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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言”】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时间浏览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此书房最为豪华。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除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版本。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去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闲谈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当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也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以前我兴趣最高时,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都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每次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一定会来的。”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已过世。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记忆里,我第一个见的是黄霑,谈话间并不涉及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是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他最滑稽了,经常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认为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他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杭州人,他的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答曰:“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而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冯其庸先生跟我是好朋友,但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学校演讲时,有些同学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对专业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就不要选择做新闻工作了。”
我问:“您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实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把他们表现出来。”
【小说越改越好】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但是人家的作品我即便觉得不好,也不好去改人家的。鲁迅讲过,一篇文章等成之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如果觉得好一点了,还是放在那里,再等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又会更好一点。”
我问:“您的小说在48岁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我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后要交给印刷厂付印了,印刷工人看不懂这个字,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要不断修改。”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您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费很多钱。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但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作品给了印刷厂,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说:“有人说,您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金庸笑道:“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相比下,还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您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您的小说吗?”“我希望有。”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我又问:“那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拍得不好的我就不看。”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金庸说:“是的。我写剧本时是在左派的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西方的电影、电视我都爱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几乎每天看一部电影,可即便这样,也是看不完的。我是把电影拍摄的手法融入到了小说里。”
【金博士】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的。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要言前人所未言。”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首先,他报的研究选题是有关“最后的罗马兵团”的研究: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他建议我最好另选一个问题。”
金庸只好又报了一个选题:研究武则天。评委们却表示,武则天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中国颇有研究成果的有林语堂,外国也有不少,选题不会有太多新意,建议更换。随后,金庸觉得大理国在唐朝很有地位,自己对此颇感兴趣。“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还送了我一块地,他们表示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想写大理国成立的经过是怎么样的。恰好在这些方面,西方也不大了解。”可考官却说:大理国后来在历史上消失了,此研究课题距现实太远,没有必要为此耗费时间。而且按照藏文的描述,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
金庸回复:我不懂藏文,要深入研究下去恐怕不易。
几个论题都被推翻后,金庸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此前,他对玄武门之变一直存疑,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了他疑之有理——当时太子的东宫与皇帝的宫殿之间有一条直接的通道,而历史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却绕了那么多的弯道,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所以说,这段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金庸说:“我想,唐朝写历史的人,都在李世民控制之下,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的,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当之前几个选题被否定后,评委们认为这个选题很有研究价值,总算通过了。”
金庸的博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题為“初唐皇位继承制度”,得了很高的分数。这篇论文一写就是两年多,这期间,他经常拿着草稿去找导师麦大维讨论,这位导师也70多岁了,所研究的方向是唐代墓志。
金庸的博士论文还涉及了唐史上的一桩悬案——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暴亡。但荣王究竟是怎么死的,正史没有记载,坊间也众说纷纭。正是这个历史空白,让金庸认为大有文章可做。他说:“这中间一定有问题,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麦大维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现在剑桥大学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金庸在剑桥求学时,常常骑单车穿梭校园,“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但坐的士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2010年,金庸终于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86岁。
【未完成的中国通史】
在剑桥大学,金庸除了写论文,还喜欢和教授们探讨学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靠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兄弟民族,让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我接话:“《书剑恩仇录》的民族观念就比较浓一点,到了《鹿鼎记》已经没有太强的民族观念了。”金庸说:“进步了。到了《天龙八部》,我已经很反对这种民族观念了。”
我问:“听说您的小说封笔之后,有人问您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您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金庸说:“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历史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已经过世的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常习惯于用汉族的观点审视问题,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我们往往把西方的观点套到中国头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因素在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認为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先生认为是不对的。”
我说:“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说:“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照着文化来写,这是很复杂的。”
金庸的小说里深含中国历史,而他在小说中的“注”常常写成一篇历史考证的论文。我说:“其实您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金庸说:“像明代末年,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是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了小说里面。”
我问:“您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金庸说:“明代的历史比较容易理解,明代、清代跟现代接近一点。”“您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却写到唐代了。”金庸说:“《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离开我们太远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很辉煌的,但他们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大不一样,这些习俗我都不了解,所以我选择放弃,因为写武侠小说难免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闲读金庸小说时,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天龙八部》中说段誉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吓煞人香”,估计金庸以宋人饮明清茶。据郑培凯《茶道的开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为点茶法,而王稼句《怀土小集》则证碧螺春的流行,约在清初。
【旧日朋友】
在闲谈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现在回望,这些旧日的风流人物多已仙逝。
当我问起:“您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金庸说:“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跟我也很要好,他现居澳洲,生病得厉害,我准备过年时去看望他。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我到北京采访过李君维先生,提及他,金庸说: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
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后来封笔了,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他自称:“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金庸评价道:“李君维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感慨:“人生有很多偶然性。”金庸说:“我和李君维相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讲柏杨翻译的《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对中国有贡献。我却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聊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我们还是朋友。”我说:“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说秦始皇好吗?”金庸说:“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我接着问:“当年您在中央政治学校被开除是怎么回事?”金庸答:“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反击道:‘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作希特勒,怎么可以这样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我‘污辱校长’,我辩解说:‘我对校长是很尊敬的。’这次到台湾去,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想知道现在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
我说:“李济、屈万里、张光直都过世了。”金庸说:“我认识的这些人都过世了。我的表哥蒋复璁研究宋史的,他也过世了。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沈君山也中风了,以后能不能走路都不知道。”我随即说:“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近刚过八十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金庸说:“余光中如果再生得早一点,可以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可惜生得迟了。”
我说:“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金庸马上问:“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我答: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没想到金庸说:“以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陈之藩先生曾跟我讲过一个王浩喜欢武侠小说的掌故,可入当代“世说新语”。我说:“在哈佛大学的学者,王浩也非常迷金庸小说。”金庸说:“我见过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跟王浩是好朋友,他就跟我讲王浩很迷武侠小说。我到浙江大学去,何兆武先生推荐一个学生来考我的博士,这个女学生是研究五行的,我说:我不懂五行,你另外去找导师吧。浙江大学束景南先生就比我更懂。照我了解,五行属于迷信,没有什么意思。”
我说:“许多我采访过的先生喜欢看您的武侠小说。”金庸笑道:“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您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金庸答:“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临别时,我问:“很多人给您写传记,您自己看吗?”金庸答:“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地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时间浏览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此书房最为豪华。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除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版本。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去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闲谈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当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也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以前我兴趣最高时,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都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每次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一定会来的。”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已过世。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记忆里,我第一个见的是黄霑,谈话间并不涉及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是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他最滑稽了,经常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认为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他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杭州人,他的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答曰:“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而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冯其庸先生跟我是好朋友,但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学校演讲时,有些同学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对专业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就不要选择做新闻工作了。”
我问:“您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实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把他们表现出来。”
【小说越改越好】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但是人家的作品我即便觉得不好,也不好去改人家的。鲁迅讲过,一篇文章等成之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如果觉得好一点了,还是放在那里,再等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又会更好一点。”
我问:“您的小说在48岁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我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后要交给印刷厂付印了,印刷工人看不懂这个字,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要不断修改。”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您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费很多钱。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但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作品给了印刷厂,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说:“有人说,您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金庸笑道:“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相比下,还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您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您的小说吗?”“我希望有。”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我又问:“那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拍得不好的我就不看。”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金庸说:“是的。我写剧本时是在左派的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西方的电影、电视我都爱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几乎每天看一部电影,可即便这样,也是看不完的。我是把电影拍摄的手法融入到了小说里。”
【金博士】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的。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要言前人所未言。”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首先,他报的研究选题是有关“最后的罗马兵团”的研究: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他建议我最好另选一个问题。”
金庸只好又报了一个选题:研究武则天。评委们却表示,武则天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中国颇有研究成果的有林语堂,外国也有不少,选题不会有太多新意,建议更换。随后,金庸觉得大理国在唐朝很有地位,自己对此颇感兴趣。“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还送了我一块地,他们表示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想写大理国成立的经过是怎么样的。恰好在这些方面,西方也不大了解。”可考官却说:大理国后来在历史上消失了,此研究课题距现实太远,没有必要为此耗费时间。而且按照藏文的描述,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
金庸回复:我不懂藏文,要深入研究下去恐怕不易。
几个论题都被推翻后,金庸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此前,他对玄武门之变一直存疑,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了他疑之有理——当时太子的东宫与皇帝的宫殿之间有一条直接的通道,而历史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却绕了那么多的弯道,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所以说,这段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金庸说:“我想,唐朝写历史的人,都在李世民控制之下,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的,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当之前几个选题被否定后,评委们认为这个选题很有研究价值,总算通过了。”
金庸的博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题為“初唐皇位继承制度”,得了很高的分数。这篇论文一写就是两年多,这期间,他经常拿着草稿去找导师麦大维讨论,这位导师也70多岁了,所研究的方向是唐代墓志。
金庸的博士论文还涉及了唐史上的一桩悬案——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暴亡。但荣王究竟是怎么死的,正史没有记载,坊间也众说纷纭。正是这个历史空白,让金庸认为大有文章可做。他说:“这中间一定有问题,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麦大维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现在剑桥大学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金庸在剑桥求学时,常常骑单车穿梭校园,“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但坐的士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2010年,金庸终于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86岁。
【未完成的中国通史】
在剑桥大学,金庸除了写论文,还喜欢和教授们探讨学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靠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兄弟民族,让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我接话:“《书剑恩仇录》的民族观念就比较浓一点,到了《鹿鼎记》已经没有太强的民族观念了。”金庸说:“进步了。到了《天龙八部》,我已经很反对这种民族观念了。”
我问:“听说您的小说封笔之后,有人问您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您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金庸说:“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历史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已经过世的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常习惯于用汉族的观点审视问题,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我们往往把西方的观点套到中国头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因素在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認为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先生认为是不对的。”
我说:“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说:“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照着文化来写,这是很复杂的。”
金庸的小说里深含中国历史,而他在小说中的“注”常常写成一篇历史考证的论文。我说:“其实您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金庸说:“像明代末年,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是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了小说里面。”
我问:“您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金庸说:“明代的历史比较容易理解,明代、清代跟现代接近一点。”“您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却写到唐代了。”金庸说:“《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离开我们太远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很辉煌的,但他们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大不一样,这些习俗我都不了解,所以我选择放弃,因为写武侠小说难免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闲读金庸小说时,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天龙八部》中说段誉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吓煞人香”,估计金庸以宋人饮明清茶。据郑培凯《茶道的开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为点茶法,而王稼句《怀土小集》则证碧螺春的流行,约在清初。
【旧日朋友】
在闲谈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现在回望,这些旧日的风流人物多已仙逝。
当我问起:“您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金庸说:“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跟我也很要好,他现居澳洲,生病得厉害,我准备过年时去看望他。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我到北京采访过李君维先生,提及他,金庸说: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
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后来封笔了,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他自称:“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金庸评价道:“李君维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感慨:“人生有很多偶然性。”金庸说:“我和李君维相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讲柏杨翻译的《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对中国有贡献。我却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聊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我们还是朋友。”我说:“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说秦始皇好吗?”金庸说:“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我接着问:“当年您在中央政治学校被开除是怎么回事?”金庸答:“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故宫博物院做院长。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反击道:‘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作希特勒,怎么可以这样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我‘污辱校长’,我辩解说:‘我对校长是很尊敬的。’这次到台湾去,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想知道现在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全中国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
我说:“李济、屈万里、张光直都过世了。”金庸说:“我认识的这些人都过世了。我的表哥蒋复璁研究宋史的,他也过世了。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沈君山也中风了,以后能不能走路都不知道。”我随即说:“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近刚过八十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金庸说:“余光中如果再生得早一点,可以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可惜生得迟了。”
我说:“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金庸马上问:“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我答: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12岁,却是他的学生。”没想到金庸说:“以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陈之藩先生曾跟我讲过一个王浩喜欢武侠小说的掌故,可入当代“世说新语”。我说:“在哈佛大学的学者,王浩也非常迷金庸小说。”金庸说:“我见过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跟王浩是好朋友,他就跟我讲王浩很迷武侠小说。我到浙江大学去,何兆武先生推荐一个学生来考我的博士,这个女学生是研究五行的,我说:我不懂五行,你另外去找导师吧。浙江大学束景南先生就比我更懂。照我了解,五行属于迷信,没有什么意思。”
我说:“许多我采访过的先生喜欢看您的武侠小说。”金庸笑道:“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您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金庸答:“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临别时,我问:“很多人给您写传记,您自己看吗?”金庸答:“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地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