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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证明，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改变世界。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对错，都比一般认为的更重要，并且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者。现世中自以为不受理论影响的实践者，往往是某个没落的经济学家的奴隶。”200年后，这句话用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身上，恰如其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面世后，凭借其大量的实证研究、跨界渊博的文风和犀利的政策建议，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评价说：“《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在各个方面都极其重要的书。皮凯蒂已经变革了经济学评论；我们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讨论财富和不均了。”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更把皮凯蒂誉为“当代马克思”。和马克思一脉相承的是，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矛盾”将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他认为唯一能够缓解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对资本和收入加以重税；比如收入税最高可以达到80%。此外，亿万富翁每年还可以交最高达10%的财富税，这意味着用不了多少年亿万富翁的大部分财富就消失了。
资本论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探讨的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话题。任何经济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资本和劳动力，通过特定的生产技术和制度安排，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么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安排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才算合理？这些都是资本论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同样无法回避。
皮凯蒂的资本论体系包括贫富分化的实证数据、一个核心假设和一个恒等式推导出的结论以及激进的政策建议。
通过十几年的数据收集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皮凯蒂和他的合作伙伴为理解工业革命以来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演进历史，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他们发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是大部分国家，其财富和收入的分化现在都非常严重。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超过全国50%的财富，而有一半的人群占有财富往往不超过5%；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一般占到总收入的25%-30%，和收入低于平均的50%的人群的总收入相仿。这些数字表明，不但财富和收入的占有不均，而且财富的不均大大超过收入的不均。
这些不均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比如18世纪、19世纪的西欧就很严重，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之改善。所幸的是，20世纪上半叶很多因素的交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高通胀、政策导向、战后快速经济发展等，一方面削减了富有阶层的财富，另一方面带动了劳动者和新兴阶层的财富积累，才使得不均的现象得到明显缓和。但是到了21世纪，不均已经卷土重来，其严重程度已经和“一战”以前相仿。
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财富）对GDP的比率和财富分配的不均遵循了同样的运动轨迹。资本对GDP的比率代表了财富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这个比率和财富不均近似，反映出不均在经济结构中扮演的重要性。和不均的演进一样，这个比率在工业革命期间就很高，到20世纪中叶明显下降，但是现在又恢复到了“一战”之前的水平。
资本及其伴随的不均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是一种常态还是异象？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是否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甚至社会动荡？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皮凯蒂发展了自己的资本论体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核心假设和一个恒等式。
皮凯蒂的假设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内生的、自我摧毁性的矛盾，即资本的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具体而言，资本的年化名义投资回报率达到7%-8%很正常，但是经济增长率很难达到这个水平。长此以往，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会逐步扩大。这必然导致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所以在皮凯蒂看来，在这个核心假设的作用下，贫富分化和资本（财富）与GDP之比的上升是常态而非异象。富者恒富，这就是世袭资本主义。
世袭资本主义会带来什么后果？皮凯蒂用下面这个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的公式來解读：
资本收入/国民收入=资本收入/资本×资本/国民收入
这个公式的左边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资本收入指因持有金融资产、土地、地产、厂房、机器设备、专利和品牌等资本而带来的收入。所谓国民收入就是从收入角度计算的GDP，和通常意义上的GDP是一回事。如果资本收入占经济（国民收入）的比率比较固定（比如约30%），这就说明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既没有扩张也没有减小；如果劳动者薪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也比较稳定，就说明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比较稳定，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反之，如果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越来越高，就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恒等式左边衡量的。
什么决定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呢？皮凯蒂把这个比率通过一个恒等式分解成两个部分。公式右边前半部分是资本收入对资本的比率，即资本回报率；后半部分是资本（财富）对经济的比率。
通过这个恒等式，我们可以讨论资本论的不同版本。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是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即资本越多，资本回报率越低。只要这两个因素相互抵消，那么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就可以保持稳定。
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野蛮扩张而劳工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悲惨景象。这些观察使得他拒绝亚当·斯密等自由资本主义学家所提出的市场会自动调节到平衡状态的观点。他认为工业资本将会无限量地积累，并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上。如恒等式所示，如果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太高，这意味着要么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把资本回报率压得越来越低，使得资本积累不再有意义；要么资本收入在经济中变得无限重要，劳工迟早被迫起来造反。资本主义 “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皮凯蒂在21世纪的新版本，都有宿命的味道。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矛盾（即其核心假设），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和贫富分化的上升是常态。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与经济之比的上升，不会完全被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所抵消。这样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会上升，进而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很可怕的”。他认为这是他的新著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既然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其核心矛盾带来的后果，皮凯蒂建议在全球对财富和收入征收重税。税收可以用于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从而降低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上的不均。
皮凯蒂考虑的资本包括土地、地产、设备、金融资本、无形资本等。这个考虑比较全面，但带来的问题是很多资本类别无法准确估值，其偏差可能影响结论。笔者建议，与其考察资本总量，不如只考察股东资本，其对应的价值是公司市值，对应的资本收入则是企业利润，这些都是公开准确的数字。另外，把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聚焦在股东和劳动力的矛盾上比较准确。恒等式仍然成立。
图1是1934年-2013年美国股东资本市值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这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低点，其后明显上升，在21世纪的平均水平是过去80多年来最高的。这些特征与皮凯蒂的发现相符，即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在本世纪达到高点。由于资本占有不平均，这也意味着股东和劳动者的贫富分化加剧。
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回报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积累过快的结果往往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这个观点在图2中得到验证。其描绘的是资本回报率，确切地说是企业税后利润对股东资本市值的比率，在1934年-2013年间的轨迹。这个比率在21世纪的数字是过去80年中最低的。举例来说，1981年资本回报率为12.4%，对应约8倍的市盈率；2013年资本回报率为5.5%，对应约18倍的市盈率。股本市值的上升并没有带来盈利的同步上升，所以市盈率上升了，或者说回报率下降了。换言之，资本相对经济的比率在过去几十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基本面的上升，而是估值相对于基本面的上升。
争议的关键是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其上升是否完全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抵消。如果完全抵消，那么如恒等式所示，资本与经济之比的上升并不会带来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上升。图3是1934年-2013年美国企业税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率；这个比率总体稳定，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图4中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这个比率虽然在本世纪略高于上世纪70年代，但是并没有明显上升，总体稳定在52%-58%。
由此可以对皮凯蒂的资本论体系作一个总体判断。虽然过去几十年资本市值对经济的比率上升了，但大部分的上升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抵消，其结果表现在，无论企业税后利润或劳动者工资占经济的比率都大体稳定。皮凯蒂提供的法国和英国在过去200年的数据也是如此。皮凯蒂所说的“最重要的结论”，即资本收入占经济比重上升导致“可怕的后果”，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担忧或臆测。因此，他所推荐的激进的税收政策也就失去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
在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造成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以及贫富分化达到极致的状况。原因有二。第一，资本市值的上升往往被回报率下降所平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90年初的日本，这时资本相对于经济的比率（以及贫富分化）达到泡沫高点，股市市值超过全球股市市值的40%，房价则号称大东京的价值超过美国全境。但在后面的20年中，房价崩盘，股市也下跌四分之三。第二，富有阶层由于消费、婚姻、遗产分割、遗产税等原因，其对财富的聚敛往往并不遵循越来越集中的规律。另外，现代财富往往表现在股票的持有，也就可能在“創造性毁灭”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灰飞烟灭。
《21世纪资本论》的另外一个明显局限，是几乎忽略了增长和公平的取舍。历史证明，财富的公平往往带来经济低效和增长缓慢。皮凯蒂详细讨论了最富有的1%的人群和普通人群的财富差距。实际上，即便在考虑贫富分化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财富现在也达到人均10万欧元，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远超数百年前的富有阶层。所以同样是贫富分化，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前的平均寿命是42岁，2010年的数字是68岁。财富的不公平伴随的却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其平均生活水平超过人类几乎任何阶段。
现代民主社会可以通过最低工资、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式提高最低财富人群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收入税和遗产税来降低贫富分化。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增长和机会公平，而非财富公平。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仍是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劳动力和技术如何通过有效地结合推动经济增长，并在增长过程中兼顾公平。
皮凯蒂批评马克思实证研究做得不好，并因为数据缺乏，看不到技术进步（就是经济增长）在资本论中的作用，所以其悲观的预测并没有实现。遗憾的是，皮凯蒂扎实的实证研究止步于对收入不均的描述；其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既没有有力的实证支持，也没有足够考虑追求公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资本论，新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其资本论最重要的特征是计划经济下的资本国有化，取消企业的私人产权和经营者的盈利自主权；在宏观政策上管制利率和汇率从而控制资金成本；市场政策则是取消市场，实行统购统销，控制物价。这些政策的结果，按照皮凯蒂对资本的广义定义，是资本的高度国有化。在中国，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因为没有转让权和自主权，实际价值不高。从理论上讲，国有资本属于人民，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存在。另外，资本国有化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很小。皮凯蒂的政策建议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税收提高公有经济的比例，补贴人民。新中国前30年的政策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把皮凯蒂的思想运用到了极致。 这些政策最明显的结果是人民收入增长极度缓慢。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差别不大。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它们都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7年就赶上美国，到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也赶上美国，香港则接近美国，台湾达到美国的50%，韩国则达到40%。反观中国，从1952年到1981年，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为每年0.5%，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的平均水平。到70年代末，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中国居民在70年代末的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和1952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财富和收入的相对公平，对经济增长而言可能是灾难而非天堂。劳动者虽然是生产要素，却不是机器，需要主观能动性。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时代，劳动者没有劳动积极性；在人民公社的试验达到顶峰的上世纪50年代末，迎来的却是产量急剧下降，甚至出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1979年启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让劳动者有支配产出盈余的权利，这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上升和产量增加。盈余的积累必然带来对经济制度的新要求，包括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交易，进而带来股权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
伴随这些改革的是收入和财富分化，但正如在贫富分化依然明显的西方国家，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了200年以前绝大部分富有人群的生活水平，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减少了2亿多贫困人口，步入了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水平。没有增长的公平并不幸福，不完全公平的增长则往往是福利增加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一本几乎没有讨论公平对增长的影响的资本论并不完整。
計划经济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国家资本的积累受益于劳动者和社会福利的牺牲。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满足这个战略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1）通过资本国有化把稀缺的资本调整到重工业方向；（2）通过压低工资和福利、取消市场、统购统销的办法尽量压低要素价格，同时提高重工业的价格和利润；（3）由于城市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为了阻止农民进城居住，采用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差异成为一道鸿沟；（4）金融体系成为国家战略的取款机，即压低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汇率以降低进口战略物资的成本。
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资本的积累代表着消费短缺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福利的低下；一直到21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金融体系里，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消费者找不到投融资产品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原来没有商业银行，即便后来有了大的商业银行，其本质也是政策性银行，大部分低息贷款仍然投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工业。
资本国有化虽然遏制了财富和收入不均，却没有带来皮凯蒂希望的高福利。相反，它在中国带来的是贫穷和社会福利的牺牲，特别是农民的牺牲。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措施，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制改革、混合经济，以及让市场成为要素价格的决定因素，都是对这个制度安排的修正。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由于双轨制的存在，各种“倒爷”、以权谋私、腐败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攻坚战。中国经济制度一直向国有资本倾斜。如果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竞争壁垒的放宽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尤其金融自由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往往是以垄断和低廉的融资成本为前提的。如果融资成本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抹去绝大部分非金融国企的利润；如果利率市场化，也会对靠存贷差吃饭的银行带来很大挑战。十八大提出的混合经济和对国有资本的改革需与降低行业壁垒、金融自由化同步推动。
中国资本论的核心应该是理清国有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看似毫无矛盾，但从公开披露的数据看，国有资本不但长期造成了劳动者的牺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且对劳动者的福利贡献不大。以2012年为例，当年国有企业利润2.1万亿元，上缴红利仅951亿元，不到5%；在这951亿元中，用于央企困难补助、离休干部医药费或是央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投资等支出达到863亿元（90.7%）。当年上缴红利仅67亿元（7.2%）用于民生支出。国有资本虽然号称公有，直接受益的只是和国有资本直接相关的人，比如国企员工，而绝大多数普通社会人口并未受益。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对中国社会来说，国有资本应该扮演“有能力的好人”。
皮凯蒂建议，通过激进的财富税和收入税来提高社会福利，包括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拥有庞大国有资本的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长期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非常普遍，到2013年中国只有36.6%的城乡人口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险。所以，中国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比西方国家低很多，而且没有能够被国有资本所弥补。
马克思和皮凯蒂之所以写“资本论”，是担心资本占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如果国有资本的积累长期以资源倾斜和社会福利为代价，而且还不能回馈给大部分社会人口，那么国有资本存在的意义必然大打折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十八大提出决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际上，以中国国有资本的重要性，30%的比例仍然太低。国有资本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值得一问再问。
皮凯蒂的贡献始于对贫富分化的实证研究，其局限性恰恰是在缺乏足够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对未来的臆测；另外，他低估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这些遗憾，但他以民为本，跨越学科对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质疑，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应本着同样的精神来思索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的资本论。公有制和老百姓到底是什么关系？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劳动者要怎样结合才能达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平衡？对这些本质问题的思考，才是我们今天阅读《21世纪资本论》的理由。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更把皮凯蒂誉为“当代马克思”。和马克思一脉相承的是，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矛盾”将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他认为唯一能够缓解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对资本和收入加以重税；比如收入税最高可以达到80%。此外，亿万富翁每年还可以交最高达10%的财富税，这意味着用不了多少年亿万富翁的大部分财富就消失了。
资本论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探讨的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话题。任何经济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资本和劳动力，通过特定的生产技术和制度安排，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么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安排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才算合理？这些都是资本论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同样无法回避。
皮凯蒂的理论体系
皮凯蒂的资本论体系包括贫富分化的实证数据、一个核心假设和一个恒等式推导出的结论以及激进的政策建议。
通过十几年的数据收集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皮凯蒂和他的合作伙伴为理解工业革命以来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演进历史，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他们发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是大部分国家，其财富和收入的分化现在都非常严重。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超过全国50%的财富，而有一半的人群占有财富往往不超过5%；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一般占到总收入的25%-30%，和收入低于平均的50%的人群的总收入相仿。这些数字表明，不但财富和收入的占有不均，而且财富的不均大大超过收入的不均。
这些不均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比如18世纪、19世纪的西欧就很严重，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之改善。所幸的是，20世纪上半叶很多因素的交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高通胀、政策导向、战后快速经济发展等，一方面削减了富有阶层的财富，另一方面带动了劳动者和新兴阶层的财富积累，才使得不均的现象得到明显缓和。但是到了21世纪，不均已经卷土重来，其严重程度已经和“一战”以前相仿。
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是，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财富）对GDP的比率和财富分配的不均遵循了同样的运动轨迹。资本对GDP的比率代表了财富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这个比率和财富不均近似，反映出不均在经济结构中扮演的重要性。和不均的演进一样，这个比率在工业革命期间就很高，到20世纪中叶明显下降，但是现在又恢复到了“一战”之前的水平。
资本及其伴随的不均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是一种常态还是异象？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是否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甚至社会动荡？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皮凯蒂发展了自己的资本论体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核心假设和一个恒等式。
皮凯蒂的假设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内生的、自我摧毁性的矛盾，即资本的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具体而言，资本的年化名义投资回报率达到7%-8%很正常，但是经济增长率很难达到这个水平。长此以往，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会逐步扩大。这必然导致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所以在皮凯蒂看来，在这个核心假设的作用下，贫富分化和资本（财富）与GDP之比的上升是常态而非异象。富者恒富，这就是世袭资本主义。
世袭资本主义会带来什么后果？皮凯蒂用下面这个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的公式來解读：
资本收入/国民收入=资本收入/资本×资本/国民收入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
这个公式的左边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资本收入指因持有金融资产、土地、地产、厂房、机器设备、专利和品牌等资本而带来的收入。所谓国民收入就是从收入角度计算的GDP，和通常意义上的GDP是一回事。如果资本收入占经济（国民收入）的比率比较固定（比如约30%），这就说明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既没有扩张也没有减小；如果劳动者薪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也比较稳定，就说明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比较稳定，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反之，如果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越来越高，就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恒等式左边衡量的。
什么决定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呢？皮凯蒂把这个比率通过一个恒等式分解成两个部分。公式右边前半部分是资本收入对资本的比率，即资本回报率；后半部分是资本（财富）对经济的比率。
通过这个恒等式，我们可以讨论资本论的不同版本。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是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即资本越多，资本回报率越低。只要这两个因素相互抵消，那么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就可以保持稳定。
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野蛮扩张而劳工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悲惨景象。这些观察使得他拒绝亚当·斯密等自由资本主义学家所提出的市场会自动调节到平衡状态的观点。他认为工业资本将会无限量地积累，并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上。如恒等式所示，如果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太高，这意味着要么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把资本回报率压得越来越低，使得资本积累不再有意义；要么资本收入在经济中变得无限重要，劳工迟早被迫起来造反。资本主义 “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皮凯蒂在21世纪的新版本，都有宿命的味道。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矛盾（即其核心假设），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和贫富分化的上升是常态。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与经济之比的上升，不会完全被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所抵消。这样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率会上升，进而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很可怕的”。他认为这是他的新著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既然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其核心矛盾带来的后果，皮凯蒂建议在全球对财富和收入征收重税。税收可以用于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从而降低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上的不均。
“21世纪资本论”是否可信
皮凯蒂考虑的资本包括土地、地产、设备、金融资本、无形资本等。这个考虑比较全面，但带来的问题是很多资本类别无法准确估值，其偏差可能影响结论。笔者建议，与其考察资本总量，不如只考察股东资本，其对应的价值是公司市值，对应的资本收入则是企业利润，这些都是公开准确的数字。另外，把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聚焦在股东和劳动力的矛盾上比较准确。恒等式仍然成立。
图1是1934年-2013年美国股东资本市值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这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低点，其后明显上升，在21世纪的平均水平是过去80多年来最高的。这些特征与皮凯蒂的发现相符，即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在本世纪达到高点。由于资本占有不平均，这也意味着股东和劳动者的贫富分化加剧。
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回报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积累过快的结果往往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这个观点在图2中得到验证。其描绘的是资本回报率，确切地说是企业税后利润对股东资本市值的比率，在1934年-2013年间的轨迹。这个比率在21世纪的数字是过去80年中最低的。举例来说，1981年资本回报率为12.4%，对应约8倍的市盈率；2013年资本回报率为5.5%，对应约18倍的市盈率。股本市值的上升并没有带来盈利的同步上升，所以市盈率上升了，或者说回报率下降了。换言之，资本相对经济的比率在过去几十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基本面的上升，而是估值相对于基本面的上升。
争议的关键是资本对经济的比率，其上升是否完全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抵消。如果完全抵消，那么如恒等式所示，资本与经济之比的上升并不会带来资本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上升。图3是1934年-2013年美国企业税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率；这个比率总体稳定，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图4中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这个比率虽然在本世纪略高于上世纪70年代，但是并没有明显上升，总体稳定在52%-58%。
由此可以对皮凯蒂的资本论体系作一个总体判断。虽然过去几十年资本市值对经济的比率上升了，但大部分的上升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抵消，其结果表现在，无论企业税后利润或劳动者工资占经济的比率都大体稳定。皮凯蒂提供的法国和英国在过去200年的数据也是如此。皮凯蒂所说的“最重要的结论”，即资本收入占经济比重上升导致“可怕的后果”，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担忧或臆测。因此，他所推荐的激进的税收政策也就失去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
在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造成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以及贫富分化达到极致的状况。原因有二。第一，资本市值的上升往往被回报率下降所平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90年初的日本，这时资本相对于经济的比率（以及贫富分化）达到泡沫高点，股市市值超过全球股市市值的40%，房价则号称大东京的价值超过美国全境。但在后面的20年中，房价崩盘，股市也下跌四分之三。第二，富有阶层由于消费、婚姻、遗产分割、遗产税等原因，其对财富的聚敛往往并不遵循越来越集中的规律。另外，现代财富往往表现在股票的持有，也就可能在“創造性毁灭”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灰飞烟灭。
《21世纪资本论》的另外一个明显局限，是几乎忽略了增长和公平的取舍。历史证明，财富的公平往往带来经济低效和增长缓慢。皮凯蒂详细讨论了最富有的1%的人群和普通人群的财富差距。实际上，即便在考虑贫富分化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财富现在也达到人均10万欧元，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远超数百年前的富有阶层。所以同样是贫富分化，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前的平均寿命是42岁，2010年的数字是68岁。财富的不公平伴随的却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其平均生活水平超过人类几乎任何阶段。
现代民主社会可以通过最低工资、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式提高最低财富人群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收入税和遗产税来降低贫富分化。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增长和机会公平，而非财富公平。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仍是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劳动力和技术如何通过有效地结合推动经济增长，并在增长过程中兼顾公平。
皮凯蒂批评马克思实证研究做得不好，并因为数据缺乏，看不到技术进步（就是经济增长）在资本论中的作用，所以其悲观的预测并没有实现。遗憾的是，皮凯蒂扎实的实证研究止步于对收入不均的描述；其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既没有有力的实证支持，也没有足够考虑追求公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资本论”怎么写
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资本论，新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其资本论最重要的特征是计划经济下的资本国有化，取消企业的私人产权和经营者的盈利自主权；在宏观政策上管制利率和汇率从而控制资金成本；市场政策则是取消市场，实行统购统销，控制物价。这些政策的结果，按照皮凯蒂对资本的广义定义，是资本的高度国有化。在中国，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因为没有转让权和自主权，实际价值不高。从理论上讲，国有资本属于人民，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存在。另外，资本国有化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很小。皮凯蒂的政策建议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税收提高公有经济的比例，补贴人民。新中国前30年的政策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把皮凯蒂的思想运用到了极致。 这些政策最明显的结果是人民收入增长极度缓慢。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差别不大。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它们都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7年就赶上美国，到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也赶上美国，香港则接近美国，台湾达到美国的50%，韩国则达到40%。反观中国，从1952年到1981年，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为每年0.5%，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的平均水平。到70年代末，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中国居民在70年代末的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和1952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财富和收入的相对公平，对经济增长而言可能是灾难而非天堂。劳动者虽然是生产要素，却不是机器，需要主观能动性。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时代，劳动者没有劳动积极性；在人民公社的试验达到顶峰的上世纪50年代末，迎来的却是产量急剧下降，甚至出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1979年启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让劳动者有支配产出盈余的权利，这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上升和产量增加。盈余的积累必然带来对经济制度的新要求，包括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交易，进而带来股权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
伴随这些改革的是收入和财富分化，但正如在贫富分化依然明显的西方国家，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了200年以前绝大部分富有人群的生活水平，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减少了2亿多贫困人口，步入了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水平。没有增长的公平并不幸福，不完全公平的增长则往往是福利增加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一本几乎没有讨论公平对增长的影响的资本论并不完整。
計划经济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国家资本的积累受益于劳动者和社会福利的牺牲。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满足这个战略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1）通过资本国有化把稀缺的资本调整到重工业方向；（2）通过压低工资和福利、取消市场、统购统销的办法尽量压低要素价格，同时提高重工业的价格和利润；（3）由于城市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为了阻止农民进城居住，采用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差异成为一道鸿沟；（4）金融体系成为国家战略的取款机，即压低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汇率以降低进口战略物资的成本。
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资本的积累代表着消费短缺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福利的低下；一直到21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金融体系里，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消费者找不到投融资产品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原来没有商业银行，即便后来有了大的商业银行，其本质也是政策性银行，大部分低息贷款仍然投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工业。
资本国有化虽然遏制了财富和收入不均，却没有带来皮凯蒂希望的高福利。相反，它在中国带来的是贫穷和社会福利的牺牲，特别是农民的牺牲。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措施，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制改革、混合经济，以及让市场成为要素价格的决定因素，都是对这个制度安排的修正。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由于双轨制的存在，各种“倒爷”、以权谋私、腐败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攻坚战。中国经济制度一直向国有资本倾斜。如果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竞争壁垒的放宽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尤其金融自由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往往是以垄断和低廉的融资成本为前提的。如果融资成本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抹去绝大部分非金融国企的利润；如果利率市场化，也会对靠存贷差吃饭的银行带来很大挑战。十八大提出的混合经济和对国有资本的改革需与降低行业壁垒、金融自由化同步推动。
中国资本论的核心应该是理清国有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看似毫无矛盾，但从公开披露的数据看，国有资本不但长期造成了劳动者的牺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且对劳动者的福利贡献不大。以2012年为例，当年国有企业利润2.1万亿元，上缴红利仅951亿元，不到5%；在这951亿元中，用于央企困难补助、离休干部医药费或是央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投资等支出达到863亿元（90.7%）。当年上缴红利仅67亿元（7.2%）用于民生支出。国有资本虽然号称公有，直接受益的只是和国有资本直接相关的人，比如国企员工，而绝大多数普通社会人口并未受益。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对中国社会来说，国有资本应该扮演“有能力的好人”。
皮凯蒂建议，通过激进的财富税和收入税来提高社会福利，包括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拥有庞大国有资本的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长期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非常普遍，到2013年中国只有36.6%的城乡人口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险。所以，中国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比西方国家低很多，而且没有能够被国有资本所弥补。
马克思和皮凯蒂之所以写“资本论”，是担心资本占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如果国有资本的积累长期以资源倾斜和社会福利为代价，而且还不能回馈给大部分社会人口，那么国有资本存在的意义必然大打折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十八大提出决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际上，以中国国有资本的重要性，30%的比例仍然太低。国有资本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值得一问再问。
皮凯蒂的贡献始于对贫富分化的实证研究，其局限性恰恰是在缺乏足够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对未来的臆测；另外，他低估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这些遗憾，但他以民为本，跨越学科对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质疑，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应本着同样的精神来思索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的资本论。公有制和老百姓到底是什么关系？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劳动者要怎样结合才能达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平衡？对这些本质问题的思考，才是我们今天阅读《21世纪资本论》的理由。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