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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大手笔投向公益慈善项目的加多宝，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益模式
2014年伊始，李坤和他的同事们就收到通知，一场原定于春节前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了。这是一场关于评选草根NGO项目活动的发布会，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加多宝集团（以下简称加多宝）以及另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共同发起。李坤是加多宝品牌公益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此之前，加多宝和此活动的合作伙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带领下，已经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关于草根NGO项目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目前该项目的第一轮调研和评审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但是为了确保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以及项目能够真正解决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们还是决定对这些项目进行再次研究，最终推迟了发布会的召开时间。对于这样的突发现象，李坤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感到意外，“加多宝做公益慈善项目时，比较注重结果，等项目基本完成，做到最好时，它才会向大众公布情况。”李坤说。
而加多宝这一注重结果、低调做公益的理念，与其集团掌门人陈鸿道所倡导的精神无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商业上，陈鸿道是一个难得“营销奇才”，在他的带领下，原本偏安一隅，有着176年历史的广州凉茶风靡全国；在生活中，他显得极为低调，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倡导行善，是香港知名的慈善人士，亦有“佛商”之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加多宝为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是当时国内企业里单笔捐款额最高的企业。一时之间，加多宝成为了媒体和社会大众追捧的宠儿。有趣的是，在这样重大的亿元捐款活动上，陈鸿道并没有现身。而在此后加多宝众多的公益项目的捐助活动中，也难以见到陈鸿道的身影。
“佛教的内涵之一就是谦卑、谦虚，你不能带有很强的目的去做善事，所以加多宝在做公益慈善时，很多事情都不张扬，这跟它的企业文化有关系。”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事实上，陈鸿道所讲求的佛家精神早已渗入到了加多宝的企业文化之中。“整个公司的文化中都包含着他这种慈善文化的影子，比如公司成立了内部基金和爱心小组，通过公司内部员工自己募集的资金做公益慈善，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慈善的力量。”庞振国说。
在这种慈善文化的影响下，加多宝提出了“以善传善，人人公益”的公益慈善理念，选择了助学、扶贫、文化、环保等四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项目，其中助学和扶贫领域是加多宝发力的重点。
发起于2001年的“学子情”项目，是加多宝持续了12年的发展型公益助学项目。它不同于普通意义上对贫困学子的单纯捐助模式，加多宝在捐助学子的同时，提倡受助者在校期间要进行勤工俭学，通过参与支教和义卖等公益活动，奉献自己的力量，并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公益慈善。
加多宝在公益慈善方面的亮点还不止于此。在扶贫方面，加多宝通过建设型扶贫模式，帮助灾区人民重振经济。它不仅对灾区人民提供物质生活方面的援助，还通过一些项目建设，给他们提供脱离贫困的能力和平台，让其能够自我发展。
在公益慈善事业屡遭质疑的今天，多次大手笔投向公益慈善项目的加多宝，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益模式。那么它的公益模式是否真的具有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它的经验又能否被复制和借鉴呢？
找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
在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德达村里，几乎每户村民的家门前，都有几处荒废许久的蔬菜大棚。这些大棚是政府为了恢复玉树地震后村民们的生活水平而帮助修建的，但是村民们似乎并不领情。
实际上，由于德达村光照条件不足，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当地并不适合种植蔬菜大棚。再加上当地村民多为牧民，他们不会种菜也不愿意种菜，所以这些蔬菜大棚最终被村民们废弃掉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加多宝通过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于2011年在德达村援建了奶业基地项目。该项目为村里的农户捐助了拖拉机、打青稞机、榨油机，组织他们每户试点种植1亩油菜籽。在牧业方面，则为牧民捐赠了366头生产牦牛、送奶车，并为每户提供修建畜棚的补助。
“在扶贫方面，我们做的是建设型扶贫，要因地制宜，真正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庞振国说。他坦言，由于企业的力量很小，加多宝毕竟不是公益领域的专业机构，所以他们选择了专业性更强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合作，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一起运作公益慈善项目。
事实上，在加多宝刚刚涉足公益扶贫领域的时候，它并未想到要与专业机构进行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加多宝向灾区捐款1亿元，引起全国轰动。而在捐款后，加多宝并未参与关于款项的操作和实施等具体细节。据加多宝内部员工透露，资金捐出后，他们曾向负责操作款项的某机构咨询款项的分配和操作过程，但是该机构人员只是回复款项已经全部捐给灾区，至于如何分配、款项用在了哪些公益项目上等细节问题，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予以回复。
陈鸿道注重结果，他希望捐出去的钱能够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回复显然不能让他满意。在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探索中，加多宝逐渐意识到，企业做公益慈善不应该只满足于捐款捐物，但是它又缺乏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专业能力。
就在此时，深耕于中国扶贫领域多年的专职扶贫公益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了加多宝的视野。“筹钱只是手段，基金会的最终使命和社会价值，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而这一理念正好契合了加多宝的诉求，双方一拍即合。在随后的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的灾后援助中，加多宝便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扶贫项目合作，“依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专业性，才能把这些公益项目做好。”庞振国说，显然，他对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之间的合作显得很满意。
不过，与外界对此合作的认知所不同的是，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种专业性机构的合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在加多宝内部，有一个十人左右的公益项目团队，他们需要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公益扶贫项目一起沟通、探讨，以及做出详细的规划。但是在捐款额度上，他们却并不会进行这样的讨论。“当灾情发生后，陈董事长认为我们应该为社会尽一份力，他提出了捐款数，我们就会马上执行，这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李坤说。
在善款的具体使用和操作环节上，就需要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共同执行了。加多宝将善款打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户，中国扶贫基金会则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项目对灾区进行支援。
与商业合作所不同的是，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并没有签署复杂而详细的合同，而是通过一个框架上的协议，在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在公益项目的操作细节上，加多宝更多的是听取扶贫基金会的意见，而在善款的使用上，扶贫基金会也会与加多宝进行沟通和讨论。
当灾难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就会组织专家团队到当地进行调研，了解当地人民的真正需求。而这些专家则是来自于各大高校的教授，他们在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专家们会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梳理出来，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提出一些公益扶贫项目的方案，由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共同讨论，最终选出最合适的项目进行援建。
尽管没有插手扶贫项目的具体事宜，陈鸿道依然很关心项目的实施情况，他希望他的捐助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例如在对玉树进行援建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曾专门组织团队飞去香港向他汇报情况。
做纯粹的建设型公益项目
陈鸿道起心动念就做了公益慈善，加多宝也将公益慈善上升到企业的战略高度，但是加多宝方面并不认同公益营销这个概念。
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一位加多宝公益项目的负责人反复向他的团队强调，“为了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而进行的宣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为了营销而做公益，这个前后顺序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做项目时，领导就明确说了，这事一定是公益项目，如果做成商业项目，那你们就别做了。”李坤说。实际上，加多宝在选择公益扶贫项目时，更看重的是项目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当地百姓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48岁的松达是青海玉树州甘达村甘达运输队的副理事长，他从事运输队工作已经三年了，偶尔还贩卖一些羊皮和牛皮，现在的他不愁吃穿，日子过得很舒坦。而这一切还要得益于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援建的甘达运输队项目。
甘达村位于玉树县结古镇，在2010年的玉树地震中损失惨重，甘达村的房屋全部倒塌，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由于该村的村民多为藏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经营理念并不高。
为了让支援的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建议该地区以合作社的形式开展项目。也就是说，受捐赠的村庄需要先成立一个独立于村委会的合作社，再用这笔捐款统一投资和经营某一产业，受捐赠的村民们则是合作社的股东。
加多宝在甘达村援助的扶贫项目是运输队项目，运输队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当地极有经营理念的虫草商人巴桑扎西被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目前运输队有8台工程车辆、1台客运车辆，司机和管理人员全部为甘达村村民。
在运输队，司机每月可领取固定工资3000元。到年底，整个村子的村民们还可以从运输队获得的收入中分红。截至2011年7月，加多宝甘达村运输队已实现营业收入90万元。
建立合作社让震后的玉树灾民们尝到了甜头，也让加多宝看到了这一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意义，在运输队项目获得成功后，加多宝进一步加大了在合作社模式上的探索。
2011年9月，加多宝在玉树州结古镇加涅滩启动了由其全资捐建的综合交易市场项目，该项目投资7000万元，占地50亩。项目建成后，这将是玉树州最大的农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
综合市场采用合作社形式经营，经营的收益将平均分配给结古镇红卫、解放、民主、团结、扎西大同五个村的1000户贫困或因地震失地的农民。同时，市场运行收益的20%将设立玉树州扶贫基金，用于帮助玉树州其他贫困村脱贫致富。
通过开展公益扶贫项目，加多宝在帮助灾民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外界因此质疑加多宝此举是为了笼络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说是关系还很薄弱。”一位加多宝内部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加多宝所进行的捐助以及公益扶贫项目，都是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也就是说，加多宝所捐善款不经过政府，而是直接进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户，由扶贫基金会组织专家进行考察、研究，提出项目，最后项目的资金和物资直接进了当地灾民的手中。
“地方政府不仅从我们手中拿不到一分钱，很多时候它还要匹配我们的项目建设而自己投入资金，比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述人员表示。甚至有时候，加多宝与地方政府原本已经谈好了扶贫项目，但由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将项目建设的资金使用以及进展情况进行公开和透明，扶贫项目最后不得不被取消。
“要真想找政府关系，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了。完全可以支持一些政府性的项目，而在公益扶贫项目方面，政府不好介入。”加多宝方面表示。
延伸的未来
经过17年的探索，加多宝找到了自己在公益慈善领域里发展的方向，眼下，它又有了新的发力点。
通过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加多宝发现，目前在中国，除了官办基金会外，优秀的草根组织并不多，而中国公益慈善需要个体，需要更多的优秀的草根公益组织的参与。
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帮助优秀草根NGO成长的活动，“由这种单纯的资助可以变成扶持、帮助，通过探讨，我们认可了这种方式，愿意拿出钱来做这些事。”加多宝方面表示。
芦山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芦山地区进行招标，招标对象是草根公益组织，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专家对其慈善项目进行考核和评审，选出优秀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用加多宝和另一家外企分别捐助的1000万，以及社会公众资金2500万，建立了一个资金池，这些资金将用于资助评选出的优秀项目。
目前，加多宝在芦山向评选出的16个项目投入了资金，其中有8个项目是关于当地百姓的生计发展，还有8个项目是关于社区服务的。这些项目不但可以解决当地村民的生存问题，还可以通过保留当地特色，发展旅游，以此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基层公益组织自己不营利，生存空间非常狭小，需要企业进行扶持。给它们做定向的支持，就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等于是扶持了整个中国基层公益组织的发展。”
而在未来，加多宝还会继续关注教育和扶贫领域，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投入。“一家企业的力量很微薄，在中国，愿意做公益慈善的企业还有很多，我们需要跟这些企业一起，把多种力量汇集起来，集小善成大善，让公益慈善在更大范围传播下去，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庞振国说。
2014年伊始，李坤和他的同事们就收到通知，一场原定于春节前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了。这是一场关于评选草根NGO项目活动的发布会，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加多宝集团（以下简称加多宝）以及另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共同发起。李坤是加多宝品牌公益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此之前，加多宝和此活动的合作伙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带领下，已经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关于草根NGO项目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目前该项目的第一轮调研和评审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但是为了确保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以及项目能够真正解决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们还是决定对这些项目进行再次研究，最终推迟了发布会的召开时间。对于这样的突发现象，李坤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感到意外，“加多宝做公益慈善项目时，比较注重结果，等项目基本完成，做到最好时，它才会向大众公布情况。”李坤说。
而加多宝这一注重结果、低调做公益的理念，与其集团掌门人陈鸿道所倡导的精神无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商业上，陈鸿道是一个难得“营销奇才”，在他的带领下，原本偏安一隅，有着176年历史的广州凉茶风靡全国；在生活中，他显得极为低调，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倡导行善，是香港知名的慈善人士，亦有“佛商”之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加多宝为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是当时国内企业里单笔捐款额最高的企业。一时之间，加多宝成为了媒体和社会大众追捧的宠儿。有趣的是，在这样重大的亿元捐款活动上，陈鸿道并没有现身。而在此后加多宝众多的公益项目的捐助活动中，也难以见到陈鸿道的身影。
“佛教的内涵之一就是谦卑、谦虚，你不能带有很强的目的去做善事，所以加多宝在做公益慈善时，很多事情都不张扬，这跟它的企业文化有关系。”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事实上，陈鸿道所讲求的佛家精神早已渗入到了加多宝的企业文化之中。“整个公司的文化中都包含着他这种慈善文化的影子，比如公司成立了内部基金和爱心小组，通过公司内部员工自己募集的资金做公益慈善，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慈善的力量。”庞振国说。
在这种慈善文化的影响下，加多宝提出了“以善传善，人人公益”的公益慈善理念，选择了助学、扶贫、文化、环保等四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项目，其中助学和扶贫领域是加多宝发力的重点。
发起于2001年的“学子情”项目，是加多宝持续了12年的发展型公益助学项目。它不同于普通意义上对贫困学子的单纯捐助模式，加多宝在捐助学子的同时，提倡受助者在校期间要进行勤工俭学，通过参与支教和义卖等公益活动，奉献自己的力量，并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公益慈善。
加多宝在公益慈善方面的亮点还不止于此。在扶贫方面，加多宝通过建设型扶贫模式，帮助灾区人民重振经济。它不仅对灾区人民提供物质生活方面的援助，还通过一些项目建设，给他们提供脱离贫困的能力和平台，让其能够自我发展。
在公益慈善事业屡遭质疑的今天，多次大手笔投向公益慈善项目的加多宝，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益模式。那么它的公益模式是否真的具有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它的经验又能否被复制和借鉴呢？
找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
在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德达村里，几乎每户村民的家门前，都有几处荒废许久的蔬菜大棚。这些大棚是政府为了恢复玉树地震后村民们的生活水平而帮助修建的，但是村民们似乎并不领情。
实际上，由于德达村光照条件不足，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当地并不适合种植蔬菜大棚。再加上当地村民多为牧民，他们不会种菜也不愿意种菜，所以这些蔬菜大棚最终被村民们废弃掉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加多宝通过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于2011年在德达村援建了奶业基地项目。该项目为村里的农户捐助了拖拉机、打青稞机、榨油机，组织他们每户试点种植1亩油菜籽。在牧业方面，则为牧民捐赠了366头生产牦牛、送奶车，并为每户提供修建畜棚的补助。
“在扶贫方面，我们做的是建设型扶贫，要因地制宜，真正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庞振国说。他坦言，由于企业的力量很小，加多宝毕竟不是公益领域的专业机构，所以他们选择了专业性更强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合作，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一起运作公益慈善项目。
事实上，在加多宝刚刚涉足公益扶贫领域的时候，它并未想到要与专业机构进行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加多宝向灾区捐款1亿元，引起全国轰动。而在捐款后，加多宝并未参与关于款项的操作和实施等具体细节。据加多宝内部员工透露，资金捐出后，他们曾向负责操作款项的某机构咨询款项的分配和操作过程，但是该机构人员只是回复款项已经全部捐给灾区，至于如何分配、款项用在了哪些公益项目上等细节问题，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予以回复。
陈鸿道注重结果，他希望捐出去的钱能够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回复显然不能让他满意。在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探索中，加多宝逐渐意识到，企业做公益慈善不应该只满足于捐款捐物，但是它又缺乏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专业能力。
就在此时，深耕于中国扶贫领域多年的专职扶贫公益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了加多宝的视野。“筹钱只是手段，基金会的最终使命和社会价值，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而这一理念正好契合了加多宝的诉求，双方一拍即合。在随后的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的灾后援助中，加多宝便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扶贫项目合作，“依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专业性，才能把这些公益项目做好。”庞振国说，显然，他对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之间的合作显得很满意。
不过，与外界对此合作的认知所不同的是，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种专业性机构的合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在加多宝内部，有一个十人左右的公益项目团队，他们需要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公益扶贫项目一起沟通、探讨，以及做出详细的规划。但是在捐款额度上，他们却并不会进行这样的讨论。“当灾情发生后，陈董事长认为我们应该为社会尽一份力，他提出了捐款数，我们就会马上执行，这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李坤说。
在善款的具体使用和操作环节上，就需要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共同执行了。加多宝将善款打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户，中国扶贫基金会则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项目对灾区进行支援。
与商业合作所不同的是，加多宝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并没有签署复杂而详细的合同，而是通过一个框架上的协议，在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在公益项目的操作细节上，加多宝更多的是听取扶贫基金会的意见，而在善款的使用上，扶贫基金会也会与加多宝进行沟通和讨论。
当灾难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就会组织专家团队到当地进行调研，了解当地人民的真正需求。而这些专家则是来自于各大高校的教授，他们在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专家们会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梳理出来，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提出一些公益扶贫项目的方案，由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共同讨论，最终选出最合适的项目进行援建。
尽管没有插手扶贫项目的具体事宜，陈鸿道依然很关心项目的实施情况，他希望他的捐助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例如在对玉树进行援建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曾专门组织团队飞去香港向他汇报情况。
做纯粹的建设型公益项目
陈鸿道起心动念就做了公益慈善，加多宝也将公益慈善上升到企业的战略高度，但是加多宝方面并不认同公益营销这个概念。
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一位加多宝公益项目的负责人反复向他的团队强调，“为了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而进行的宣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为了营销而做公益，这个前后顺序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做项目时，领导就明确说了，这事一定是公益项目，如果做成商业项目，那你们就别做了。”李坤说。实际上，加多宝在选择公益扶贫项目时，更看重的是项目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当地百姓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48岁的松达是青海玉树州甘达村甘达运输队的副理事长，他从事运输队工作已经三年了，偶尔还贩卖一些羊皮和牛皮，现在的他不愁吃穿，日子过得很舒坦。而这一切还要得益于加多宝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援建的甘达运输队项目。
甘达村位于玉树县结古镇，在2010年的玉树地震中损失惨重，甘达村的房屋全部倒塌，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由于该村的村民多为藏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经营理念并不高。
为了让支援的项目具有可持续性，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建议该地区以合作社的形式开展项目。也就是说，受捐赠的村庄需要先成立一个独立于村委会的合作社，再用这笔捐款统一投资和经营某一产业，受捐赠的村民们则是合作社的股东。
加多宝在甘达村援助的扶贫项目是运输队项目，运输队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当地极有经营理念的虫草商人巴桑扎西被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目前运输队有8台工程车辆、1台客运车辆，司机和管理人员全部为甘达村村民。
在运输队，司机每月可领取固定工资3000元。到年底，整个村子的村民们还可以从运输队获得的收入中分红。截至2011年7月，加多宝甘达村运输队已实现营业收入90万元。
建立合作社让震后的玉树灾民们尝到了甜头，也让加多宝看到了这一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意义，在运输队项目获得成功后，加多宝进一步加大了在合作社模式上的探索。
2011年9月，加多宝在玉树州结古镇加涅滩启动了由其全资捐建的综合交易市场项目，该项目投资7000万元，占地50亩。项目建成后，这将是玉树州最大的农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
综合市场采用合作社形式经营，经营的收益将平均分配给结古镇红卫、解放、民主、团结、扎西大同五个村的1000户贫困或因地震失地的农民。同时，市场运行收益的20%将设立玉树州扶贫基金，用于帮助玉树州其他贫困村脱贫致富。
通过开展公益扶贫项目，加多宝在帮助灾民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外界因此质疑加多宝此举是为了笼络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说是关系还很薄弱。”一位加多宝内部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加多宝所进行的捐助以及公益扶贫项目，都是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也就是说，加多宝所捐善款不经过政府，而是直接进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户，由扶贫基金会组织专家进行考察、研究，提出项目，最后项目的资金和物资直接进了当地灾民的手中。
“地方政府不仅从我们手中拿不到一分钱，很多时候它还要匹配我们的项目建设而自己投入资金，比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述人员表示。甚至有时候，加多宝与地方政府原本已经谈好了扶贫项目，但由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将项目建设的资金使用以及进展情况进行公开和透明，扶贫项目最后不得不被取消。
“要真想找政府关系，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了。完全可以支持一些政府性的项目，而在公益扶贫项目方面，政府不好介入。”加多宝方面表示。
延伸的未来
经过17年的探索，加多宝找到了自己在公益慈善领域里发展的方向，眼下，它又有了新的发力点。
通过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加多宝发现，目前在中国，除了官办基金会外，优秀的草根组织并不多，而中国公益慈善需要个体，需要更多的优秀的草根公益组织的参与。
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帮助优秀草根NGO成长的活动，“由这种单纯的资助可以变成扶持、帮助，通过探讨，我们认可了这种方式，愿意拿出钱来做这些事。”加多宝方面表示。
芦山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芦山地区进行招标，招标对象是草根公益组织，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专家对其慈善项目进行考核和评审，选出优秀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用加多宝和另一家外企分别捐助的1000万，以及社会公众资金2500万，建立了一个资金池，这些资金将用于资助评选出的优秀项目。
目前，加多宝在芦山向评选出的16个项目投入了资金，其中有8个项目是关于当地百姓的生计发展，还有8个项目是关于社区服务的。这些项目不但可以解决当地村民的生存问题，还可以通过保留当地特色，发展旅游，以此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基层公益组织自己不营利，生存空间非常狭小，需要企业进行扶持。给它们做定向的支持，就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等于是扶持了整个中国基层公益组织的发展。”
而在未来，加多宝还会继续关注教育和扶贫领域，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投入。“一家企业的力量很微薄，在中国，愿意做公益慈善的企业还有很多，我们需要跟这些企业一起，把多种力量汇集起来，集小善成大善，让公益慈善在更大范围传播下去，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庞振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