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1年1月10日，新中国一颗才华横溢的诗歌亮星陨落了。
是晚，闻捷“从容”吞吸煤气自杀。这里说的“从容”，是指他写就遗书，走进厨房，关上门，寂静中打开煤气开关，并且在身上罩了一条雪白的床单躺下，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味。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怕煤气泄漏，不仅把通向女儿房间的门窗关好，还用纸条塞进缝隙封严。愈如此，更衬出了他的决绝。
这时的上海，正是寒冬。在闻捷前后，即以上海的文化名人而论，就有彭柏山、傅雷、上官云珠、郑君里、海默、叶以群、言慧珠、顾而已、周信芳等蒙冤去世，罹难屈死。不过，诗人闻捷却因其凸显的个人特质与浪漫倾向，成为当时凄美的天鹅之声。
闻捷与郭小川、贺敬之、李季等诗人是同时代人，虽然成名比他们晚，但他在诗歌艺术、诗歌语言、诗歌美学等方面，显然是超过李季的，较诸贺敬之、郭小川，至少也是并辔齐驱的。在同时代诗人中间，他是最具诗人气质的诗人。这显现在：闻捷以健康活泼、优美细腻、富有情趣的诗情，长于再现和描绘生活片断，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诗中存有现实生活向前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这就使得叙事、抒情、绘景与清新高雅、含蓄幽默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诗情画意盎然、情景契合无间的艺术境界。
1956年，闻捷以《天山牧歌》步入诗坛，昭示一位社会主义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的诞生。诗人站立在新诗歌的前哨，带着他的西北边疆、山川地貌、异族风情的浓郁地方色彩，“仿佛一只黎明的鸟，唱出人们的激情和理想”。闻捷的诗中，有哈萨克族的民谣、俗语以及用马奶子和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有维吾尔族的馕，有蒙古族的酒浆，边疆风情里有的他的诗里都有。并且，在田园牧歌的主题与民间歌谣似的风格中，闻捷别开生面地把爱情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相结合，普通的意象被蕴以工作中的美好爱情，这种直接与朦胧兼具的美感曾备受推崇。一篇篇类似风俗画及风景画的诗作，或象征，或比喻，或烘托，既是民族的、青春的、欢乐的诗，更是劳动的、进步的、爱情的诗，而且毫无激越嚣戾的“性感”之嫌，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本分”基础上的审美意义。
论及我国当代诗歌创作，闻捷五十年代的爱情诗，也许只有新时期舒婷的爱情诗可与之分庭抗礼。这些作品各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鲜明的思想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流光溢彩，堪称两树灿烂的爱情之花。
而且，闻捷虽然大胆地创新了抒情诗的诗体形式，但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押韵的，这无疑在诗的节奏感、音乐性上都是优势。
然而，闻捷的诗之所以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仅仅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正确思想、民族气息或者说是诗歌形式吗？显然不是。五六十年代闻捷的诗的意义在于：闻捷凭借其生活阅历、思想情感、艺术素养，熨帖地建立起一种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深寓个人风格的抒情模式，在闻捷诗中最好的部分表现着一种艺术形象的丰富而饱满、明确和完整，是他内心世界里最本质部分的突出。
但我更愿意这样理解：他最初写诗时，那些荡漾在心灵波动里的爱情，那些感情纯真、优美细腻的倾诉，也是写给她的妻子的，或者说在他那些捕捉地方特色和生活秘密的情诗里，有着他爱人的影子，他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融进了诗里。那时候，他在新疆，妻在大都市，难得见面，诗歌既是他现实与行者的理想光环，也是他穿越时空的相思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好诗从他孩子般清澈的眼眸和素心怀抱里产生了。
《天山牧歌》一举成名后，诗人的视野由欢悦转向深沉，其标志就是1959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它以庞大的艺术结构、雄伟恢宏的气势、社会背景的深切描绘、浓重的抒情手法见长，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尤其是，他用诗的语言写长篇，饱含激情，色彩浓烈，被称为“诗体小说”，读之有普希金再世之感。
《复仇的火焰》原计划是三部曲框架。1959年，第一部《动荡的年代》问世。1962年，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出版。《复仇的火焰》写的是新疆的故事，准确地说是写哈萨克民族的故事。而闻捷作为汉族诗人创作此叙事长诗，而且非常好，这本身就非同寻常。
长诗力图从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表现复杂的斗争，几条情节线索交错并行，描绘各个阶层的众多角色栩栩如生。第一部《动荡的年代》中，着重刻画了青年牧民巴哈尔这一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出色地表现出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这得益于人物内心描写的老道，并充分发挥了抒情的特长，使得人物饱满，格调高昂，语言洗炼，具有史诗的特点。
在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使诗歌的政治职责被空前加强。而闻捷抓住了民间文学资源中的哈萨克英雄史诗、原型意象、文化形态、歌谣、谚语等，使其新诗创作得以在政治的缝隙中焕发生机，也为之增加了特殊的血质，这也正是《复仇的火焰》超越同代诗歌的独特之处。
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异常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然而这算不上遗憾，相较于第三部《觉醒的人们》因遇上文革“动荡的年代”而未能完成，那才真是遗珠之憾。
闻捷半生羁旅西北，出访也是巴基斯坦、非洲等西边的国家。但是闻捷一直眷恋自己的家乡。1962年秋，闻捷回丹徒体验生活。他挚爱故乡的拓垦壮举、丰收良田，特别喜爱长江的壮美雄放，计划用10年时间写一部《长江万里》。詩情似潮涌浪，在《人民日报》《诗刊》连载。但是，他没有能够写完全诗。然而更大的遗憾还没有来，随后，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
倘若假以天年，闻捷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闻捷是有遗憾的。但他最大的遗憾，是只活了47岁。
在闻捷生命的最后一章里，一位女性扮演了关键角色。她就是戴厚英。
闻捷与戴厚英的情史，曾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出名的绯闻之一。
两人的交往有一个平淡、渐进、直至不可抑止的过程。
1960年，戴厚英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上海分会。1961年初，闻捷调来上海从事专业创作。两人在同一单位，并无来往，虽然戴厚英很早就读过闻捷的诗。 “文革”不久， “三名三高”的闻捷沦为第一批整肃隔离对象，戴厚英负责審查的正是闻捷。戴厚英对闻捷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
1970年，闻捷与戴厚英同被下放“五七干校”。这时，两人的地位从完全不对等扯平了。同时，他俩又都是婚姻生活的不幸者。闻捷痛失良妻新鳏，而戴厚英刚刚离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密切接触的罅隙。接触一多，交谈的内容就超出了农业生产的范围。尽管闻捷比戴厚英大15岁，从同病相怜到气味相投到心心相印，两人终至狂热地坠入情网。
1970年9月，他们申请结婚，等待批准，他们天真地以为爱情能够而且应该主导一切。事实是，这对恋人完全低估了来自高空的政治暴力（张春桥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的“跨阶级”恋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也许他俩暂把赤裸的身心包裹起来，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候。可是当时两人谁都没有这样想，更没有这样做。他非常天真、纯洁，不会伪装自己；她对人认真，丁是丁卯是卯。他们不知道藏拙韬晦。
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助、无果、无望。这时，诗人除了诗歌几乎无一庇护，而诗歌属于精神的范畴收放在灵魂的幽深之处，那么自杀或许是诗人终极的自我救赎。一对苦命鸳鸯终至阴阳暌违，他去了，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放眼人世，有多少风华正茂的情侣最后败给了现实？或许因为不够爱，或许因为爱得太深，又或许其它。当钻天杨被风吹倒，不是因为它柔弱，而是因为风比它更强。
戴厚英与闻捷相爱不过几个月，又未能结婚，但时间的长短远非那么重要。1978年，戴厚英怀着对闻捷深沉的爱，完成了《诗人之死》，为闻捷招魂。江苏才子与安徽才女，他们在肉体上永失我爱，但在精神上永远不再分开。
重读闻捷的热情洋溢的诗作，我们作何感想？我们不该遗忘这位出自江苏的当代杰出诗人，不该忘记他的《天山牧歌》的吟唱，不该忘记他的《复仇的火焰》的燃烧，还有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生活的赞歌》《花环》。他是用激情而热烈的赞歌、激越而未竟的遗憾、生命与爱情的绝唱，写下了人生的句号。
鼓浪屿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在鼓浪屿日光岩南麓。台湾富商林尔嘉建于1913年，为厦门名园。花园利用天然地形，借山藏海，设计巧妙。凭栏眺望，海上风光一览无余。四十四曲桥横跨海上，蜿蜒而抵山麓，为游览之主线。建国后园主献作公园，几经修缮，遍植花草，风景瑰丽，游人络绎不绝。
是晚，闻捷“从容”吞吸煤气自杀。这里说的“从容”，是指他写就遗书，走进厨房，关上门，寂静中打开煤气开关，并且在身上罩了一条雪白的床单躺下，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味。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怕煤气泄漏，不仅把通向女儿房间的门窗关好，还用纸条塞进缝隙封严。愈如此，更衬出了他的决绝。
这时的上海，正是寒冬。在闻捷前后，即以上海的文化名人而论，就有彭柏山、傅雷、上官云珠、郑君里、海默、叶以群、言慧珠、顾而已、周信芳等蒙冤去世，罹难屈死。不过，诗人闻捷却因其凸显的个人特质与浪漫倾向，成为当时凄美的天鹅之声。
闻捷与郭小川、贺敬之、李季等诗人是同时代人，虽然成名比他们晚，但他在诗歌艺术、诗歌语言、诗歌美学等方面，显然是超过李季的，较诸贺敬之、郭小川，至少也是并辔齐驱的。在同时代诗人中间，他是最具诗人气质的诗人。这显现在：闻捷以健康活泼、优美细腻、富有情趣的诗情，长于再现和描绘生活片断，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诗中存有现实生活向前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这就使得叙事、抒情、绘景与清新高雅、含蓄幽默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诗情画意盎然、情景契合无间的艺术境界。
1956年，闻捷以《天山牧歌》步入诗坛，昭示一位社会主义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的诞生。诗人站立在新诗歌的前哨，带着他的西北边疆、山川地貌、异族风情的浓郁地方色彩，“仿佛一只黎明的鸟，唱出人们的激情和理想”。闻捷的诗中，有哈萨克族的民谣、俗语以及用马奶子和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有维吾尔族的馕，有蒙古族的酒浆，边疆风情里有的他的诗里都有。并且，在田园牧歌的主题与民间歌谣似的风格中，闻捷别开生面地把爱情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相结合，普通的意象被蕴以工作中的美好爱情，这种直接与朦胧兼具的美感曾备受推崇。一篇篇类似风俗画及风景画的诗作，或象征，或比喻，或烘托，既是民族的、青春的、欢乐的诗，更是劳动的、进步的、爱情的诗，而且毫无激越嚣戾的“性感”之嫌，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本分”基础上的审美意义。
论及我国当代诗歌创作，闻捷五十年代的爱情诗，也许只有新时期舒婷的爱情诗可与之分庭抗礼。这些作品各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鲜明的思想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流光溢彩，堪称两树灿烂的爱情之花。
而且，闻捷虽然大胆地创新了抒情诗的诗体形式，但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押韵的，这无疑在诗的节奏感、音乐性上都是优势。
然而，闻捷的诗之所以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仅仅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正确思想、民族气息或者说是诗歌形式吗？显然不是。五六十年代闻捷的诗的意义在于：闻捷凭借其生活阅历、思想情感、艺术素养，熨帖地建立起一种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深寓个人风格的抒情模式，在闻捷诗中最好的部分表现着一种艺术形象的丰富而饱满、明确和完整，是他内心世界里最本质部分的突出。
但我更愿意这样理解：他最初写诗时，那些荡漾在心灵波动里的爱情，那些感情纯真、优美细腻的倾诉，也是写给她的妻子的，或者说在他那些捕捉地方特色和生活秘密的情诗里，有着他爱人的影子，他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融进了诗里。那时候，他在新疆，妻在大都市，难得见面，诗歌既是他现实与行者的理想光环，也是他穿越时空的相思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好诗从他孩子般清澈的眼眸和素心怀抱里产生了。
《天山牧歌》一举成名后，诗人的视野由欢悦转向深沉，其标志就是1959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它以庞大的艺术结构、雄伟恢宏的气势、社会背景的深切描绘、浓重的抒情手法见长，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尤其是，他用诗的语言写长篇，饱含激情，色彩浓烈，被称为“诗体小说”，读之有普希金再世之感。
《复仇的火焰》原计划是三部曲框架。1959年，第一部《动荡的年代》问世。1962年，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出版。《复仇的火焰》写的是新疆的故事，准确地说是写哈萨克民族的故事。而闻捷作为汉族诗人创作此叙事长诗，而且非常好，这本身就非同寻常。
长诗力图从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表现复杂的斗争，几条情节线索交错并行，描绘各个阶层的众多角色栩栩如生。第一部《动荡的年代》中，着重刻画了青年牧民巴哈尔这一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出色地表现出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这得益于人物内心描写的老道，并充分发挥了抒情的特长，使得人物饱满，格调高昂，语言洗炼，具有史诗的特点。
在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使诗歌的政治职责被空前加强。而闻捷抓住了民间文学资源中的哈萨克英雄史诗、原型意象、文化形态、歌谣、谚语等，使其新诗创作得以在政治的缝隙中焕发生机，也为之增加了特殊的血质，这也正是《复仇的火焰》超越同代诗歌的独特之处。
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异常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然而这算不上遗憾，相较于第三部《觉醒的人们》因遇上文革“动荡的年代”而未能完成，那才真是遗珠之憾。
闻捷半生羁旅西北，出访也是巴基斯坦、非洲等西边的国家。但是闻捷一直眷恋自己的家乡。1962年秋，闻捷回丹徒体验生活。他挚爱故乡的拓垦壮举、丰收良田，特别喜爱长江的壮美雄放，计划用10年时间写一部《长江万里》。詩情似潮涌浪，在《人民日报》《诗刊》连载。但是，他没有能够写完全诗。然而更大的遗憾还没有来，随后，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
倘若假以天年，闻捷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闻捷是有遗憾的。但他最大的遗憾，是只活了47岁。
在闻捷生命的最后一章里，一位女性扮演了关键角色。她就是戴厚英。
闻捷与戴厚英的情史，曾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出名的绯闻之一。
两人的交往有一个平淡、渐进、直至不可抑止的过程。
1960年，戴厚英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上海分会。1961年初，闻捷调来上海从事专业创作。两人在同一单位，并无来往，虽然戴厚英很早就读过闻捷的诗。 “文革”不久， “三名三高”的闻捷沦为第一批整肃隔离对象，戴厚英负责審查的正是闻捷。戴厚英对闻捷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
1970年，闻捷与戴厚英同被下放“五七干校”。这时，两人的地位从完全不对等扯平了。同时，他俩又都是婚姻生活的不幸者。闻捷痛失良妻新鳏，而戴厚英刚刚离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密切接触的罅隙。接触一多，交谈的内容就超出了农业生产的范围。尽管闻捷比戴厚英大15岁，从同病相怜到气味相投到心心相印，两人终至狂热地坠入情网。
1970年9月，他们申请结婚，等待批准，他们天真地以为爱情能够而且应该主导一切。事实是，这对恋人完全低估了来自高空的政治暴力（张春桥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的“跨阶级”恋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也许他俩暂把赤裸的身心包裹起来，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候。可是当时两人谁都没有这样想，更没有这样做。他非常天真、纯洁，不会伪装自己；她对人认真，丁是丁卯是卯。他们不知道藏拙韬晦。
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助、无果、无望。这时，诗人除了诗歌几乎无一庇护，而诗歌属于精神的范畴收放在灵魂的幽深之处，那么自杀或许是诗人终极的自我救赎。一对苦命鸳鸯终至阴阳暌违，他去了，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放眼人世，有多少风华正茂的情侣最后败给了现实？或许因为不够爱，或许因为爱得太深，又或许其它。当钻天杨被风吹倒，不是因为它柔弱，而是因为风比它更强。
戴厚英与闻捷相爱不过几个月，又未能结婚，但时间的长短远非那么重要。1978年，戴厚英怀着对闻捷深沉的爱，完成了《诗人之死》，为闻捷招魂。江苏才子与安徽才女，他们在肉体上永失我爱，但在精神上永远不再分开。
重读闻捷的热情洋溢的诗作，我们作何感想？我们不该遗忘这位出自江苏的当代杰出诗人，不该忘记他的《天山牧歌》的吟唱，不该忘记他的《复仇的火焰》的燃烧，还有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生活的赞歌》《花环》。他是用激情而热烈的赞歌、激越而未竟的遗憾、生命与爱情的绝唱，写下了人生的句号。
鼓浪屿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在鼓浪屿日光岩南麓。台湾富商林尔嘉建于1913年，为厦门名园。花园利用天然地形，借山藏海，设计巧妙。凭栏眺望，海上风光一览无余。四十四曲桥横跨海上，蜿蜒而抵山麓，为游览之主线。建国后园主献作公园，几经修缮，遍植花草，风景瑰丽，游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