Rawls）主义的基本假设和洛克（Locke）及卢梭（Rousseau）的政治理念假说为逻辑起点，通过检验技术变革引起的交易成本降低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来推演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引起民主化”的荒谬，并对我国在新的信息技术影响下可能需要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六、基本理论研究与争鸣
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专家就当前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郭冠清副研究员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以文献学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文本考察，试图真实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形成过程，对“苏联范式”误读的核心原理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俄文版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随意剪辑与组合，使得这部唯一系统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变得面目全非，以致被日本学者广松涉斥责为“伪书”，而斯大林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法典化的表述，更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向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的误区之中。
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副教授分析经济学中劳动分工思想的历史脉络，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的最早阐释，再论晚期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代发展，对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概略阐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西广教授认为，劳动的强制指挥权是资本的另一种内涵，也是资本家常态榨取的逻辑依据。他们认为，资本内涵扩展与榨取逻辑理论的完善为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榨取主体及常态榨取方式演变提供理论支撑，对提升经典作家的剥削理论、阶级关系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及规制常态剥削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雪娟副研究员以2015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研讨为背景，分析了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和相关争论，认为皮克蒂在试图重回马克思传统的同时，继承了库兹涅茨对分配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重大缺失，指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能自发消解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她认为，该书对我国有启示意义，那就是，政治干预对于消解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教育投资是降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应宜逊教授认为对于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不能教条式的供奉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两条，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要反对以发展劳动价值论为名，否定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潮。
江西财经大学袁庆明教授对包含制度与交易费用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缩小消费者选择集的制度、消费支出中的公有产权和过高的交易费用等都会使消费者难以通过交易达到较高效用的商品组合，从而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弱化，进而损害经济效率。因此，提高消费效率需要减少消费上的制度限制、清晰公款消费支出的产权和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降低交易费用。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一、经济新常态：一般理论探讨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由此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围绕经济新常态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对“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总目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有三大总目标：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四个特征：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与海洋的战略意义相适应。着力实施的战略是企业“走出去”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
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卢新波教授基于“危机假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停滞与重新启动进行深入分析，他将整个改革进程概括为改革拖延、危机冲击与改革突破的循环推进，认为非市场化改革手段带来的财政压力缓解是近十余年改革停滞的可能原因，但对危机的感知日益强烈。新一轮改革仍将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同时面临着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双向互动机制的缺失等风险因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教授和博士生郭晗认为，新常态是合乎我国当前阶段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律而出现的必然状态和特征，是从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转换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要在速度换挡过程中构建起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模式，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关键在于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重塑、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体制创新等，实现的路径在于改革。
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和刘洋博士认为，“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也存在问题和缺陷，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 “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178个经济体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发现，随着人均GDP从低到高，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逐渐收窄，他认为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基数无关，不应该用经济基数解释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忽视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枫副教授基于技术进步讨论了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实现赶超过程中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回落的内在机制，在较为完整的技术进步视角下对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给出了理论解释，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性原因是以模仿为主推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发优势逐步消失，并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
天津财经大学谭庆刚副教授在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框架中分析了公平促进效率的作用机制，考察了公平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和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发挥公平的作用，强调公平在当前改革中的核心位置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博士生张志敏和何爱平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创新驱动、优化结构和完善制度等丰富的思想，对我国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坚持生态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结构调整，优化制度安排，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在持久动力，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江苏省委党校周明生教授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若干重要关系，包括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关系、下台阶与上台阶的关系、中高速与中高端的关系、新的稳态与革新求变的关系以及适应新常态与引领新常态的关系，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关系，方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长江大学韦鸿教授和研究生陈凡认为现有研究集中在“新常态”语境、科学内涵、状态变化上，而对“新常态”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内涵分析不够，概念模糊性大，依此制定的政策也容易出现偏差。他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新常态”的经济内涵、经济规律、经济困境、制度变迁等问题。
内蒙古财经大学陈玉和副教授对新常态的研究现状作了述评，认为“新常态”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前世今生的嬗变，来系统而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是国家稳定的经济基础。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有坚实的增长动力。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长期的大量投资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和经济风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转换，本届论坛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教授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活动领域的分界线，认为如果按照经济学的纯粹逻辑，即如果仅仅以盈利作为效率的标准，二者之间存在自然分界线。而按照这种分界线，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非常有限，如美国模式。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就不存在这种自然分界线，一切都依赖于具体的国情而定。二者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唯是纯经济学的因素。现实远比理论逻辑复杂。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靳涛教授从一般生产要素、结构和体制三个层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他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时间序列划分时间段，运用Prais Winsten AR（1）和最小二乘法（OLS）分别进行回归，以解释各个时间段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重点分析了各阶段人均GDP、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提出政策建议。
武汉大学程承坪教授和研究生张蒂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至少表现在八个方面：城镇化的巨大经济拉动效应、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具有广阔的空间、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巨大的“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存、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对外投资空间巨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巨大农业生产潜力。另外，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科教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区域经济等改革，以及简政放权和法治化等，都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甘肃省委党校宋圭武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有三重动力：第一重动力是要素动力，它是表层的，具有短期作用；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它是深层的，具有中期作用；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是最深层的动力，具有持久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但它们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动耦合。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宋建在对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进行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从中产阶层的职业、教育、住房等社会学特征以及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对比等角度，给出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他们认为，应该稳定雇员化就业并促进自雇化就业，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到12年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薪收入，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减少居住隔离以加强各阶层之间的消费联系，降低交通通信消费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成本，大力发展服装业，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消费水平升级。
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孙豪、叶胥在分析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基础上，设计了测量消费主导型大国经济的指标体系，并依据2011年的数据测度了GDP排名世界前18位国家的消费主导型程度。他们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驱动，选择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消费主导型程度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最终趋于消费主导型；中国还不是消费主导型大国，尚处于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阶段，但中国具备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条件，应积极促进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增长转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郭正模研究员认为，“新常态”阶段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老龄化“人口陷阱”。老龄化“人口陷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系列效应，尤其会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人均收入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老龄化“人口陷阱”，应加强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按照消费需求变化趋势发展社会化、市场化的新兴老龄产业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
南开大学周云波教授利用sharply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外资引入对我国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特别是以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为主外资引入具有较高的技术溢出水平，对工资间不平等具有明显缩小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应注重对外资流入方向和质量的引导，充分利用引进技术目录及推进相关的鼓励政策，引导外资的流向，必要时政府应收紧外资项目的审批权以控制外资质量，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对缩小我国的工资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和研究生付浪利用1996—2012年CEPII-BACI数据库HS6分位产品层面上的数据分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中间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要大于最终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相关引力变量和表征全球价值链的变量都对出口产品的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出口贸易中应该注重提高中间品的份额，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同时，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价值链向上攀升。
浙江财经大学项后军教授考察了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以及不同行业的依市定价（PTM）行为。发现：汇改后的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并不明显，国内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中逐步消化汇率升值；而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只能通过调整成本加成的形式靠自身将汇率变动吸收掉，仅有小部分行业能将汇率变化的50%以上传递出去，因此，汇率升值的大部分影响是由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来承担和消化掉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谈俊博士认为，“新常态”下，基于周期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外部环境特征，我国出口领域将面临来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国家货币相对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等方面的挑战，需要从提振内需、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强对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河南科技大学杨玉华教授的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期，要素贡献率高达80.87%，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要素贡献率逐步降低，年均59.80%，TFP上升至年均40.20%，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时期。对增长动力机制的分解表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红峰博士后在新增长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在区域性资源节约与环境要素约束下，企业自主创新的经济支付意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七大区划所有企业的要素突破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价值。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书耀副教授认为，面临经济新常态，需要改革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中央政府的激励目标要更多关注财富增长、生产能力和福利的提高；需要创造有利于市场功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在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中促进合作剩余的实现；需要依靠政府自身改革，建设适应市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从而利用市场机制挖掘市场潜力，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南开大学卜振兴博士梳理了有关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传统货币政策目标外，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目标越来越受到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过后，是否需要保留非常规货币工具存在很多争议；为应对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新变化，重新设计机构和加强政策协调至关重要。
三、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会专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了多侧面的讨论。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姝兴博士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制定在新世纪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规划区域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规划目标功能强化和更加多样化，区域经济政策也更加注重地区特色优势。同时，区域规划存在着政策碎片化、普惠化、非动力化等问题。未来区域规划要联系国家总体规划，不仅要有区域的个性化，更要注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把握好战略性、大局性；注重区域协调机制化，强化各规划间的有效衔接；区域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相互配套，依靠区域自身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方茜研究员认为，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特征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与之相适应的是经济中心从规模经济向品种经济转型。意向经济可以消除信息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是新常态下的新经济增长点。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韩鹏教授以我国产业集群处在集群规模化阶段的现状为切入点，以内蒙古自治区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产业集群为实例，探究产业集群规模扩大对循环经济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产业集群规模影响资源集聚，也深刻影响着专业化分工以及资源集约利用，产业集群是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的有效载体。但随着集群内部企业彼此关系的日趋紧密，集群内部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竞争性，同时也失去集群高速发展的动力。因此，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利用量的增加，需要对集群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
扬州大学谭洪波副教授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同时发现，中国的FDI以及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为赚取工业偏向型要素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扭曲租”。这些研究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相对滞后现象给出了解释。
清华大学研究生张梦圆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并且带动了就业规模的扩大，但我国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并没有某些指标所显示的那样乐观，并且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不能把经济增速的减缓简单地视为升级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动力的必经阵痛期，就业规模扩大和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也未必是乐观的因素。
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傅利福在构建金融自由化指数和Lerner指数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探讨银行业集中和竞争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业开放程度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存在一个有利于竞争的适度规模。当金融自由化水平超过临界值时，通过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来促进竞争的效应就不复存在或很弱。政策含义是：相对集中的银行业产业组织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竞争，不应盲目新建过多中小银行，重点在于将现有中小银行做大做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石莹认为，内在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着力点。通过纵向比较分析发现，制度保障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完善资源环境市场与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独立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通过扶持民间绿色环保组织与健全环境破坏举报制度发挥民间力量与监督作用；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扭转污染环境的传统习俗与迷信行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南京大学李强博士利用我国1992-2012年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成为我国制造业出口新的比较优势。他认为，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从不同行业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特征的协同作用体现出行业的异质性；从出口地区来看，当我国对于贸易对象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对占优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江永基利用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构建一个基于比较利益相等原则的三部门分工交换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对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进行数值模拟，力图捕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配置的大体趋势。他认为，比较利益相等原则较适合于阐释像中国这样生产部门产能对劳动力具有制度性约束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和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张琼妮博士认为，我国在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进一步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应提高产业政策体系的整体合力，形成导向机制，以有利于优先发展主导产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和产业集群突破生命周期拐点。 上海商学院张期陈副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志明教授认为，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卖难买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需要实现三个平衡：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平衡，政府引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平衡，供应者个体经济利益与群体经济利益的平衡。发挥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产品集散和信息服务功能对实现上述三个平衡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李国政副教授认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重大的战略理念，民航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从市场需求、行业特征、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民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势与机遇，剖析了民航业的发展不足和面临的挑战，如整体运输实力和市场偏小以及高铁冲击等，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民航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提高西部地区民航业的整体发展程度。
四、城乡关系与城镇化
城乡关系的调整是重大的结构调整，城镇化会提供新的增长源泉和动力，与会代表围绕城乡关系和城镇化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从土地制度入手分析城乡关系和城镇化，他认为现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过于保守，不具备足够的推广价值，应当加大依法改革的力度。“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改革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土地制度的依法改革应当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改革，要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针对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发展的激烈争论，他指出有学者否定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和资本下乡等，是值得商榷的，不利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副教授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其内在的利益关系调整。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土地产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和国家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及利益博弈特点，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治理结构，形成正向的经济激励并实现多方利益结构的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需求。
盐城师范学院贾后明教授认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仅要确定农村土地现有分布、占有和经营情况，还要对今后农村土地配置所需要的承包、经营、流转、转让和收益等权利进行界定，消除阻碍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制度因素，促进农村土地从模糊产权向清晰产权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熊柴博士后认为，在政府对城镇用地的严格控制下，房价高昂，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也不利于耕地保护。耕地面积的减少不能归咎于正常状态下的城市化，而是现有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畸形”城市化模式造成的。从节约耕地的角度讲，我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重点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县城和建制镇，特别是发展300万乃至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认为，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必须与农地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农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工具，现代农业发展是其根本目标。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环境。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农地制度变迁规范约束下的土地流转。
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博士分析了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状况和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模式，对17个地市征地补偿标准与安置模式进行比较，运用SPSS软件构建了聚类分析模型。她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用途被变更，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失地保障日益重要，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保障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西北大学吴丰华博士构建了评价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2012年城乡社会一体化指数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中等水平阵营”已经形成，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与东北水平较高，中、西部水平较低的状态，应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提升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水平。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张磊讲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尤其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较大，除了居住之外城乡居民各类消费差距都比较大。近1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阶段性新态势，表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可能性较大，调整相关政策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段学慧教授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病”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她对“农村病”概念、表现、原因和对策以及“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要从系统和动态视角来研究“农村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乔俊峰教授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而财政体制异化效应是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在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均等配置的体制原因。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地方政府能力——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成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深层原因。因此，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突破口是完善现行财政体制，使之适应人口流动的要求。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王俊通过总结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在保持一定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以产业基础的重构带动城镇化模式的再造，新型城镇化要以城镇功能差异化和互补化为特征，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匹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杜兴洋副教授和研究生裴云鹤借鉴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户籍政策变迁，认为政策社群的权力转移、府际网络政策权威性渐长、议题网络参与水平有限和各政策网络间的关系变化决定户籍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各主体之间因资源、地位、影响力等差异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政策互动，实际上主导了户籍政策变迁的过程。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和研究生汪阳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面临培育对象选择和来源短缺难题。为了顺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以民为本，加大对培育主体的资金投入和围绕农民要求增加收入的诉求制定政策，以此为基础积极拓展新型职业农民来源，为大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有力支撑。
黑龙江大学张庆副教授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应对策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约束，这些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难度，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
五、提升制度质量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作为基础和支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与会代表围绕制度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交流。
南开大学景维民教授认为，为了适应新常态，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要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转变，最终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过渡介入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当前，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中国需要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社会”这样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浙江财经大学周冰教授分析了民主政治形成的条件，认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并不是流行观念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教育和文化程度，而是产权、价值观和社会自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研究员认为，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成为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准则。因此，应压缩政府支配的资源量，使其保持在政府履行应尽职能的水平上，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尽可能大的空间；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权利和行为严格限制在法治范围内；重塑政府间关系，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将居民的感受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政府的规划、支出和监管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武汉大学邹薇教授考察了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上回答土地财政是否是“饮鸩止渴”。实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进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指标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动态效应和“门限效应”；“以地生财”效应即使短期内能够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产生推动作用，但却抑制了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
浙江财经大学文雁兵博士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演变，将“资源诅咒”拓展为中国语境下的“被资源诅咒”和“资源诅咒效应”，给出了自然资源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影响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逻辑链条。他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地区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自然资源能够诱致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攫取行为。
安徽工业大学伍开群副教授认为，资源市场上，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交织，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用行政手段压低资源、环境价格，导致企业低估成本。因此，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根源于资源、环境的市场扭曲。完善资源性市场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可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健副研究员分析了在没有制度改善情况下技术模仿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模仿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模仿在带来快速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同时，也为某些部门带来丰厚收益，并作为寻求既得利益的部门垄断之用。模仿需要依靠专门人才，有限的人才会因为收入差异而固化在既有垄断部门中，因此，模仿在带来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就会因人才耗尽在既有部门而失去作用。
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创新论和协同论等理论分析发现，研发投入是创新和经营绩效改善的重要特征和前提条件。因此，需要对高管进行创新激励，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同时健全市场体制，确保高管创新激励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和政策因子协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认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究竟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控股，不能采用旧常态下的所有制标准，而只能是生产力标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由市场决定，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国有资本控股。无论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人资本控股，都既有利于公有资本，也有利于私人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
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认为，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研究，不仅要有量的界定，更要有质的分析，要从量变质变对立统一的角度，研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过程。要科学确定和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的数量界限及其量变过程中的“度”，关注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质量互变、循环发展的运动过程，量变过程中的部分或阶段性质变，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关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两种相反发展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
江苏省委党校孔陆泉教授和张正云剖析了利益分配扭曲的根源，认为在按劳分配领域，忽视了生产条件分配的先天不平等对公平原则的侵蚀；在按要素分配领域，忽视了政府对要素占有起点公平的强力调节和对劳动者利益的特别保护；在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忽视了直接或间接地为全社会成员谋利益；在商品交换领域，忽视了自觉遵循价值规律和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由此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要逐步消除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社会总产品分配和商品交换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韩海燕博士认为，在我国转轨经济中，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及资源市场都是不完善的。而生产要素市场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造成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因此，应加快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使市场在要素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湖北大学徐俊武副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易祥瑞运用联立方程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支出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真实传导机制，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增加现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会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政策意义是，运用公共教育支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童鑫认为，制度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前提，高质量制度的支撑能有效推进和实现以“经济增长”“机会均等”“权利平等”与“成果共享”为内涵的包容性增长。基于Cobb-Douglas函数，他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内在机理，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
江西财经大学周海欧副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生葛楠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影响国民幸福感的机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民幸福感有重要的正向影响，是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而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的各项改革中，民主政治建设、反腐败、社会稳定和依法治国等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符合我国公众的根本利益，也是近期加大反腐力度、推进法治建设等举措深受人民支持的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鲁照旺教授分析了政治制度对社会福利和政府债务的影响，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制度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更能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债务危机。
厦门大学黄冠副教授采用亨廷顿（Huntington）对现代国家的定义，依托交易成本理论，以罗尔斯（Rawls）主义的基本假设和洛克（Locke）及卢梭（Rousseau）的政治理念假说为逻辑起点，通过检验技术变革引起的交易成本降低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来推演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引起民主化”的荒谬，并对我国在新的信息技术影响下可能需要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六、基本理论研究与争鸣
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专家就当前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郭冠清副研究员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以文献学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文本考察，试图真实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形成过程，对“苏联范式”误读的核心原理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俄文版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随意剪辑与组合，使得这部唯一系统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变得面目全非，以致被日本学者广松涉斥责为“伪书”，而斯大林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法典化的表述，更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向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的误区之中。
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副教授分析经济学中劳动分工思想的历史脉络，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的最早阐释，再论晚期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代发展，对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概略阐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西广教授认为，劳动的强制指挥权是资本的另一种内涵，也是资本家常态榨取的逻辑依据。他们认为，资本内涵扩展与榨取逻辑理论的完善为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榨取主体及常态榨取方式演变提供理论支撑，对提升经典作家的剥削理论、阶级关系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及规制常态剥削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雪娟副研究员以2015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研讨为背景，分析了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和相关争论，认为皮克蒂在试图重回马克思传统的同时，继承了库兹涅茨对分配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思路，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重大缺失，指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能自发消解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她认为，该书对我国有启示意义，那就是，政治干预对于消解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教育投资是降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应宜逊教授认为对于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不能教条式的供奉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两条，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要反对以发展劳动价值论为名，否定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潮。
江西财经大学袁庆明教授对包含制度与交易费用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缩小消费者选择集的制度、消费支出中的公有产权和过高的交易费用等都会使消费者难以通过交易达到较高效用的商品组合，从而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弱化，进而损害经济效率。因此，提高消费效率需要减少消费上的制度限制、清晰公款消费支出的产权和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降低交易费用。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