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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葡萄牙耶稣会在日本战国末期凭借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与“商教一体”的传教策略，成功地传播了天主教信仰，缔造了日本“切支丹”时代。
关键字：耶稣会;日本;武力传教
一.日本近世初期社会环境
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及天主教托钵修会腐化堕落，由西班牙贵族兼修士依纳爵·罗耀拉1534年8月15日在法国巴黎创立。耶稣会士、日本天主教传教先驱方济各·沙勿略首次登陆日本的82年前—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幕府守护大名联合体制瓦解，各大名回到分国亲自经营，幕府的守护统治权几近丧失。地方大名亦徒拥名义，实权操诸家臣之手，所以日本史学界又称“战国时代”为“下尅上”时代。战国初期，公家武家和寺院神社既领有畿内型庄园又领有寄进地型庄园，土地大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地方大名只领有少数畿外庄园。战国中后期政局混乱经济萧条，旧有庄园体系不复存在，土地不断为地方领主控制。日本近世初期宗教状况大体延续室町幕府时期的分布格局。“大化改新”后，土地私有化刺激僧兵产生，无论奈良平安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佛教或是镰仓时期诞生的日本本土佛教，寺院实力堪比大领主，敢与公武两家、地方大名对垒。耶稣会正是在日本社会如此背景下摸索出适合日本社会环境与时政局势、符合日本国情的特殊传教策略。
二.耶稣会的传教策略
1.自上而下传教路线
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仅停留两年三个月，但他基本摸清日本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在认识到日本天皇与室町幕府将军一同沦为政治摆设情形下，制定向战国大名及其领内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沙勿略到达日本后曾幻想一举说服日本国王改宗从而成功皈化日本，但让很快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过于理想：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二元政治形态虽仍存在，但后奈良天皇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玩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藤也失去威望。沙勿略虽深感失望，却迅速适时地修正不切实际的传教思路，将自上而下布道工作的主要对象由日本皇室变为地方大名，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则成为神父们打破传教困局获得布道许可的关键筹码。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沙勿略在最初进入日本在鹿儿岛、本州西端和九州几位大名领内驻足停留传教时同样体悟出的日本国情。他秉承着依纳爵· 罗耀拉立会之初向一切社会阶层传教的精神，并在其上突出政策适应性变革，这是面对日本残酷传教环境的现实选择。
2.商教一體传教方式
15、16世纪，葡萄牙先后在亚非拉美各洲以武力建立港口商站，武力手段虽成本高昂却一劳永逸，所占资源尽归葡萄牙王室，皈化殖民地的宗教活动亦不可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但日本传教区商教一体政策却大为不同。
印度作为葡萄牙重要远东殖民地，在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传教、贸易航线中极具地缘优势。“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规定前往远东传教的传教士须至葡萄牙里斯本乘葡萄牙至印度的商船，印度由此成为前往日本和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停留休整、学习并接受补给的必经之地，方济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等都有在印度教区服务的记录。耶稣会在印度支持武力传教，十六世纪中叶，耶稣会于葡萄牙政府印度占领地实行的“仁慈的严厉”天主教皈化运动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曼努埃尔·乌里阿特神父著作中写道：“除非这些野蛮人首先听到枪声，否则他们不会倾听福音宣传者的声音。”总督安特奥·德·诺罗尼亚在任期间摧毁萨尔赛特岛200多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礼仪习俗被禁止，若有人冥顽不灵，则有被扔入火中的危险。
耶稣会在马六甲同样支持武力传教，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夺取贸易主导权并带去天主教。葡萄牙人经济上夺取当地香料贸易控制权，宗教上传播天主教打击伊斯兰教，拆毁清真寺和苏丹陵墓。马六甲伊斯兰教信仰由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和平方式传入，与海外穆斯林的香料贸易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使马六甲百姓富裕国家繁盛。天主教是葡萄牙人以侵略者身份带入，以殖民武力而非贸易吸引为手段进行传教。马六甲在葡萄牙统治下，未能如葡属果阿和第乌一样成为葡萄牙贸易航线上的直接贸易中心，延续以往的经济繁荣。掠夺和管理不善反致马六甲海上贸易中心地位为亚齐取代，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日本传教事业与贸易捆绑进行。日本南部九州、四国及毗邻的本州西南部一带拥有适合大帆船停靠的深水良港，又是史上海内外商业交通贸易重要地区，有对外贸易的商业传统，因此成为葡萄牙人商业贸易首选地点。耶稣会遵循沙勿略传教策略以世俗利益打开局面，利用澳门—长崎航线与日本大名积极开展中日转口贸易，将主要贸易港口固定于肥前地区松浦隆信领内平户港、大村纯忠领内长崎港、有马晴信领有的口之津和丰后地区大友宗麟所领之府内地区及萨摩岛津贵久之鹿儿岛。与葡商发展贸易可获取丰厚利润，购入铁铳大炮等军事装备可增强军事实力，因此各战国大名纷纷抛出橄榄枝吸引葡商至领内进行贸易，这为耶稣会拓展外交空间扩大传教影响创造有利契机。战国大名清醒意识到，与葡商开展贸易就要接受天主教信仰，允许其在领内传播，而旧有佛教神道教信仰对他们毫无价值，不断膨胀的僧兵势力反而构成威胁。基于现世利益诱惑和现实局势紧迫性，无人会放弃眼前利益。腐化保守的僧侣们在与传教士的对抗中极少获得封建领主支持，日本土著宗教神道教亦未达至与基督教义理相抗衡的程度。某些时候，天主教会甚至被作为与旧宗教势力抗衡的外来力量而得到大名扶持。不少大名为换取对葡通商机会，自己连其家人部下都选择改宗天主教，允许耶稣会传教。据统计，日本国内天主教徒1560年仅8人，而到1614年，日本信徒近百万，幕府政权机构内部也发现教徒活动。这些传教成果确证耶稣会在日本制定实施的自上而下传教路线与商教一体传教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王美秀.2006.基督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88-219
[2]臧小华.2013.陆海交界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3-124.
[3]顾卫民.2013.“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58.
关键字：耶稣会;日本;武力传教
一.日本近世初期社会环境
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及天主教托钵修会腐化堕落，由西班牙贵族兼修士依纳爵·罗耀拉1534年8月15日在法国巴黎创立。耶稣会士、日本天主教传教先驱方济各·沙勿略首次登陆日本的82年前—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幕府守护大名联合体制瓦解，各大名回到分国亲自经营，幕府的守护统治权几近丧失。地方大名亦徒拥名义，实权操诸家臣之手，所以日本史学界又称“战国时代”为“下尅上”时代。战国初期，公家武家和寺院神社既领有畿内型庄园又领有寄进地型庄园，土地大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地方大名只领有少数畿外庄园。战国中后期政局混乱经济萧条，旧有庄园体系不复存在，土地不断为地方领主控制。日本近世初期宗教状况大体延续室町幕府时期的分布格局。“大化改新”后，土地私有化刺激僧兵产生，无论奈良平安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佛教或是镰仓时期诞生的日本本土佛教，寺院实力堪比大领主，敢与公武两家、地方大名对垒。耶稣会正是在日本社会如此背景下摸索出适合日本社会环境与时政局势、符合日本国情的特殊传教策略。
二.耶稣会的传教策略
1.自上而下传教路线
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仅停留两年三个月，但他基本摸清日本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在认识到日本天皇与室町幕府将军一同沦为政治摆设情形下，制定向战国大名及其领内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沙勿略到达日本后曾幻想一举说服日本国王改宗从而成功皈化日本，但让很快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过于理想：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二元政治形态虽仍存在，但后奈良天皇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玩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藤也失去威望。沙勿略虽深感失望，却迅速适时地修正不切实际的传教思路，将自上而下布道工作的主要对象由日本皇室变为地方大名，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则成为神父们打破传教困局获得布道许可的关键筹码。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沙勿略在最初进入日本在鹿儿岛、本州西端和九州几位大名领内驻足停留传教时同样体悟出的日本国情。他秉承着依纳爵· 罗耀拉立会之初向一切社会阶层传教的精神，并在其上突出政策适应性变革，这是面对日本残酷传教环境的现实选择。
2.商教一體传教方式
15、16世纪，葡萄牙先后在亚非拉美各洲以武力建立港口商站，武力手段虽成本高昂却一劳永逸，所占资源尽归葡萄牙王室，皈化殖民地的宗教活动亦不可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但日本传教区商教一体政策却大为不同。
印度作为葡萄牙重要远东殖民地，在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传教、贸易航线中极具地缘优势。“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规定前往远东传教的传教士须至葡萄牙里斯本乘葡萄牙至印度的商船，印度由此成为前往日本和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停留休整、学习并接受补给的必经之地，方济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等都有在印度教区服务的记录。耶稣会在印度支持武力传教，十六世纪中叶，耶稣会于葡萄牙政府印度占领地实行的“仁慈的严厉”天主教皈化运动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曼努埃尔·乌里阿特神父著作中写道：“除非这些野蛮人首先听到枪声，否则他们不会倾听福音宣传者的声音。”总督安特奥·德·诺罗尼亚在任期间摧毁萨尔赛特岛200多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礼仪习俗被禁止，若有人冥顽不灵，则有被扔入火中的危险。
耶稣会在马六甲同样支持武力传教，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夺取贸易主导权并带去天主教。葡萄牙人经济上夺取当地香料贸易控制权，宗教上传播天主教打击伊斯兰教，拆毁清真寺和苏丹陵墓。马六甲伊斯兰教信仰由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和平方式传入，与海外穆斯林的香料贸易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使马六甲百姓富裕国家繁盛。天主教是葡萄牙人以侵略者身份带入，以殖民武力而非贸易吸引为手段进行传教。马六甲在葡萄牙统治下，未能如葡属果阿和第乌一样成为葡萄牙贸易航线上的直接贸易中心，延续以往的经济繁荣。掠夺和管理不善反致马六甲海上贸易中心地位为亚齐取代，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日本传教事业与贸易捆绑进行。日本南部九州、四国及毗邻的本州西南部一带拥有适合大帆船停靠的深水良港，又是史上海内外商业交通贸易重要地区，有对外贸易的商业传统，因此成为葡萄牙人商业贸易首选地点。耶稣会遵循沙勿略传教策略以世俗利益打开局面，利用澳门—长崎航线与日本大名积极开展中日转口贸易，将主要贸易港口固定于肥前地区松浦隆信领内平户港、大村纯忠领内长崎港、有马晴信领有的口之津和丰后地区大友宗麟所领之府内地区及萨摩岛津贵久之鹿儿岛。与葡商发展贸易可获取丰厚利润，购入铁铳大炮等军事装备可增强军事实力，因此各战国大名纷纷抛出橄榄枝吸引葡商至领内进行贸易，这为耶稣会拓展外交空间扩大传教影响创造有利契机。战国大名清醒意识到，与葡商开展贸易就要接受天主教信仰，允许其在领内传播，而旧有佛教神道教信仰对他们毫无价值，不断膨胀的僧兵势力反而构成威胁。基于现世利益诱惑和现实局势紧迫性，无人会放弃眼前利益。腐化保守的僧侣们在与传教士的对抗中极少获得封建领主支持，日本土著宗教神道教亦未达至与基督教义理相抗衡的程度。某些时候，天主教会甚至被作为与旧宗教势力抗衡的外来力量而得到大名扶持。不少大名为换取对葡通商机会，自己连其家人部下都选择改宗天主教，允许耶稣会传教。据统计，日本国内天主教徒1560年仅8人，而到1614年，日本信徒近百万，幕府政权机构内部也发现教徒活动。这些传教成果确证耶稣会在日本制定实施的自上而下传教路线与商教一体传教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王美秀.2006.基督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88-219
[2]臧小华.2013.陆海交界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3-124.
[3]顾卫民.2013.“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