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在战火弥漫的曼彻斯特长大成人，意味着我们生长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年代，经济上入不敷出，每天都焦急地盼望着和平的到来，典当铺是许多家庭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家也不例外。
　　可是，在我眼里，我的父母却是这世界上最乐观最达观的父母。他们通过勤劳、自尊和无穷无尽的乐观把我们一家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父亲身强力壮，头脑灵活，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家里房子修修补补和一些粗活他都包下来了，他甚至参加在后街的业余拳击比赛,希望能挣几个钱来养家胡口。母亲则是勤俭持家的好手，她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尽管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乐观，她的5个孩子却总能吃得饱饱的，穿得整整齐齐地去上学。
　　尽管我的衣服熨得裤线笔直，我的皮鞋锃光瓦亮，可是有一样母亲却无能为力，那就是我的衣服并不是学校规定的校服，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大部分的校服。可是我还是缺少一件学校要求的蓝色运动服和帽子上的缎带。由于是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是实行配给制，许多学校都放松了对校服的要求，因为学校也知道我们很难买到衣服。
　　可是，我上的那所女子学校却对校服要求十分严格，明确规定学生必须按规定穿校服来上学。每天早上，全体集合时，我们的副校长都像完成一项任务那样，一定要教训我一番。
　　尽管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达不到学校的要求，而且，我也在努力争取早一天能穿上整套的校服来上学。但是，她每天都把我叫出来，让我站在台子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教导大家不应该随便穿自己的衣服来上学。每次，我都强忍着眼泪，窘迫不安地站在全体同学面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
　　由于没有整套的校服，学校还不允许我参加体操队以及一周一次的我最喜欢的拉丁舞课。我非常希望，如果在这所可怕的学校里，哪怕有一位老师能睁开眼睛看看我，看到我的潜力，看到我能做些什么，而不是总是告诉我这不能做那不能干，那该有多好啊！可是，12岁的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忍受这种惩罚。我知道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妈妈知道，我不能让她来学校为我争辩，我知道她一定会对这些盲目教条的人恨之入骨，这就意味着会有两个人不高兴，会有两个人义愤填膺。如果她再把这一切都告诉父亲，他一定会立即为我而发动一场“战争”。还是我一个人来忍受吧！
　　一次，我们家赢了一家报纸的大奖赛，奖品是免费照一张全家福。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我的脑海里想像着我们会有机会照好莱坞影星那样的明星照，我迫不及待地想与朋友们分享这个消息。可是，我的兴奋持续了不到10分钟，妈妈就对我说我得穿我那件最好的带花边的绿色连衣裙去上学，因为订好照相的时间就在我放学后。她对我在学校的遭遇一无所知，而且，要想逃学的话，除非是我做截肢手术或者是得了淋巴腺鼠疫。
　　那天早晨，在穿上我最喜欢的连衣裙的时候，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心情沉重地慢慢走到了学校，我成了一片蓝色海洋中的猫眼绿。集合时，我没等副校长叫我，就主动地站到了台子上，忍受其他女孩子的嘲笑和副校长的冷眼。我强忍住眼泪，心里无数次地在问为什么这个冷酷无情的老师就不能透过我的衣服和外表，看到在这衣服下面是一个老实听话，渴望参与的女孩呢？
　　第一堂课是我最喜欢的英语课，英语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我自己安慰自己说，至少我还可以坐在教室后面，沉浸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中休养生息，恢复平静。可是，你能想像到我的沮丧，刚开始上课，我的英语老师麦克菲尔小姐就让我坐到第一排，就在她的眼皮下。我慢慢地站起来向前走去，强忍着眼泪。怎么回事？麦克菲尔小姐不会突然跑到敌人的阵营里吧？我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忍住泪水，尽管我每次受惩罚时，我都尽力不把自己的悲伤表现出来,可是这次我的眼泪还是差点掉下来。
　　我在第一排坐了下来，麦克菲尔小姐侧着头把我从头到脚，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她说出了一句我在这个刻薄的环境里听到过的最温暖人心的话：“亲爱的，我宣布你是这所死气沉沉的学校里最亮丽、最可爱的一道风景。遗憾的是，我只有一堂课而不是一整天的时间来欣赏你。”
　　这时，在我那年轻的心中，冰块立即融化了，我抬起了头，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我相信我回报给老师的微笑一定也是她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微笑。我那一整天都沉浸在她那些精心选择的善良的话语里，我的身心感到无比温暖。
　　虽然，英国文学是麦克菲尔小姐的专业，可是在那一天，她给我，或许是给我们全班同学都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那就是，如何去同情别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那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句善解人意的话可以让人受用一生。的确如此，她那些精心选择的话语让我心灵的一部分变得坚强无比。从此，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无法使之削弱。
　　
　　后记：本文作者1956年移民澳大利亚，现年77岁，居住在珀斯。有两个女儿，现年为51岁和46岁，还有一个外孙和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