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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肇的《国史补》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研究史料。《国史补》在体例上符合笔记的特点，内容上去除了鬼神梦幻、男女猥亵的内容，是纯粹记录朝野轶事及社会风化的笔记小说。由于《国史补》可信度很高，所以被历代学者和著述引用，其创作模式更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典范。这些方面标志着《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
关键词： 笔记小说 国史补 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代笔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代笔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李肇.唐国史补[M].台北：新兴书局，1960.
[2]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3（02）.
[3]罗宁.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3）.
[4]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J].洛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
[5]李峰敏.试论《唐国史补》在研究唐代历史中的作用[J].兰州：甘肃高师学报，2005（06）.
[6]孙秀君.李肇《唐国史补》版本述要[J].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2007，新67期.
关键词： 笔记小说 国史补 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代笔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代笔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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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峰敏.试论《唐国史补》在研究唐代历史中的作用[J].兰州：甘肃高师学报，2005（06）.
[6]孙秀君.李肇《唐国史补》版本述要[J].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2007，新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