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当年因为《草木篇》一诗，被高层点名批评，打成右派。晚年的流沙河躺在病床上反思自己一生的创作：“恨平生写尽宣传文学。”作为一个作家，一生的文学生涯不能以艺术追求为目的，而是以“宣传”为目的，到头来挑拣一生的创作，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当然不只是流沙河一人，这是流沙河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哀。文学艺术完全被政治架空，到了没有宣传就没有创作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历史是上向前进的，却不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倒退的步伐如此惊人。我们从文学史看，创作本来就是一种个体劳动，允许个人思想感情的存在和发挥，再专制，也不会无孔不入疏而不漏，总会给予文学创作一定的自由空间。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就是自由的，没有官方统一和指定的思想，最初官方收集的“诗经”有三千篇，都是自由的创作，不幸被孔子以一个人的好恶，选定三百篇（305篇），其余的全部毁掉了。屈原的《离骚》更是自由的创作，没有因为不合哪位君王的口味而禁毁。魏晋以前的文学，被李白称赞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也都是自由的创作，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唐诗宋词，更是如此。如果每一个时代全部都是宣传文学，那么中国文学史就是空白。比如李世民，他个人功绩很大，如果他只准诗人们写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文章，只准歌颂和宣传他个人的伟大，那就没有唐代的文学。唐明皇如果只准诗人们歌颂“开元盛世”，那么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就不会存在。封建社会臣民们虽然山呼“万岁”，舆论上把皇帝称之为“圣君”，但直接肉麻歌颂皇帝本人的创作并不多见，宫廷之内虽然会有这样的创作，但绝没有这样的文学运动，把整个文学的使命都集中到歌颂一个人的身上。君主制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完全坏死，有李白那种自由奔放的激情，有杜甫那样直面现实的史诗，还有白居易那样的“暴露文学”。时间跨越到20世纪，反而不如从前了，倒退得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的文学是悲哀的，那个时代的作家是不幸的。姚雪银写历史小说，他写的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那个时代，不但创作思想没有自由，连题材也没有自由。姚雪银写《李自成》是毛泽东批准的，“让他写下去”，所以他才能写下去。有一位陕西的青年作家长安出游，误打误撞，意外闯入柳青墓地。这位著名作家的墓地，一片荒草。这位青年作家惊奇柳青墓碑上“只字未提他的小说创作”，这是为什么？《创业史》在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在作者的墓碑上为什么不留名？这不知是什么原因，真希望是哪一个人的觉悟。《创业史》应属遵命歌颂“合作化道路”，可惜了这么一位有生活、有才华的作家。“文革”时期，更有一部《艳阳天》加上《金光大道》独占文坛鳌头十年。还有一些作家，像艾青，幸亏被剥掉了创作权，发配到新疆石河子扫厕所，没有留下郭沫若那样的政治诗。
　　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很少让人神往。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远到顿河拜谒肖洛霍夫墓地（肖洛霍夫死后葬在顿河边他们家的房后），肖洛霍夫是真正的作家，留下《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然而，那个时代的众多中国作家由于吃政治饭和吃官饭，养成了思想上的惰性和创作上的僵化，难以产生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