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随着高考综合改革在全国范围的稳步推进,新高考生源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继而成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试点省份跟踪评价来看,新高考生源知识结构与学业质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统考 选考”的考试科目设置、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安排、多元招生录取模式等都可能给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带来隐忧,应该引起充分重视与积极应对。
关键词:新高考;人才培养;选考制度;高质量教育体系
新高考改革成效
截至目前,浙、沪等首轮试点省份已经有四届新高考学生进入高校,新高考生源的学业发展情况是评价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2020年1月,在前期持续跟踪评价基础上,笔者对试点省份6所高校的93名教师和新高考生源进行访谈,涵盖高校招生部门、教务部门的管理者和任课教师,学生群体包括2017级、2018级、2019级新高考学生,从他们的视角了解新高考生源学业表现与综合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可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后续改革省份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从总体上来说,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在满足学生兴趣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效果明显,同时新高考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等多元录取方式,促进高校科学选才,也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专业结构调整。首先,新高考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实施平行志愿录取,增加了学生志愿填报的数量,减少了学生调剂的可能性,高校教师和学生对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认可度较高,这也是新高考改革过程中阻力较小的措施。其次,试点省份探索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春季招生、综合评价招生等多种招生录取方式,实现了从单一评价向多元综合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的转变,满足了普及化阶段高校分类发展的需求。再次,新高考在增加学生和高校双向选择性的同时,也倒逼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结构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内涵建设。最后,新高考促进高校内部招生与培养工作的联动,加强高校与中学的衔接,促进高校招生与培养的一体化衔接,拓展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边界。
从学业表现上来看,新高考生源质量因为学校类型、专业、招生模式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试点省份高水平大学因为有充足的生源,又可以对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的等级予以限制,可以确保生源质量不降低,省属高校和高职院校部分优势专业生源质量还有所上升。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继而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1],试点省份将学考成绩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也保障了综合评价招生学生学科基础,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潜力,学习后劲足[2]。但是同时,新高考给高校招生与培养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学生选考科目与高校专业要求不一致而带来学业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北京等四个省市已按新高考模式招生录取,因为考试科目设置、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首轮试点省份新高考生源学业发展状况以及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带来的隐忧,在后续改革省份也可能同样存在,应该引起重视与提前应对。
新高考生源学业质量隐忧
第一,学生功利化选科的隐忧。新高考选考制度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成绩。但也有学者认为新高考学生较少考虑大学专业科目要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专业学习基础[3]。因为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的科学性问题,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驱赶效应”既对成绩中下的考生不利,也对成绩优秀的考生不利[4],带来功利化选科倾向。学生会首先选择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而不是感兴趣的科目,试点省份物理选考人数“断崖式”下滑的现象,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跟踪评估发现,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专业学习困难,难以适应专业学习要求的学生,有的只能转到文科专业。同时,高校为了确保优质生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倾向于放宽专业选考科目限制,一般是二选一、三选一,甚至不设限,这就造成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但在严格限制选考科目的情况下,也会带来报考人数下降,学生录取分数线下降。
总之,在新高考促进文理融合的改革目标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文不理”,继而带来理工科学生学业困难。尽管部分高校会采取先修课程、微课、加强基础课等多种方式进行补课,但收效甚微,与传统文理分科的学生相比,大学物理课的不及格率增加,学生整体成绩差。学生功利化选科的根本原因是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未能很好地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分数转换的等值性和可比性的问题,很难阻止出现功利选科博弈现象[5]。从对北京第一届新高考生源的调查来看,学生选科相比首轮试点省份更加理性,物理选科人数下滑的并不凸显,但学生选科存在盲目和随意性,其在高校學业发展状况亟待跟踪评价。
第二,学业水平考试降低难度。我国从1990年开始正式确定毕业会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意图是将衡量高中毕业生全面素质与合格考试,同以升大学为目的的选拔性高考区别开来,在高中合格考试及全面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逐步减少高考科目数量,也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特点选拔新生[6]。新高考在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同时,为了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选择3个科目成绩与统一高考的语数外三科成绩组成考生总成绩[7]。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就成为新高考“统考 选考”科目设置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但从跟踪评价来看,浙江省探索外语与选考科目一年两考,学生会尽早参加选考,如果能够达到高分或者满分,就不再学习这门科目,所谓“早考早了”“考完一门扔掉一门”;上海市将地理和生物科目等级性考试固定在高二进行,多数学生会本着同样的目的选择这两门作为等级性考试科目。尤其是物理、化学等传统理科科目,学生选考后会放弃这门科目的学习,这也造成新高考生源学业困难,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挑战。北京等后续省份等级性科目考试放在高三年级进行,考试成绩当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合格性水平考试难度降低,而且在北京高考方案中对学生的合格性考试仅以“合格”“不合格”方式呈现,就可能存在“放水”的情况,学生进入高校后也会很难适应大学理工科专业学习对学生学科基础的要求。这就有违新高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关联度的改革初衷,应该引起重视。
关键词:新高考;人才培养;选考制度;高质量教育体系
新高考改革成效
截至目前,浙、沪等首轮试点省份已经有四届新高考学生进入高校,新高考生源的学业发展情况是评价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2020年1月,在前期持续跟踪评价基础上,笔者对试点省份6所高校的93名教师和新高考生源进行访谈,涵盖高校招生部门、教务部门的管理者和任课教师,学生群体包括2017级、2018级、2019级新高考学生,从他们的视角了解新高考生源学业表现与综合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可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后续改革省份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从总体上来说,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在满足学生兴趣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效果明显,同时新高考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等多元录取方式,促进高校科学选才,也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专业结构调整。首先,新高考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实施平行志愿录取,增加了学生志愿填报的数量,减少了学生调剂的可能性,高校教师和学生对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认可度较高,这也是新高考改革过程中阻力较小的措施。其次,试点省份探索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春季招生、综合评价招生等多种招生录取方式,实现了从单一评价向多元综合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的转变,满足了普及化阶段高校分类发展的需求。再次,新高考在增加学生和高校双向选择性的同时,也倒逼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结构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内涵建设。最后,新高考促进高校内部招生与培养工作的联动,加强高校与中学的衔接,促进高校招生与培养的一体化衔接,拓展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边界。
从学业表现上来看,新高考生源质量因为学校类型、专业、招生模式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试点省份高水平大学因为有充足的生源,又可以对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的等级予以限制,可以确保生源质量不降低,省属高校和高职院校部分优势专业生源质量还有所上升。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继而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1],试点省份将学考成绩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也保障了综合评价招生学生学科基础,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潜力,学习后劲足[2]。但是同时,新高考给高校招生与培养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学生选考科目与高校专业要求不一致而带来学业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北京等四个省市已按新高考模式招生录取,因为考试科目设置、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首轮试点省份新高考生源学业发展状况以及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带来的隐忧,在后续改革省份也可能同样存在,应该引起重视与提前应对。
新高考生源学业质量隐忧
第一,学生功利化选科的隐忧。新高考选考制度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成绩。但也有学者认为新高考学生较少考虑大学专业科目要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专业学习基础[3]。因为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的科学性问题,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驱赶效应”既对成绩中下的考生不利,也对成绩优秀的考生不利[4],带来功利化选科倾向。学生会首先选择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而不是感兴趣的科目,试点省份物理选考人数“断崖式”下滑的现象,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跟踪评估发现,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专业学习困难,难以适应专业学习要求的学生,有的只能转到文科专业。同时,高校为了确保优质生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倾向于放宽专业选考科目限制,一般是二选一、三选一,甚至不设限,这就造成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但在严格限制选考科目的情况下,也会带来报考人数下降,学生录取分数线下降。
总之,在新高考促进文理融合的改革目标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文不理”,继而带来理工科学生学业困难。尽管部分高校会采取先修课程、微课、加强基础课等多种方式进行补课,但收效甚微,与传统文理分科的学生相比,大学物理课的不及格率增加,学生整体成绩差。学生功利化选科的根本原因是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未能很好地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分数转换的等值性和可比性的问题,很难阻止出现功利选科博弈现象[5]。从对北京第一届新高考生源的调查来看,学生选科相比首轮试点省份更加理性,物理选科人数下滑的并不凸显,但学生选科存在盲目和随意性,其在高校學业发展状况亟待跟踪评价。
第二,学业水平考试降低难度。我国从1990年开始正式确定毕业会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意图是将衡量高中毕业生全面素质与合格考试,同以升大学为目的的选拔性高考区别开来,在高中合格考试及全面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逐步减少高考科目数量,也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特点选拔新生[6]。新高考在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同时,为了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选择3个科目成绩与统一高考的语数外三科成绩组成考生总成绩[7]。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就成为新高考“统考 选考”科目设置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但从跟踪评价来看,浙江省探索外语与选考科目一年两考,学生会尽早参加选考,如果能够达到高分或者满分,就不再学习这门科目,所谓“早考早了”“考完一门扔掉一门”;上海市将地理和生物科目等级性考试固定在高二进行,多数学生会本着同样的目的选择这两门作为等级性考试科目。尤其是物理、化学等传统理科科目,学生选考后会放弃这门科目的学习,这也造成新高考生源学业困难,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挑战。北京等后续省份等级性科目考试放在高三年级进行,考试成绩当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合格性水平考试难度降低,而且在北京高考方案中对学生的合格性考试仅以“合格”“不合格”方式呈现,就可能存在“放水”的情况,学生进入高校后也会很难适应大学理工科专业学习对学生学科基础的要求。这就有违新高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关联度的改革初衷,应该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