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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朗州即今日湖南洞庭湖之西的常德市,如今已然是一个现代化的都会。大道纵横,车水马龙,白天市声嚣嚣,夜晚华灯灼灼。沅水傍城而过,凭堤而建的是长达3000米的中国常德诗墙,镌刻古今诗人的作品于其上,临水而歌,宛如阵容超豪华的合唱队。领唱的当然是文章为百代之祖的屈原了,唱至中唐,刘禹锡也以他的《秋词》加盟,让五湖四海的游人观赏江城胜景,也倾听他清刚豪放的千古歌声。
在中唐的名诗人中,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白居易是龟兹人的后代,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远支。祖籍河南洛阳的刘禹锡,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家学渊源、名师指点加之刻苦自励,他成长为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他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接着通过“博学鸿词科”这一皇帝亲自制举的特别考试,随后于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也就是通过了吏部举行的选拔考试,较杜牧两登科第后自诩的“两枝仙桂一时芳”还多出一枝。“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唐帝国如日中天已成往事,现况是江河日下弊病丛生。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锐意革新,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共同拉开了“永贞革新”的生机勃勃的序幕。然而,这场政治革新不及半年便黯然落幕,原因是革新的对立面拼死反对。顺宗先则因病内禅,随后突然崩逝。暗箱操作上台的宪宗李纯登上权力顶峰刚过三日,对革新派的打击就如雷电骤至: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翌年赐死;其他被宋代王安石誉为“都是天下奇才”的八位骨干分子无一幸免,均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刚过而立之年的刘禹锡,官阶由独当经济财政重任的正四品上的朝廷大员,直线降黜为从六品下无职无权且非正式干部编制的“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如扬波击浪的征帆突然被风暴掀翻,如振翅长飞的鹰隼突然被暗箭射落;而朗州的山山水水,则有幸陪伴了不幸的诗人整整十年艰难岁月。
苦难对于有志之士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朗州十年,刘禹锡创作了200多首诗词和30余篇文赋,不仅占他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强,而且有不少佳篇胜构,蔚为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秋词》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秋词》一共两首,中学语文课本选的是其中一首,另一首是这样写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在第一首诗中,“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相反见意,是中国古典诗论所谓的“矛盾逆折”,西方现代文论称之为“矛盾法”、“抵触法”或“反证法”。悲秋,不分族别也不分国界,是普遍的共有的人性人情。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散文《秋》,将孤独寂寞的悲秋之情,写得哀婉之至;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弗罗斯特在《我的客人,十一月》中,也说秋天是“秋雨绵绵的晦日”;在中国,秋天,特别是深秋的萧条肃杀,总是引起多愁善感的文人的愁苦之情,而许多文人往往命运多舛,于是“悲秋”便成了古代诗文的一个母题,也成了中国文人诗歌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屈原的《九章》中,凛冽的秋风至少就有三处起于纸上。“欸秋冬之绪风”,“悲秋风之动容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因为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历来宋玉就被认为是中国诗文的“悲秋之祖”,实在是后人上错了香火。直至刘禹锡之前,文人们的咏秋之作无非天下一统、舆论一律地悲秋,总得有人出来抬抬杠、唱唱反调,尽管众士诺诺,终于一士谔谔,“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位唱反调的持不同诗见者,就是被白居易赞誉为“诗豪”的刘禹锡。
刘禹锡有足够的资格与充分的理由悲秋。他从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长安,沦落到朗州这一僻远荒凉的下州小郡(只辖武陵、龙阳两县,仅有9360户,人口不足45000人),而且是一贬长达十年,其间结婚不久的妻子薛氏因病早逝,婴儿嗷嗷待哺,他自己不仅内心郁闷痛苦,而且因不服水土而多疾相侵,缠绵病榻。然而,他却以《秋词》一以歌秋日晴空,一以颂秋日山野,空间由天上而地下,焦点由白鹤而红叶,色彩明亮热烈,境界开阔深邃,表现了他乐观顽强的生命品格,也显示了他倔强的永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和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一样,《秋词》既是诗人的自白自励,也是对迫害者的示傲示威。
长堤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每回我捧读《秋词》,尤其是实地在常德诗墙前吟诵这一诗章,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只白鹤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
在中唐的名诗人中,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白居易是龟兹人的后代,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远支。祖籍河南洛阳的刘禹锡,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家学渊源、名师指点加之刻苦自励,他成长为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他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接着通过“博学鸿词科”这一皇帝亲自制举的特别考试,随后于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也就是通过了吏部举行的选拔考试,较杜牧两登科第后自诩的“两枝仙桂一时芳”还多出一枝。“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唐帝国如日中天已成往事,现况是江河日下弊病丛生。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锐意革新,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共同拉开了“永贞革新”的生机勃勃的序幕。然而,这场政治革新不及半年便黯然落幕,原因是革新的对立面拼死反对。顺宗先则因病内禅,随后突然崩逝。暗箱操作上台的宪宗李纯登上权力顶峰刚过三日,对革新派的打击就如雷电骤至: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翌年赐死;其他被宋代王安石誉为“都是天下奇才”的八位骨干分子无一幸免,均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刚过而立之年的刘禹锡,官阶由独当经济财政重任的正四品上的朝廷大员,直线降黜为从六品下无职无权且非正式干部编制的“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如扬波击浪的征帆突然被风暴掀翻,如振翅长飞的鹰隼突然被暗箭射落;而朗州的山山水水,则有幸陪伴了不幸的诗人整整十年艰难岁月。
苦难对于有志之士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朗州十年,刘禹锡创作了200多首诗词和30余篇文赋,不仅占他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强,而且有不少佳篇胜构,蔚为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秋词》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秋词》一共两首,中学语文课本选的是其中一首,另一首是这样写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在第一首诗中,“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相反见意,是中国古典诗论所谓的“矛盾逆折”,西方现代文论称之为“矛盾法”、“抵触法”或“反证法”。悲秋,不分族别也不分国界,是普遍的共有的人性人情。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散文《秋》,将孤独寂寞的悲秋之情,写得哀婉之至;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弗罗斯特在《我的客人,十一月》中,也说秋天是“秋雨绵绵的晦日”;在中国,秋天,特别是深秋的萧条肃杀,总是引起多愁善感的文人的愁苦之情,而许多文人往往命运多舛,于是“悲秋”便成了古代诗文的一个母题,也成了中国文人诗歌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屈原的《九章》中,凛冽的秋风至少就有三处起于纸上。“欸秋冬之绪风”,“悲秋风之动容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因为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历来宋玉就被认为是中国诗文的“悲秋之祖”,实在是后人上错了香火。直至刘禹锡之前,文人们的咏秋之作无非天下一统、舆论一律地悲秋,总得有人出来抬抬杠、唱唱反调,尽管众士诺诺,终于一士谔谔,“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位唱反调的持不同诗见者,就是被白居易赞誉为“诗豪”的刘禹锡。
刘禹锡有足够的资格与充分的理由悲秋。他从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长安,沦落到朗州这一僻远荒凉的下州小郡(只辖武陵、龙阳两县,仅有9360户,人口不足45000人),而且是一贬长达十年,其间结婚不久的妻子薛氏因病早逝,婴儿嗷嗷待哺,他自己不仅内心郁闷痛苦,而且因不服水土而多疾相侵,缠绵病榻。然而,他却以《秋词》一以歌秋日晴空,一以颂秋日山野,空间由天上而地下,焦点由白鹤而红叶,色彩明亮热烈,境界开阔深邃,表现了他乐观顽强的生命品格,也显示了他倔强的永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和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一样,《秋词》既是诗人的自白自励,也是对迫害者的示傲示威。
长堤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每回我捧读《秋词》,尤其是实地在常德诗墙前吟诵这一诗章,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只白鹤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