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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教材这个高达600亿的市场领域里：一本教材从通过审核，到进入教育部指定的目录，再最终被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通过，都充满了权力变现的空间
目前，我国有近2亿中小学生。中国教育新闻网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同步教育市场容量高达600多亿元，包括同步教育软件、电子学习机、课外辅导培训及印刷品。随着教育产业市场需求的逐渐释放，中小学同步教育每年市场规模增长将达到20%以上。如此庞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使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行业成为“暴利行业”，成为众多出版发行商追逐的利益场，同时也成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行业。
今年5月10日，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季克异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之后，经一中院终审裁定，三年前就已退休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原调研员王安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季克异和王安华都曾是教育部官员，此次落马，均因多年前利用职权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教材出版发行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方圆》记者，近年来，他们查办的教材出版发行领域的腐败案时有发生，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想发财，印教材”
“想发财，印教材。”在出版发行业内，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有关资料显示，教材教辅的产值占到了我国图书市场的70%，而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所占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到教材教辅的一半。教材教辅也因此成为许多出版发行单位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渠道。
“教材教辅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毛利率高达50%，远远高于一般图书32%的毛利率。”据业内人士介绍，教材教辅的成本约占码洋(注：指全部图书的定价总额)的六成，销售1万册就达到了盈亏点。因此，有位书商说：“教材教辅在开机印刷时，就已经完成了销售任务，印刷机也就成了印钞机了！”
2001年以前，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各地的新华书店之外的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对此只能望而兴叹，徒呼奈何。2001年，我国正式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各地新华书店代为发行的垄断模式被打破。为了取得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代理权，在教材市场“分得一杯羹”，众多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展开激烈的竞争。
当然，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也不可能独享教材红利。据业内人士透露，为了教材能通过立项并进入教育部的教材目录，最终被各地市教育部门选用，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份额，还需要“公关”——这个对象就是教育系统的各级主管教材发行的公务人员。
而据称，按照行业内的潜规则，公关费一般要占到码洋的5%到10%。
从编写到被选用的权力变现空间
一般来说，教材编写由出版社投资、出版，再由有发行权的单位进行发行。出版社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付给编写者稿费。
2001年之前，教材的编写没有立项程序，可以先编，编前联系好实验区，编好后在一定范围内实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实验的范围为400个班，每班50名学生，总数不超过2万人，实验完后由教材的主编组织专家论证，将论证报告和修改后的教科书提交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如果通过审查就可以上教材目录。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本世纪初逐渐显现出来：违规的情况很多，比如，实验的规模违规超标、始终不送审查等。
于是，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共同发布《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试点实施办法》，首次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材发行，启动了中小学教材改革之路。按照这个实施办法，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依照教育部统一的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经教育部审定通过后出版并供全国中小学生使用。
这样一来，出版教材要先通过立项。具体的程序是，出版社将主编的资质、出版社的资质和已编写的教科书样张等材料送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由教材审查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和中小学特级教师、教研员，由大学、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盲审。简单地说，就是将出版社名称及主编等有关信息屏蔽，主要审查教科书的内容，由审查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能够立项。立项的通过率为30%左右。
立项后，由出版社组织主编或编委会具体编写教材，编完后送审查委员会盲审，先由专家自己审读，然后由教育部召开教材审查会议，由专家集体审查，最后由专家投票决定。结果分三种：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改后送审；重新送审。如果重新送审再不能通过，编者就不能编这本书了。
审查结论由专家签名，通过的教科书编入书目，基础教育司核实后报主管副部长签发上书目，然后向全国各省教育部门发布书目，由地市一级成立教科书选用委员会进行选用。
“在这样的程序中，正常应该分享教材这块‘蛋糕’的应该是出版社和发行商。但是，出版社能否取得教材编写和出版权、教材能否进入教育部指定的教材目录，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审核；而且这些部门对发行商能否获得发行权也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此外，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在教材及出版发行政策公布之前获悉其内容，如果出版发行商能提前获悉有关政策，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教材出版发行过程中，存在权力变现的空间。”海淀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方圆》记者。
权力变现之季克异：为书商取得发行权提供便利
李立川（化名）最初是成都一家书店的业务员，1990年辞职下海，做图书、音像方面的生意。1997年，在一次教育研讨会上，他认识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官员季克异。季克异曾在北京四中当过六年体育老师，后成为教育系统官员，先后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以下简称体卫司）师资与教材处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体育处处长和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副局级）。
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申报的“面向21世纪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获准立项，由体卫司对口管理，季克异任课题组副组长。根据季克异的建议，该课题增加“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作为子课题之一，由季克异任子课题组组长，负责协调和组织编写、出版中学体育实验教材。 由于总课题组不提供资助，子课题组的经费、人员均需自行解决。季克异告诉李立川，实验教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希望李立川资助课题研究。李立川愿意资助，但希望研究成果作为教材出版时，其公司能参与发行。随后，季克异组织在石狮、郑州、北京等地8次召开教材编写会，李立川共计支付了四五十万元会务费、编写费。其中，季克异个人得到4万元。
1998年，“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结项，定名为《体育》的教材获批在个别省市当做实验教材使用。在季克异的帮助下，李立川顺利获得了该书的独家发行代理权。2000年，这套教材改名为《体育与健康》。
李立川当然不会忘了季克异。据检察机关调查，李立川共给季克异“感谢费”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除了前文提及的4万元，2000年季克异的女儿出国留学，李立川“作为叔叔要表示一下”，给了1万元美金；2002年季克异自己出国，李立川又奉上1000美金。
李立川供述说，一是为了感谢季克异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征订以及进入教学用书目录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二是通过之前的合作，已经认识到了季克异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为了以后能够继续与其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奠定感情基础。
尽管在庭审中季克异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其收受的4万元人民币属于劳务费和课题经费，但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季克异主持子课题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以劳务费、课题费等名义收受李立川给予的4万元人民币不属于其正当的劳动报酬，并与其职权相关联，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权力变现之王安华：为教材进“教材目录”提供便利
经过几年实验之后，《体育》更名为《体育与健康》，准备正式面向全国发行。将该教材运作进教育部审批的教材目录，就成了李立川的当务之急。
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调研员的王安华主要负责中小学教科书书目的登录和管理，其工作之一是根据教材评审意见编制教材目录讨论稿。虽不能直接将《体育与健康》运作进教材目录，但他无疑能给李立川提供很大的帮助。2002年，经季克异介绍，李立川认识了王安华。
王安华非常了解教材发行领域的政策导向。他向李立川详细介绍了教材立项、审查的程序和具体要求，并提醒他选择与有实力的出版社合作。《体育与健康》成功立项后，王安华又应李立川的要求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地质出版社打电话，希望他们与李立川就教材的出版发行进行合作。
李立川供述说：“在王安华的帮助下，我开拓了许多省的教材销售市场。”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自2003年至2011年，《体育与健康》共发行2467万册，码洋约1.6369亿元。据估算，李立川出版这套体育教材的毛利润总额高达6547.6万元。
为了表示感谢，李立川暗示王安华，自己打算在北京买一处房子作为办事处，房子可以过户在他名下，并请他管理。王安华欣然接受。选好房子后，李立川按照王安华的要求将80万元汇到了他女儿的银行账户上。此外，2004年至2006年间，李立川又陆续送给王安华40万元。
除了收受李立川的贿赂，王安华还多次收受陕西省旅游出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军（化名）给予的感谢费。马军以前为小学英语教材进入教育部的教材目录见过王安华，但两人没太多接触。2003年，他想做高中英语教材，但竞争很激烈，就想找门路。在朋友的引荐下，马军认识了王安华，请他在高中英语教材立项（最终因为出版社的资质不够未通过立项）和上目录一事上提供帮助，为此共计送给他204万元。
打破垄断、办事公开才是“防腐剂”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要求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严禁在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发行等环节，以拿折扣、索要赞助等方式违规收取费用。
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燕认为：“教材暴利和腐败的根源在于资源垄断。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以指定的方式，由特定的出版社出教材，虽然近年来招投标方式逐渐展开，但实践中垄断未被完全打破。”
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壮壮分析指出，这些案件反映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材教辅方面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钱交易发生，这也是季克异、王安华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如所在部门廉政制度要求相关人员不得私下会见出版发行人员，而季、王二人仍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钱财；三是内控制度不完善，内外部监督不到位，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四是相关事务不够公开，本案的发生，反映出发案单位事务不公开，使得参与立项、评审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不择手段从内部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以获取信息，这也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壮壮认为，落实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办事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加强对办事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打防结合，才能从源头上防范中小学教材教辅行业腐败现象的发生。
目前，我国有近2亿中小学生。中国教育新闻网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同步教育市场容量高达600多亿元，包括同步教育软件、电子学习机、课外辅导培训及印刷品。随着教育产业市场需求的逐渐释放，中小学同步教育每年市场规模增长将达到20%以上。如此庞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使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行业成为“暴利行业”，成为众多出版发行商追逐的利益场，同时也成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行业。
今年5月10日，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季克异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之后，经一中院终审裁定，三年前就已退休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原调研员王安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季克异和王安华都曾是教育部官员，此次落马，均因多年前利用职权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教材出版发行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方圆》记者，近年来，他们查办的教材出版发行领域的腐败案时有发生，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想发财，印教材”
“想发财，印教材。”在出版发行业内，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有关资料显示，教材教辅的产值占到了我国图书市场的70%，而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所占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到教材教辅的一半。教材教辅也因此成为许多出版发行单位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渠道。
“教材教辅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毛利率高达50%，远远高于一般图书32%的毛利率。”据业内人士介绍，教材教辅的成本约占码洋(注：指全部图书的定价总额)的六成，销售1万册就达到了盈亏点。因此，有位书商说：“教材教辅在开机印刷时，就已经完成了销售任务，印刷机也就成了印钞机了！”
2001年以前，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各地的新华书店之外的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对此只能望而兴叹，徒呼奈何。2001年，我国正式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各地新华书店代为发行的垄断模式被打破。为了取得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代理权，在教材市场“分得一杯羹”，众多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展开激烈的竞争。
当然，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公司也不可能独享教材红利。据业内人士透露，为了教材能通过立项并进入教育部的教材目录，最终被各地市教育部门选用，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份额，还需要“公关”——这个对象就是教育系统的各级主管教材发行的公务人员。
而据称，按照行业内的潜规则，公关费一般要占到码洋的5%到10%。
从编写到被选用的权力变现空间
一般来说，教材编写由出版社投资、出版，再由有发行权的单位进行发行。出版社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付给编写者稿费。
2001年之前，教材的编写没有立项程序，可以先编，编前联系好实验区，编好后在一定范围内实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实验的范围为400个班，每班50名学生，总数不超过2万人，实验完后由教材的主编组织专家论证，将论证报告和修改后的教科书提交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如果通过审查就可以上教材目录。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本世纪初逐渐显现出来：违规的情况很多，比如，实验的规模违规超标、始终不送审查等。
于是，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共同发布《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试点实施办法》，首次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材发行，启动了中小学教材改革之路。按照这个实施办法，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依照教育部统一的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经教育部审定通过后出版并供全国中小学生使用。
这样一来，出版教材要先通过立项。具体的程序是，出版社将主编的资质、出版社的资质和已编写的教科书样张等材料送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由教材审查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和中小学特级教师、教研员，由大学、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盲审。简单地说，就是将出版社名称及主编等有关信息屏蔽，主要审查教科书的内容，由审查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能够立项。立项的通过率为30%左右。
立项后，由出版社组织主编或编委会具体编写教材，编完后送审查委员会盲审，先由专家自己审读，然后由教育部召开教材审查会议，由专家集体审查，最后由专家投票决定。结果分三种：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修改后送审；重新送审。如果重新送审再不能通过，编者就不能编这本书了。
审查结论由专家签名，通过的教科书编入书目，基础教育司核实后报主管副部长签发上书目，然后向全国各省教育部门发布书目，由地市一级成立教科书选用委员会进行选用。
“在这样的程序中，正常应该分享教材这块‘蛋糕’的应该是出版社和发行商。但是，出版社能否取得教材编写和出版权、教材能否进入教育部指定的教材目录，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审核；而且这些部门对发行商能否获得发行权也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此外，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在教材及出版发行政策公布之前获悉其内容，如果出版发行商能提前获悉有关政策，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教材出版发行过程中，存在权力变现的空间。”海淀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方圆》记者。
权力变现之季克异：为书商取得发行权提供便利
李立川（化名）最初是成都一家书店的业务员，1990年辞职下海，做图书、音像方面的生意。1997年，在一次教育研讨会上，他认识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官员季克异。季克异曾在北京四中当过六年体育老师，后成为教育系统官员，先后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以下简称体卫司）师资与教材处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体育处处长和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副局级）。
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申报的“面向21世纪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获准立项，由体卫司对口管理，季克异任课题组副组长。根据季克异的建议，该课题增加“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作为子课题之一，由季克异任子课题组组长，负责协调和组织编写、出版中学体育实验教材。 由于总课题组不提供资助，子课题组的经费、人员均需自行解决。季克异告诉李立川，实验教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希望李立川资助课题研究。李立川愿意资助，但希望研究成果作为教材出版时，其公司能参与发行。随后，季克异组织在石狮、郑州、北京等地8次召开教材编写会，李立川共计支付了四五十万元会务费、编写费。其中，季克异个人得到4万元。
1998年，“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结项，定名为《体育》的教材获批在个别省市当做实验教材使用。在季克异的帮助下，李立川顺利获得了该书的独家发行代理权。2000年，这套教材改名为《体育与健康》。
李立川当然不会忘了季克异。据检察机关调查，李立川共给季克异“感谢费”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除了前文提及的4万元，2000年季克异的女儿出国留学，李立川“作为叔叔要表示一下”，给了1万元美金；2002年季克异自己出国，李立川又奉上1000美金。
李立川供述说，一是为了感谢季克异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征订以及进入教学用书目录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二是通过之前的合作，已经认识到了季克异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为了以后能够继续与其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奠定感情基础。
尽管在庭审中季克异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其收受的4万元人民币属于劳务费和课题经费，但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季克异主持子课题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以劳务费、课题费等名义收受李立川给予的4万元人民币不属于其正当的劳动报酬，并与其职权相关联，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权力变现之王安华：为教材进“教材目录”提供便利
经过几年实验之后，《体育》更名为《体育与健康》，准备正式面向全国发行。将该教材运作进教育部审批的教材目录，就成了李立川的当务之急。
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调研员的王安华主要负责中小学教科书书目的登录和管理，其工作之一是根据教材评审意见编制教材目录讨论稿。虽不能直接将《体育与健康》运作进教材目录，但他无疑能给李立川提供很大的帮助。2002年，经季克异介绍，李立川认识了王安华。
王安华非常了解教材发行领域的政策导向。他向李立川详细介绍了教材立项、审查的程序和具体要求，并提醒他选择与有实力的出版社合作。《体育与健康》成功立项后，王安华又应李立川的要求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地质出版社打电话，希望他们与李立川就教材的出版发行进行合作。
李立川供述说：“在王安华的帮助下，我开拓了许多省的教材销售市场。”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自2003年至2011年，《体育与健康》共发行2467万册，码洋约1.6369亿元。据估算，李立川出版这套体育教材的毛利润总额高达6547.6万元。
为了表示感谢，李立川暗示王安华，自己打算在北京买一处房子作为办事处，房子可以过户在他名下，并请他管理。王安华欣然接受。选好房子后，李立川按照王安华的要求将80万元汇到了他女儿的银行账户上。此外，2004年至2006年间，李立川又陆续送给王安华40万元。
除了收受李立川的贿赂，王安华还多次收受陕西省旅游出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军（化名）给予的感谢费。马军以前为小学英语教材进入教育部的教材目录见过王安华，但两人没太多接触。2003年，他想做高中英语教材，但竞争很激烈，就想找门路。在朋友的引荐下，马军认识了王安华，请他在高中英语教材立项（最终因为出版社的资质不够未通过立项）和上目录一事上提供帮助，为此共计送给他204万元。
打破垄断、办事公开才是“防腐剂”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要求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严禁在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发行等环节，以拿折扣、索要赞助等方式违规收取费用。
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燕认为：“教材暴利和腐败的根源在于资源垄断。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以指定的方式，由特定的出版社出教材，虽然近年来招投标方式逐渐展开，但实践中垄断未被完全打破。”
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壮壮分析指出，这些案件反映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材教辅方面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钱交易发生，这也是季克异、王安华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如所在部门廉政制度要求相关人员不得私下会见出版发行人员，而季、王二人仍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钱财；三是内控制度不完善，内外部监督不到位，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四是相关事务不够公开，本案的发生，反映出发案单位事务不公开，使得参与立项、评审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不择手段从内部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以获取信息，这也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壮壮认为，落实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办事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加强对办事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打防结合，才能从源头上防范中小学教材教辅行业腐败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