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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国家的潜力来考虑，慈善公益组织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积极的动向。要产生很好的结果，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都要继续努力、积极互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相较于一些纯民间的公益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公募基金会，发起机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以我们和一些私募基金会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宗旨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我们比较注意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然后来开展具体项目，也有人说我们做的叫“战略公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何定义“战略公益”？
卢迈：我们希望改善政府的政策，增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国家政策和制度建设层面推动公益进步和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儿童营养计划”在试验之后，很快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这就是有别于其他基金会的最大优势。
卢迈：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研究与评估项目”，持续三年的试点和评估，事件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2010年国务院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2年全面铺开，中央政府全年出资160亿元，地方各级政府给予配套支持，加上财政增加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生活补助”，财政支出已超过310亿元。现在受益者大概2300多万人，因为很多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的省份把原来国家的重点贫困县、本省贫困县都列在里面，也做了这个项目，总计大概3200万受益者。
接下来，我们准备邀请世界银行、国际粮农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一起来做评估，增加一些国际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还缺少关于贫困学生营养改善的法律，没有切实地在机制上解决问题，我们不会罢手，要将其推到法律层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要将其推到国家政策甚至法律层面？依靠民间公益组织来完成不行吗？
卢迈：公益组织做2个县，2000人受益，这当然看着很欣慰，但是如果不能变成国家政策，就不可持续，不可能有哪个企业说赞助十年，解决这2000个孩子吃饭的问题。真正有实力的是国家财政。但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公益组织、媒体、公益人等等，所有这些努力汇集在一起，才有好的效果。要是光把这个事情推给有关部委，或者是某个社会团体，是做不好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民间团体是否很难以“战略公益”定位？
卢迈：关键看你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们恰好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有渠道直接跟上面对接，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优势。如果没有，比如是个大学的基金会，可能会更早一点出杂志，在学术界宣传，在民间形成影响力。对于民间来说，有的人自身就有影响力，可能一个人的影响力比我们一个组织还大。关键还是看自身优势。现在跟过去有很大不同，民间力量通过影响社会、影响舆论，反过来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同样可以很有效果，跟我们相比是不同的渠道，中央也有专门有舆情监测，有专人收集一些信息和报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战略”公益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否也起到政府与民间力量枢纽作用？
卢迈：我们基金会就是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链接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看有6个方面，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媒体、学者、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我们分析政策，做一些试验项目，举行研讨会、论坛，也受政府委托去办培训，一方面是服务于政府，帮助政府增强其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下去调查，了解民间的情况，打通民间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将社会实际问题和政府的政策联接起来。比如去年人口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我们的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也看了，政策没有完全接受我们，但方向已经在朝这方面调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协作上有哪些不足？
卢迈：我们国家，社会组织的发育，现在还是稍显慢了一点。一方面，这些年发展相对较快，慈善捐款以及各种类型的公益组织都很多；另一方面，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少一些。这方面民政部走在前面，民政部现在专门拿出钱来支持社会组织、公益机构，进行购买服务，开展很多对社会有利的项目，我们在城中村所做的儿童早期养育的实验，一半的钱就是民政部出的。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国家的潜力考虑，慈善公益组织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积极的动向。要产生很好的结果，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都要继续努力，积极互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公益慈善领域，有哪些不足还没有引起官方以及民间的足够重视？
卢迈：关于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不够健全合理。民间公益组织想要发展，束缚太多，政策需要改善。从社会组织来讲，怎么样来管好自己，也很重要，项目书如何做，人员如何聘用，基地如何设置，财务如何管理，如何互动透明等等都要做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比如一些公益组织出现信任危机，就凸显了其内部建设方面的不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提到了公益组织内部建设不足，你的建议有哪些？
卢迈：公益组织要注意品牌维护，对财产要做到公开透明，要严格，这些都是基本的。品牌维护方面，公益组织可以跟企业取经，公益组织的名誉最重要。有人跟我们谈合作，要在地方设办事处，给再多钱，我们都不干。你怎么能把你的信誉借给别人？公益组织要把商业运作和公益事业分清楚，分不清楚，要出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民间公益团体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前景如何？
卢迈：中国发展肯定离不开民间组织，它是相伴生的，很多问题不是靠政府来解决的，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组织形式管不到那么多，如果要是没有社会组织去补充，这个社会将遇到很大问题。现在的环境保护，有一些公益组织，但是还不够。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问题，都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参与解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可能意味着要把社会“做大”。对于“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卢迈：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的要求。你可以购买服务，可以跟人合作，但是你自己的责任是转嫁不了的。我们现在政府里确实有冗员，不是说他做事做得多，而是有很多事还没有做好。公益本身有倡导意义，它倡导社会向善的方向发展，但能力是有限的。比如大家捐助儿童营养改善、建厨房，你筹够1000万元就很不容易，总和一个亿、两个亿就很多了，但是政府财政名正言顺干这个，他就可以做到160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么大的项目，如何来实现监督？
卢迈：社会现在就在监督，所以“儿童营养改善”这部分钱是贪污最少的。你随便去看任何一个“工程”，很多里面都有猫腻。但是这件事，比如给孩子的面包小了，一个支教老师，湖南的，把它发到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从贫困孩子嘴里去抠这个钱，千夫所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看得到的，民众可以直接监督，看不到的，如何监督？
卢迈：这需要双方来做，一方面，大家有意识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意识，透明公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是否可以建立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民间团体能否胜任这一角色？
卢迈：国外有专门做财务分析的，也具有这种监督的职能。在中国，你要说我就像个反对党一样来盯着政府，这不太可能。从现实出发，我们还是要合作为主，而且这是有进步的。我们提了建议，中央领导都看得很清楚，并且都很支持，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这个大的官僚机器要推动，会慢一点、稳一点，如此而已。大家要回归理性，强调包容，倡导合作，对立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更愿意做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公益组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相较于一些纯民间的公益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公募基金会，发起机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以我们和一些私募基金会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宗旨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我们比较注意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然后来开展具体项目，也有人说我们做的叫“战略公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何定义“战略公益”？
卢迈：我们希望改善政府的政策，增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国家政策和制度建设层面推动公益进步和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儿童营养计划”在试验之后，很快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这就是有别于其他基金会的最大优势。
卢迈：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研究与评估项目”，持续三年的试点和评估，事件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2010年国务院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2年全面铺开，中央政府全年出资160亿元，地方各级政府给予配套支持，加上财政增加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生活补助”，财政支出已超过310亿元。现在受益者大概2300多万人，因为很多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的省份把原来国家的重点贫困县、本省贫困县都列在里面，也做了这个项目，总计大概3200万受益者。
接下来，我们准备邀请世界银行、国际粮农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一起来做评估，增加一些国际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还缺少关于贫困学生营养改善的法律，没有切实地在机制上解决问题，我们不会罢手，要将其推到法律层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要将其推到国家政策甚至法律层面？依靠民间公益组织来完成不行吗？
卢迈：公益组织做2个县，2000人受益，这当然看着很欣慰，但是如果不能变成国家政策，就不可持续，不可能有哪个企业说赞助十年，解决这2000个孩子吃饭的问题。真正有实力的是国家财政。但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公益组织、媒体、公益人等等，所有这些努力汇集在一起，才有好的效果。要是光把这个事情推给有关部委，或者是某个社会团体，是做不好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民间团体是否很难以“战略公益”定位？
卢迈：关键看你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们恰好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有渠道直接跟上面对接，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优势。如果没有，比如是个大学的基金会，可能会更早一点出杂志，在学术界宣传，在民间形成影响力。对于民间来说，有的人自身就有影响力，可能一个人的影响力比我们一个组织还大。关键还是看自身优势。现在跟过去有很大不同，民间力量通过影响社会、影响舆论，反过来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同样可以很有效果，跟我们相比是不同的渠道，中央也有专门有舆情监测，有专人收集一些信息和报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战略”公益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否也起到政府与民间力量枢纽作用？
卢迈：我们基金会就是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链接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看有6个方面，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媒体、学者、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我们分析政策，做一些试验项目，举行研讨会、论坛，也受政府委托去办培训，一方面是服务于政府，帮助政府增强其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下去调查，了解民间的情况，打通民间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将社会实际问题和政府的政策联接起来。比如去年人口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我们的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也看了，政策没有完全接受我们，但方向已经在朝这方面调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协作上有哪些不足？
卢迈：我们国家，社会组织的发育，现在还是稍显慢了一点。一方面，这些年发展相对较快，慈善捐款以及各种类型的公益组织都很多；另一方面，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少一些。这方面民政部走在前面，民政部现在专门拿出钱来支持社会组织、公益机构，进行购买服务，开展很多对社会有利的项目，我们在城中村所做的儿童早期养育的实验，一半的钱就是民政部出的。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国家的潜力考虑，慈善公益组织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积极的动向。要产生很好的结果，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都要继续努力，积极互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公益慈善领域，有哪些不足还没有引起官方以及民间的足够重视？
卢迈：关于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不够健全合理。民间公益组织想要发展，束缚太多，政策需要改善。从社会组织来讲，怎么样来管好自己，也很重要，项目书如何做，人员如何聘用，基地如何设置，财务如何管理，如何互动透明等等都要做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比如一些公益组织出现信任危机，就凸显了其内部建设方面的不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提到了公益组织内部建设不足，你的建议有哪些？
卢迈：公益组织要注意品牌维护，对财产要做到公开透明，要严格，这些都是基本的。品牌维护方面，公益组织可以跟企业取经，公益组织的名誉最重要。有人跟我们谈合作，要在地方设办事处，给再多钱，我们都不干。你怎么能把你的信誉借给别人？公益组织要把商业运作和公益事业分清楚，分不清楚，要出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民间公益团体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前景如何？
卢迈：中国发展肯定离不开民间组织，它是相伴生的，很多问题不是靠政府来解决的，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组织形式管不到那么多，如果要是没有社会组织去补充，这个社会将遇到很大问题。现在的环境保护，有一些公益组织，但是还不够。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问题，都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参与解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可能意味着要把社会“做大”。对于“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卢迈：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的要求。你可以购买服务，可以跟人合作，但是你自己的责任是转嫁不了的。我们现在政府里确实有冗员，不是说他做事做得多，而是有很多事还没有做好。公益本身有倡导意义，它倡导社会向善的方向发展，但能力是有限的。比如大家捐助儿童营养改善、建厨房，你筹够1000万元就很不容易，总和一个亿、两个亿就很多了，但是政府财政名正言顺干这个，他就可以做到160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么大的项目，如何来实现监督？
卢迈：社会现在就在监督，所以“儿童营养改善”这部分钱是贪污最少的。你随便去看任何一个“工程”，很多里面都有猫腻。但是这件事，比如给孩子的面包小了，一个支教老师，湖南的，把它发到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从贫困孩子嘴里去抠这个钱，千夫所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看得到的，民众可以直接监督，看不到的，如何监督？
卢迈：这需要双方来做，一方面，大家有意识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意识，透明公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是否可以建立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民间团体能否胜任这一角色？
卢迈：国外有专门做财务分析的，也具有这种监督的职能。在中国，你要说我就像个反对党一样来盯着政府，这不太可能。从现实出发，我们还是要合作为主，而且这是有进步的。我们提了建议，中央领导都看得很清楚，并且都很支持，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这个大的官僚机器要推动，会慢一点、稳一点，如此而已。大家要回归理性，强调包容，倡导合作，对立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更愿意做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公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