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欧洲采访过三次羽毛球世锦赛，有关赛事的记忆已非常模糊，倒是对赛场外发生的几起意外至今印象深刻。
　　1999年，我到丹麦的哥本哈根采访苏迪曼杯和世锦赛。对这个童话国度我一直心存向往，从小就对丹麦有着种种不着边际的想象，但仅仅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所看到的美景，就已经让我自叹想象力的匮乏。
　　也许是跟我一样过于沉醉在沿途的美景中，同行一位女记者到了酒店才不幸地发现她的笔记本电脑忘在火车上了！这在当时实在足以让人发狂。
　　根据经验，电脑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那位女记者只能试试运气，英语还勉强能用的我担当“护花使者”，陪她一起登上了开往哥本哈根交通总站的火车。
　　在总站的一间小屋里，我俩惊喜地发现那个熟悉的电脑包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上。一位慈眉善目的丹麦老人听我们说明来意，爽快地把电脑递给了我们，没有半句追问，眼中也没有一丝怀疑。
　　在哥本哈根的那段日子里，我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因此而至今无法理解丹麦为什么会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常会怀疑丹麦人是不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两年后，我随苏迪曼杯和世锦赛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去之前，有朋友提醒我那里的小偷功夫了得，要格外小心。
　　刚开始，我和几位同伴都小心翼翼，但两天下来，感觉西班牙人看起来也像丹麦人一样和善，再加上西班牙的啤酒和美食实在诱人，我开始有些怀疑那位朋友夸大其辞。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天晚上，一帮人干完活出去吃饭，走着走着，来自福建某报社的老同志突然踉跄了一下，一辆摩托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原来，我们遇到了“飞车党”，那位老同志的背包成为他们的抢夺目标。幸好老同志反应足够机敏，死死地抓住包带，“飞贼”没有得手。
　　塞维利亚之行算是有惊无险，五年后在马德里我真实地领略了西班牙小偷的“名不虚传”。
　　一天早上，我到酒店大堂餐厅吃早饭，刚坐下，忽然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急匆匆地冲了出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和其他几名同伴都赶忙跟了出去。只见那位年轻的同行正在猛追前面的两个人，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那两人钻进了一辆守候着的小车，小车迅速起动，绝尘而去。
　　那位年轻的同行无奈地走了回来，神情沮丧。他追的那两个人是小偷，在他离开座位拿食物的那会儿工夫，俩小偷拿走了他放在座位旁的小包。虽然他发现后拔腿就追，但还是晚了一步。
　　马德里的警察倒是行动迅速，在我们报警后没多久就赶到了酒店，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之后，警察给出了令人绝望的答复：这种事在马德里时常发生，基本破不了案，谁赶上了只能自认倒霉。
　　唉，都是在欧洲，差距咋就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