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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照相技术的人是伟大的，留下珍贵历史瞬间的人更伟大。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照片背后，印留下一个个少为人知的故事。她用光影浓缩的瞬间，打开了半个世纪的时空隧道
侯波，著名新闻摄影家，被誉为“红色摄影家”。她曾任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高级记者、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当选过第三、四、五届全国文代会代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创会主席……“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坐到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里的简朴沙发上，记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记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波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后，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她轻松起来。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侯波等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
“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着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俩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陳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在记录领袖的日子里，每天基本上是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但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高兴地说道。
从延安到中南海
“侯波”其实不是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参加革命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晚年侯波说这话时看着老伴，两人会心地笑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忆起这些，侯波心底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影。“原来只看见他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时，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城，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去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的左厢房的一间大概有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记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可以感受到她是幸福的。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这年6月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毛泽东在丰泽园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游泳池”。
徐肖冰告诉记者，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只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这时，坐在一旁的徐肖冰插话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我都保密。”
因经典而传世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10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性、坏处。”
毛泽东问：“什么时候走？”侯波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办公厅。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侯波说，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侯波告诉记者，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大都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我们总以为这些都是历史了，究竟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可是事实上，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一直抱着浓厚兴趣。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来看影展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这次影展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俩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反响之强烈连侯波他们自己都说没有预料到。
侯波夫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采访的当天，记者进门时就发现客厅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许多书、纸，还有一个大盒子。问起他们是不是又在准备出画册，回答是肯定的。侯波告诉记者，最近有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他们的作品集，跟他们进行了电话联系，并跑到他们家来过两次。“准备做一本照片加文字形式的书，跟上回那本有些差别，每一张照片下都附有拍摄背景及相关故事等，档案性更强，收藏价值更高。”徐肖冰补充说。为了赶这个集子，两位老人这一段时间都在忙着找资料、写说明文字。
当问及她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是哪一张时，徐肖冰抱出一本彭真画册，“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的一组图片，是她最后拍的新闻图片。”翻开一看，第一张就是侯波拍的，图为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跨页画面凸显出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记者顺手翻到最后一页，竟也是侯波的作品——画面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小道，这幅图片向我们真实再现了革命伉俪情深义笃的一面。出版者无意间将这两幅由侯波拍摄的图片列为首尾两个跨页，足以显现其摄影艺术之精湛。“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看来侯波同彭真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徐肖冰的一席话让记者终于释疑。原来，彭真与她同为山西老乡，平时就联系较多，“彭真同志在北京住的时候，有时他家里来了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他就打电话给她，请她去拍照，有时还派车子来接。”
年岁不饶人，接受采访时两位老人都是高龄之年了，他们都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就在采访前不久，受国家外交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等的联合约请，侯波、徐肖冰不顾年事已高，协助法国一家电视台在中国拍摄有关毛泽东的一个电视纪錄片。片中以侯波夫妇为采访对象，回顾并引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活动，展示一代伟人风采。于是，两位老人离家半个多月，转辗南北，配合摄制组拍摄。
如今，徐肖冰已病逝多年。生前，徐肖冰执意将公证处的同志找到家里，庄严立下了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他曾多次说，我们国家富裕了，但依然有很多困难，不要为我花人民的钱。侯波身体不是很好，医院似乎成了第二个家，老人欣慰的是自己的许多摄影作品成了永远的经典。
责任编辑 李菡丹
侯波，著名新闻摄影家，被誉为“红色摄影家”。她曾任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高级记者、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当选过第三、四、五届全国文代会代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创会主席……“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坐到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里的简朴沙发上，记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记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波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后，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她轻松起来。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侯波等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
“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着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俩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陳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在记录领袖的日子里，每天基本上是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但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高兴地说道。
从延安到中南海
“侯波”其实不是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参加革命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晚年侯波说这话时看着老伴，两人会心地笑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忆起这些，侯波心底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影。“原来只看见他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时，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城，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去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的左厢房的一间大概有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记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可以感受到她是幸福的。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这年6月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毛泽东在丰泽园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游泳池”。
徐肖冰告诉记者，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只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这时，坐在一旁的徐肖冰插话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我都保密。”
因经典而传世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10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性、坏处。”
毛泽东问：“什么时候走？”侯波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办公厅。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侯波说，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侯波告诉记者，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大都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我们总以为这些都是历史了，究竟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可是事实上，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一直抱着浓厚兴趣。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来看影展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这次影展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俩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反响之强烈连侯波他们自己都说没有预料到。
侯波夫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采访的当天，记者进门时就发现客厅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许多书、纸，还有一个大盒子。问起他们是不是又在准备出画册，回答是肯定的。侯波告诉记者，最近有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他们的作品集，跟他们进行了电话联系，并跑到他们家来过两次。“准备做一本照片加文字形式的书，跟上回那本有些差别，每一张照片下都附有拍摄背景及相关故事等，档案性更强，收藏价值更高。”徐肖冰补充说。为了赶这个集子，两位老人这一段时间都在忙着找资料、写说明文字。
当问及她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是哪一张时，徐肖冰抱出一本彭真画册，“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的一组图片，是她最后拍的新闻图片。”翻开一看，第一张就是侯波拍的，图为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跨页画面凸显出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记者顺手翻到最后一页，竟也是侯波的作品——画面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小道，这幅图片向我们真实再现了革命伉俪情深义笃的一面。出版者无意间将这两幅由侯波拍摄的图片列为首尾两个跨页，足以显现其摄影艺术之精湛。“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看来侯波同彭真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徐肖冰的一席话让记者终于释疑。原来，彭真与她同为山西老乡，平时就联系较多，“彭真同志在北京住的时候，有时他家里来了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他就打电话给她，请她去拍照，有时还派车子来接。”
年岁不饶人，接受采访时两位老人都是高龄之年了，他们都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就在采访前不久，受国家外交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等的联合约请，侯波、徐肖冰不顾年事已高，协助法国一家电视台在中国拍摄有关毛泽东的一个电视纪錄片。片中以侯波夫妇为采访对象，回顾并引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活动，展示一代伟人风采。于是，两位老人离家半个多月，转辗南北，配合摄制组拍摄。
如今，徐肖冰已病逝多年。生前，徐肖冰执意将公证处的同志找到家里，庄严立下了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他曾多次说，我们国家富裕了，但依然有很多困难，不要为我花人民的钱。侯波身体不是很好，医院似乎成了第二个家，老人欣慰的是自己的许多摄影作品成了永远的经典。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