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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全国有七个地区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陈公博、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另外，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此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在中共“一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一结束，包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党的工作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赞词。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的说法。6月，在黄埔的留校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叛乱平定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党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包时年31岁。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均在黄埔工作和学习，都是包的部下和学生。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又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又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还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包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8月“夏斗寅叛变”，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此后他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不久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在黄埔共过事这层关系，担任蒋中正陆海空总司令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任军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并不信任他，他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却没实权，只相当幕僚角色。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他虽然做人口局局长，却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和研究，政绩平平。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可是阴差阳错，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他只能心惊胆颤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他从大陆带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苦果。他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给“恩来兄”发报。周恩来接到他的电报后，将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搬回大陆。包回到大陆后，先后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的闲职。回大陆后，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一直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这一批顶级历史资料倾刻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金。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也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他这一把火将35年前那个“无冕之王”烧得没有了一丝气息，但他在“文革”中却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四人帮”跨台后，他默然辞世。辞世时，没有华丽的悼词，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人为他立纪念碑。
在中共“一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一结束，包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党的工作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赞词。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的说法。6月，在黄埔的留校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叛乱平定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党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包时年31岁。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均在黄埔工作和学习，都是包的部下和学生。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又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又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还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包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8月“夏斗寅叛变”，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此后他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不久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在黄埔共过事这层关系，担任蒋中正陆海空总司令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任军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并不信任他，他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却没实权，只相当幕僚角色。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他虽然做人口局局长，却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和研究，政绩平平。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可是阴差阳错，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他只能心惊胆颤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他从大陆带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苦果。他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给“恩来兄”发报。周恩来接到他的电报后，将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搬回大陆。包回到大陆后，先后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的闲职。回大陆后，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一直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这一批顶级历史资料倾刻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金。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也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他这一把火将35年前那个“无冕之王”烧得没有了一丝气息，但他在“文革”中却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四人帮”跨台后，他默然辞世。辞世时，没有华丽的悼词，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人为他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