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和他所执掌的《新周刊》一向以“概念制造者”而著称,堪称“概念先导”,一期《向“知道分子”致敬》的专题及“年度知道分子”的榜单使王朔所提出的“知道分子”得以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并开始行使对“知道分子”的阐释权:“知道分子”是对一个新的社会精英群体的指称。他们无所不知,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经营,把知识当做资本投向市场,既向社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也从社会获得回报。“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的,但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迂气、酸气。他们通达灵活,善于合作,特别懂得如何处理头脑中的知识。
　　对封新城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之时,“知道分子”四个字立马出现在记者脑海里。
　　
　　在广州十二人民医院的对面,有一条两米长的玻璃通道,在喧闹的都市,它被淹没在立交桥旁的人流中。通过它,你便能进入一个散发着独特人文气息的媒体工厂——《新周刊》,这里聚集着一群媒体“怪人”,他们有着另类的思维、独特的视角。记者要采访的人就在其中。
　　白底黑字的棉T恤、黑色的宽松短裤、休闲的凉拖,炎炎夏日,封新城的这身衣装透露着他的休闲与随意。在他宽敞得有些近乎奢侈的办公室里,一边是革命年代各种标语口号的贴画,一边是类似于茶馆风格的仿古桌凳,所有茶具一应俱全。品茶之间侃侃而谈的封新城,在嬉笑怒骂中透露着他的成熟老道。
　　
　　 嬉笑怒骂的“杂志佬”
　　
　　广东人把总干一件事情的人称为“佬”,卖花的叫“花佬”,犯病的叫“神经佬”。封新城,执掌《新周刊》13年,堪称“杂志佬”。在他的嬉笑怒骂之中,《新周刊》成为中国期刊市场上的幸存者和佼佼者:2009年6月1日是《新周刊》300期的生日,实现了单期300万的广告收入。
　　封新城不无幽默地用“默默无闻”来形容自己就任《新周刊》执行主编前的12年,那时,他在电台工作,干的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活。也就是在电台的岗位上,他成为“第一届中国新闻奖”和“第二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得者。
　　他自称做《新周刊》是多年积累的一次大爆发,“我干过12年广播,根本没有碰过平面传媒呀!但我心里想法挺多的,都憋着呢。后来《新周刊》的很多选题,其实都是我干广播时自己在家闲着没事瞎琢磨过的。”这位从播音室里走出的期刊主编,本应发挥他健谈的优势,谁知当社长孙冕宣布他任执行主编时,他只说了两句:“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活的,大家讨论选题吧。”
　　那时,被“引爆”之后的封新城一动笔便是滔滔江水般地骂人,以说“不”的姿态使《新周刊》在青年人群中所向披靡。从《中国不踢球》到《弱智的中国电视》再到《病态传媒》等专题策划的出炉,《新周刊》在中国传媒界一炮走红,他以戏谑的口吻、犀利批判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资讯和“新锐”的需求。然而1998年的停刊风波,让一本锐气十足的杂志和一个愤青气质的主编陷入了深思和调整期。
　　面前的这位期刊达人在谈笑之间这样概括自己的性格:“我的性格可能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周刊》创刊期,那个封新城是一个非常暴躁的、每天在走廊里听到他咆哮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大概到了2000年以后,就有一个现在的我,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很凶、很暴力的样子,可说话、和同事在一起打交道就温和了很多,我不知道这些表现是不是也同时体现在杂志里了。”
　　同《新周刊》一起成长的封新城的确将这种性格的变化也注入了杂志的发展中,以致于有人认为《新周刊》的批判精神不如以前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游走于体制和市场之间的一本刊物开始走向成熟和理性。而封新城认为:“所谓批判力度的减弱,其实更多的是指向一种更富有理性精神的建设性态度。比如说到电视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的《弱智的中国电视》、《砸烂电视》,到后来一年一度发布的‘中国电视节目榜’,既可以看到一种态度的转变,不再简单地去骂电视了,而是着重于发现和肯定中国电视中那些有价值的富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是一种‘立’。在这个‘立’的过程中,《新周刊》通过一种很‘新周刊’的方式把杂志的立场和态度都表达出来了,这比简单的批判更有意义。”
　　封新城说,“12年的广播媒体工作经历让我深知怎么办媒体,做直播比什么都卡得严。”这位曾经的期刊顽童正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地寻找着平衡,《智库:一个国家的智商》、《中国怎么想》等专题都在以“正”的方式敏锐地发现和捕捉社会焦点,并在努力践行着“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口号。
　　
　　“做秀”的媒体商人
　　
　　当回顾《新周刊》的成长史时,孙冕说:“《新周刊》能坚持下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而封新城说,“我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当时做不下去了,我就带着这帮人去做书商”。后来,封新城没有成为书商,却做了一本像书的杂志,这本杂志成就了他媒体运营者的身份。《新周刊》创刊的第三个月就主办了周华健在内地的第一次演唱会,当时所有员工都到体育场卖杂志,卖周华健的小册子,赚了60多万。
　　当封新城看到广州有几场足球比赛,就想能不能把《新周刊》拿到足球场上去卖呢?于是在两天之内编出了一个足球特刊,这一期印了6万册,很快就卖光了。传媒界一个学者分析这个现象时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某城市出差时,住的宾馆窗外就是电影院,一队人排队买票看《泰坦尼克号》,还有一队人排队买《〈泰坦尼克号〉内幕》。市场中可以作为卖点的因素都被《新周刊》及时抓住了,一种力量使得《新周刊》的整个操作都有市场因素的参与。
　　1997年,在香港一位广告商的建议下,封新城决定将《新周刊》改为铜版纸,因为新闻纸虽然满足了文人的阅读倾向,但广告商只选择印刷品质高的时尚类杂志投放。封新城一边品茶,一边津津乐道他的期刊生涯:“这次改变让我们学会了面对市场,是从文人办刊到按市场观念去经营刊物的一次转变。对于发行和广告的了解,我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觉得不学不行了。《新周刊》改版,看上去是一种形态的改变,但实际上思想也在转变。整个经营思路、观念全部发生了变化。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彻底明白了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的《新周刊》频频以活动家的面目出现,“十大新锐人物评选”、“愿望2000新千年祈愿活动”、“中国电视节目榜”、“年度新锐榜”、“生活方式创意榜”等活动和他所创造的“榜文化”使《新周刊》在拓展品牌的同时也奠定了在业界建立评价体系的地位。
　　有人评价说《新周刊》是“中国最善于作秀的媒体”,对于此,封新城毫不避讳。他开玩笑地说,“谁要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新周刊》:我秀故我在,是一个好题目。照我的理解,‘秀’是这个时代市场操作的一种元素和方法,作秀的根本目的是调动市场资源。”
　　尽管封新城最不喜欢人提他做过诗人的“前科”,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写过诗的文字功底成为他捕捉读者注意力的杀手锏。《新周刊》作“秀”的另一面就是报道上的张扬态度,时常摆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封新城说:“‘秀’就是张扬的展示,展示是经济形态中的一种。如果今后有任何作‘秀’的机会,我都不会放弃,但技巧会提高吧,至少不能让大家觉得反感。”
　　
　　“封氏烙印”的坚持与蜕变
　　
　　《新周刊》原编务总监谢立回忆说:“那时封总的脾气如同一块黑云,长年沉沉地压在编辑部上空。开编辑会一见封总黑着一张脸,就知道完了,先听他兜头兜脸把大家骂一顿,个个大气不敢出。毙选题更是常见,他总是让你觉得不够、不够,还是不够,充满自卑感和挫败感,连阅读量都赶不上他,这人随时手边一大堆报纸杂志书籍,随手圈起不起眼的消息就是采访、选题线索,扔给你,哼一声,立刻让你讪讪的,觉得自己无能。有时候到下厂前一天了,封总忽然推倒了全部专题,折腾得每个人都要发疯。”
　　当记者问及如果主编和美术总监对设计发生矛盾谁说了算时,封新城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我。因为我的定位是一个编杂志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对文字进行编辑的人。我必须站在市场、读者的立场,对整体做出判断。我自己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封面设计我参与了意见,而更多的设计被我否决,重新创作,最多一次我的桌上摆了6个封面设计方案。”
　　在众多的传媒形态中,杂志是最能体现主编个性和理念的媒体,一定程度上,主编和杂志互为影子。封新城的“强势”让不少人评价说《新周刊》被打上了深深的“封氏烙印”。
　　对此,封新城有他自己的解释:“在《新周刊》十几年了,出选题策划、搞经营投资,若说《新周刊》有我的风格,我觉得也很正常。但你要说我是块天花板挡在大家头上,不让有思想的人跳出来,那我可太冤了。”在雪村正火爆的时候,封新城便召集编辑想做雪村,但大家集体反对,理由是“没感觉”。经过四次开会反复讨论,封新城的选题最终还是被毙掉了。
　　《新周刊》副主编周可说:“早期的《新周刊》,其‘封氏烙印’还没有发展到风格化的程度,特色还不是很鲜明,缺乏整体性。现在这个特色经过多年的打磨,经过封新城与整个团队的磨合,已经成型了。一方面,封新城个人的东西已经渐渐融入到一个团队的整体操作之中,这些个性化的东西对整个杂志风格的发展起着一种规范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封氏烙印’也在其团队的成熟过程中,渐渐蜕去了太多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指向。许多‘非封式’思维的东西在加入进来后慢慢地丰富了这本杂志的特色。”
　　
　　封新城简介
　　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1984〜1996年历任甘肃电台、广东电台新闻台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
　　1994年任《晨报》执行主编;
　　1995年参与创办《七天华讯》杂志,任执行主编;
　　1996年创办并历任《新周刊》执行主编、执行副总编,现任执行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