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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闻
习仲勋的名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传遍了陕北高原。韩起祥作为走村串寨的陕北民间说唱艺术家，对习仲勋的大名早有耳闻。但真正了解习仲勋，还要从韩起祥的一次下乡演出说起。
1946年5、6月间，韩起祥在边区文协说书组林山的带领下，到米脂、绥德一带去说书。一来是为了下乡宣传和开展乡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二来是普及推广新书，帮助其他盲艺人学唱新书词。韩起祥每次下乡演出，大多由林山带领。
韩起祥这次下乡，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招收了一个有文化的年轻弟子。他叫薛增禄，原是绥德师范的一名学生，后经选拔加入绥德地区文工团。他聪明好学，既能表演，又善弹唱，是文工团的艺术新秀。文工团派薛增禄跟韩起祥学唱陕北说书，二人相见很是投缘，韩起祥高兴地收下了这位新弟子。这位年轻人心灵口甜，韩起祥认真地教，薛增禄刻苦地学，因他富有音乐才能，还把韩起祥的唱腔用音谱记录了下来。
一天，薛增禄来到韩起祥面前，问道：“先生，您知道我们文工团是谁创办的吗？”韩起祥听后摇头不语。“您猜猜看？”薛增禄又追问了一句。“哎呀，这不好猜咧。”韩起祥回答说。“先生，俺告诉您，是习仲勋，习仲勋您知道不？俺们绥德的地委书记。”“是地委书记习仲勋？”韩起祥有些好奇，便随声自言自语地道：“哎呀，习仲勋怎么想到会创办一个文工团咧？”
在韩起祥看来，习仲勋既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才，又是一位抓政治、懂经济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想到还创办起一个文艺团体。薛增禄见韩起祥迷惑不解，便用说书人的腔调，在韩起祥面前来了一段表演：“先生，您若不知请稳坐一旁，听徒儿慢慢向您道来！”
“话说1943年，农历春节刚过，春光洒满了陕北高原。一天，习仲勋自延安来到了绥德，他走马上任来了！担任什么职务？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卫司令部政委。这是个啥官？四品州官啊。要说俺们绥德，那真是天灵、地灵、水灵、人更灵啊！绥德，绥德，东邻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吕布戏貂蝉’您知道不？貂蝉家住米脂，吕布家住绥德。信不？不信问问俺爷爷。俺们绥德有句民谣，流传了上千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說到此处，薛增禄一转身，拿起了一副竹板，用手一打，呱哒哒直响，唱起了数来宝：“哎，哎，您随着我的手来看，山头上站着个小青年，高唱一曲‘信天游’，扯着个嗓子乱叫唤。”
薛增禄的这段表演，可把个韩起祥给逗乐了，他连声称赞：“好，好，你可是咱说书人的好苗苗咧。”薛增禄听到韩起祥的夸奖，说得更带劲了。他又道：“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话说1943年的一个冬天，从延安鲁艺开来了一队人马，它就是延安鲁艺文工团。‘鲁艺文工团来了！鲁艺文工团来了！’老百姓奔走相告，可把绥德的群众乐坏了。鲁艺文工团演出到哪里，成千上万的群众就翻山越岭，跟随文工团跑到哪里，那热烈的场面就像农村过大年。您说怎么着？这种场面被习仲勋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
“先生，俺听说地区要成立文工团，闻讯报名，结果被录取了。文工团成立前期，俺跟随鲁艺文工团去学习，学秧歌，观表演，鲁艺的秧歌好着哩。先生，1944年的春天，在文工团成立的大会上，习仲勋书记对俺讲：‘今天，是我们绥德地区文工团成立的大喜日子，我向同志们祝贺，祝贺绥德地区有了我们自己的文艺团队，我们要向鲁艺文工团学习，做毛主席《讲话》精神的践行者，新文艺的传播者。我们的文工团，要为全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送到田间、地头。到农村去，到庙会去，去占领我们的文艺阵地。大家说，能做到吗？’‘能！’俺们齐喊。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工团宣告成立了！”
说到此处，薛增禄把话题一转，凑到韩起祥的身边，说声：“先生，您知道不，就在俺文工团成立之际，习仲勋书记喜结良缘。”韩起祥闻听，好奇地问：“请问新娘尊姓大名？”“先生，您要问新娘子姓字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嘿！新娘是谁？齐心呀。薛增禄卖了个关子，韩起祥心中纳闷。他追问道：“这新娘到底是谁？”“先生，她叫齐心，您听，这名字好不？齐心，齐心，齐心协力啊！”
师徒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好个开心。说到此处，薛增禄又神秘地对韩起祥说：“先生，您知道齐心是谁不？她是俺师姐。”“师姐？”韩起祥又疑惑了。薛增禄解释说：“齐心是俺的校友，她是绥德师范的学生代表，俺尊称她师姐。师姐结婚那天，是在九贞观的一间窑洞里，俺们一群校友还前去贺喜呢。”一提到校友，薛增禄心情就激动。
“先生，提起俺绥德师范，那可是名家辈出，李子洲您知道不？当年，李大钊介绍入的党，他可是一个老革命。李子洲、刘澜涛、杨明轩、马文瑞、安子文、贾拓夫、张达志、贺晋年、白栋材、白如冰、韦君宜、杜岚等等，都是俺们的校友哩。”您别说，这个薛增禄也很不简单。有一部记录绥德师范校史的书《记忆》，其中就对薛增禄大加赞赏。
当韩起祥离开了绥德，心中记下了习仲勋， 记下了齐心，也记下了他的新弟子薛增禄。
习仲勋是如何知道韩起祥的呢？大约在1945年下半年，习仲勋从绥德地委书记奉调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为习仲勋熟知韩起祥提供了便利条件。
习仲勋熟知韩起祥，有多种渠道来源，首先谈一谈延安县委县政府。1987年，韩起祥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曾说：“我的每一篇作品，可以说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上级组织的热情支持……就连我如何编新唱新，也是延安县委书记来提醒的。”韩起祥说的这位县委书记，就是王丕年，在说新唱新的起步阶段，正是在王丕年的启发下，韩起祥用传统的说书老套路去填新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旧瓶装新酒”。很快韩起祥就口编了《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红鞋女妖精》等新书词。由此看来，王丕年是最早帮助韩起祥说新唱新的党的干部。而这位王丕年与习仲勋在一起共事多年，很有可能把韩起祥的事讲给习仲勋听，因为韩起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人们往往津津乐道，更何况韩起祥的故事就发生在王丕年的身边。 再说陕甘宁边区文协。习仲勋在边区文协有一位好友，他就是作家柯仲平。在延安时期与建国初期，习仲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往往由柯仲平陪同，因为柯仲平是大西北文化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也是韩起祥的领导。
大约在1945年3月间，林山把韩起祥引进陕甘宁边区文协，在文协办公的窑洞内，韩起祥与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见了面。柯仲平性格爽朗，热情奔放。第一次与韩起祥见面，就热情地紧握着韩起祥的手说：“听说你能编新书，现在我们把你请来，想跟你合作，共同编写新书，有什么具体问题，请给林山同志反映，我们会协助你的。”韩起祥听到大作家要与自己合作编写新书，他当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韩起祥与边区文协的交往，就从这时开始。
1945年11月间，延安首次开办了一个说书艺人训练班，训练班是由边区文协和延安地委宣传部共同合作举办的。此次训练班共有六个说书人参加，由韩起祥担任班长，边区文协专派林山给说书训练班讲解时事，提供各种斗争的故事。鲁艺的同志也参加了指导。
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由韩起祥“现身说法”。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们就创作了《张玉兰争民主》《两头错》《纺纱记》等8篇新书词和5段新书帽。此外，还对《枪刀记》《还魂记》《花柳记》等传统书目进行了修改加工。因为这次说书训练班取得了较大成就，有5位说书人受到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文协的奖励。请注意：此时习仲勋正在西北局书记的领导岗位上。
20世纪40年代中期，韩起祥在陕北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按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明星”“大腕”。从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韩起祥的名字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现过20余次。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对《解放日报》是必看必读的。
是什么力量吸引着党报对韩起祥如此的宣传报道呢？其原因有二：一、韩起祥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在新说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说书英雄”;二、韩起祥所具有的独特性。韩起祥自幼家贫，既是目盲，又是文盲。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却能说新唱新，还能自编自唱。他那超乎常人的“口才”与“肚才”，引起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的普遍关注。韩起祥不仅为毛主席说过书，还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说过书。不仅如此，韩起祥还与贺敬之、丁玲、柯仲平、马可、安波、陈明、林山、高敏夫等作家相熟。这岂能不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注呢？习仲勋既关注韩起祥，还关注韩起祥周围的一群文化人。
习仲勋熟知韩起祥，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来源，那就是通过韩起祥的代表作《刘巧团圆》。《刘巧团圆》是根据发生在陇东的一起真实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书中的刘巧儿、赵柱、马专员等艺术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1938年，华池县封家园子村有个封芝琴，由其父封颜贵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儿订婚。1942年5月，封颜贵为多索聘礼，企图赖婚。一方面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解除婚约;另一方面又将女儿高价出卖。而封芝琴与张柏儿在一次偶然相遇中，表示自愿结为夫妻。
当她得知父亲又将自己卖给庆阳县朱孝昌为妻时，便暗中通知張家。张金才遂召集亲属二十余人，深夜携棍棒闯入封家，将封芝琴抢去。封颜贵以张家“抢亲”为罪名将其告到县司法处。县司法处不经调查研究，冒下判决：判处张金才有期徒刑六个月，封芝琴与张柏儿婚姻无效。但对封颜贵屡次出卖女儿的不法行为却不予追究。对此，当事人不服，群众也不满意。适逢马锡五来华池县巡视工作，封芝琴拦路告状。
马锡五亲赴封家园子村深入调查了解，还征求封芝琴对婚姻的意见。在弄清全部案情的基础上，就地公开审理：依法撤销华池县司法处的判决;封、张双方同意结婚，其婚姻有效;张金才黑夜抢亲，扰乱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封颜贵多次出卖女儿，违反政府法令，判处劳役，以示惩戒。对这个判决，群众认为合情合理，受罚者甘心服罪，一对青年人更是欢天喜地，结成了美满夫妻。《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评述了马锡五采取实事求是、依靠人民群众办案的审判方式，是边区司法战线上的一次创举。
第一次把这一案例搬上文艺舞台的是女作家袁静。她创作了秦腔《刘巧儿告状》，一次，韩起祥去中央党校三部说新书，有一位姓齐的同志把《刘巧儿告状》的故事梗概讲述给韩起祥听。没过几天，韩起祥便创作了陕北说书《刘巧团圆》。该曲目韩起祥上演了上百场，成为曲坛上的经典之作。
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搬上银幕，刘巧儿的故事传遍全国。刘巧儿与赵柱反对封建包办、争取婚姻自由成为那个时期青年男女争相效仿的偶像。
伴随着“刘巧儿”在文艺舞台上的不断上演，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的马锡五，名声远扬。而这位马锡五，正是习仲勋的老战友。
马锡五光明磊落，秉公执法，成全了千千万万个像刘巧儿、赵柱式的男女青年。他还想成全小说《刘志丹》。依据马锡五多次劝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创作推论，马锡五也会多次邀请习仲勋一同去观看《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与《刘巧儿》的。也许有时习仲勋还会邀请马锡五去观看演出。由此推论：习仲勋不仅熟知韩起祥，而且还会观看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名相闻啊路相通，请看—
人相近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影响最大的报纸有两种，一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一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谈“习仲勋与韩起祥”，不能不说《边区群众报》。
1946年3月间，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之际，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党委撰写了一篇具有引领性的祝贺词。词文开宗明义地讲：“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边区群众报》出满三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呢？它不但容易读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这就是为群众服务。”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爱护备至，他常常邀请编采人员列席西北局的会议，召开新闻座谈会，引导编采人员把党报与民报相统一。热情扶持《边区群众报》办成一张“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做群众之所爱”的大众化的党报。时任《边区群众报》主编胡绩伟，在《回忆<边区群众报>》一文中，曾用“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来形容他在《边区群众报》度过的十年编报生涯。
胡绩伟在延安时期，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把“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等论述，巧妙地运用在办报之中，创造性地采用陕北说書、陕北秧歌、陕北民谣、陕北谜语等民间艺术样式，去宣传革命的新思想与新文化，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43年边区文教群英大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边区群众报》“特等文教模范”的光荣称号，胡绩伟也被授予“特等文教模范工作者”。
胡绩伟回忆说：“1943年边区群英大会以后，我写了一篇六百多句唱词的《群英会》，虽然在文艺性上远远不如柯蓝的作品，但对群众大会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很快就成为各地文工团、宣传队、读报组和民间艺人的唱本。”
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也会创作民间艺人的唱本呢？正是由于胡绩伟办出了一张很出色的大众化的党报《边区群众报》，不仅为我国培养出了像李季、闻捷、杜鹏程、胡采、汤洛等相当有名的诗人与作家，还引领、影响着韩起祥的艺术道路。
可能有人要问：韩起祥既是目盲，又是文盲，如何与《边区群众报》联系在一起呢？说来也巧，《边区群众报》有韩起祥的一位学生，他就是时任《边区群众报》文艺编辑兼记者、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柯蓝。
胡绩伟在《回忆<边区群众报>》一文中，曾两次提到柯蓝与韩起祥。他说：“著名作家柯蓝同志，五十多年前在《边区群众报》工作时，找到了一个深入群众，创作大众文艺的好办法，写出了十分出色的作品。当时在陕北民间有一位很有名的说书人韩起祥，他是个盲人，柯蓝自愿去做他的徒弟，为他背褡裢，用个棍子牵着他翻山渡河，走乡串户，像亲人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诚心诚意地向他学习，然后为他改编旧书段旧唱词，创作新书段新唱词。柯蓝写的《乌鸦告状》轰动了陕北。韩起祥敲着鱼鼓简板，边唱边说，走到哪里都被老乡层层围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又说：“群众报的柯蓝同志用陕北说书形式写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和《乌鸦告状》等长篇连载很快传遍了山村小镇，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陕北很多说书艺人，像韩起祥这样的名家都把这些作为演唱的脚本，从头至尾地唱给群众听，起到了普及宣传的作用。”
柯蓝向韩起祥学习陕北说书，用曲艺的样式进行文学创作;韩起祥则向柯蓝学习新思想、新文化与新曲目。由此出现了民间艺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民间艺术与新文艺相结合的崭新局面。《边区群众报》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是在毛主席《讲话》精神指引下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
当1946年9月17日，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突破重围，自中原万里迢迢返回延安时，习仲勋、林伯渠、谢觉哉、贾拓夫、马文瑞、李卓然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及边区军民，成群结队地到前往延安十里之外的南郊区去迎接，韩起祥的身影就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当晚，他口编“慰问词”，贴在延安的街头。
1947年3月至5月间，当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时，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与习仲勋政委的指挥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一年后，野战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与晋绥边防军的大力支援下，又取得了宜川大捷。韩起祥闻讯后异常兴奋，随即创作了陕北说书《宜川大胜利》（该曲目还把“三战三捷”编入书中）。后又自愿报名，参加了“边区慰问团”，身背三弦到前线去劳军，受到彭德怀等前方将士的热烈欢迎。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隆重召开。习仲勋作为特约代表与韩起祥委员一起，共同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本文为作者《鲁艺春秋》三卷文本中的一节，有删节。）
（责任编辑/马瑜）
习仲勋的名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传遍了陕北高原。韩起祥作为走村串寨的陕北民间说唱艺术家，对习仲勋的大名早有耳闻。但真正了解习仲勋，还要从韩起祥的一次下乡演出说起。
1946年5、6月间，韩起祥在边区文协说书组林山的带领下，到米脂、绥德一带去说书。一来是为了下乡宣传和开展乡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二来是普及推广新书，帮助其他盲艺人学唱新书词。韩起祥每次下乡演出，大多由林山带领。
韩起祥这次下乡，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招收了一个有文化的年轻弟子。他叫薛增禄，原是绥德师范的一名学生，后经选拔加入绥德地区文工团。他聪明好学，既能表演，又善弹唱，是文工团的艺术新秀。文工团派薛增禄跟韩起祥学唱陕北说书，二人相见很是投缘，韩起祥高兴地收下了这位新弟子。这位年轻人心灵口甜，韩起祥认真地教，薛增禄刻苦地学，因他富有音乐才能，还把韩起祥的唱腔用音谱记录了下来。
一天，薛增禄来到韩起祥面前，问道：“先生，您知道我们文工团是谁创办的吗？”韩起祥听后摇头不语。“您猜猜看？”薛增禄又追问了一句。“哎呀，这不好猜咧。”韩起祥回答说。“先生，俺告诉您，是习仲勋，习仲勋您知道不？俺们绥德的地委书记。”“是地委书记习仲勋？”韩起祥有些好奇，便随声自言自语地道：“哎呀，习仲勋怎么想到会创办一个文工团咧？”
在韩起祥看来，习仲勋既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才，又是一位抓政治、懂经济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想到还创办起一个文艺团体。薛增禄见韩起祥迷惑不解，便用说书人的腔调，在韩起祥面前来了一段表演：“先生，您若不知请稳坐一旁，听徒儿慢慢向您道来！”
“话说1943年，农历春节刚过，春光洒满了陕北高原。一天，习仲勋自延安来到了绥德，他走马上任来了！担任什么职务？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卫司令部政委。这是个啥官？四品州官啊。要说俺们绥德，那真是天灵、地灵、水灵、人更灵啊！绥德，绥德，东邻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吕布戏貂蝉’您知道不？貂蝉家住米脂，吕布家住绥德。信不？不信问问俺爷爷。俺们绥德有句民谣，流传了上千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說到此处，薛增禄一转身，拿起了一副竹板，用手一打，呱哒哒直响，唱起了数来宝：“哎，哎，您随着我的手来看，山头上站着个小青年，高唱一曲‘信天游’，扯着个嗓子乱叫唤。”
薛增禄的这段表演，可把个韩起祥给逗乐了，他连声称赞：“好，好，你可是咱说书人的好苗苗咧。”薛增禄听到韩起祥的夸奖，说得更带劲了。他又道：“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话说1943年的一个冬天，从延安鲁艺开来了一队人马，它就是延安鲁艺文工团。‘鲁艺文工团来了！鲁艺文工团来了！’老百姓奔走相告，可把绥德的群众乐坏了。鲁艺文工团演出到哪里，成千上万的群众就翻山越岭，跟随文工团跑到哪里，那热烈的场面就像农村过大年。您说怎么着？这种场面被习仲勋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
“先生，俺听说地区要成立文工团，闻讯报名，结果被录取了。文工团成立前期，俺跟随鲁艺文工团去学习，学秧歌，观表演，鲁艺的秧歌好着哩。先生，1944年的春天，在文工团成立的大会上，习仲勋书记对俺讲：‘今天，是我们绥德地区文工团成立的大喜日子，我向同志们祝贺，祝贺绥德地区有了我们自己的文艺团队，我们要向鲁艺文工团学习，做毛主席《讲话》精神的践行者，新文艺的传播者。我们的文工团，要为全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送到田间、地头。到农村去，到庙会去，去占领我们的文艺阵地。大家说，能做到吗？’‘能！’俺们齐喊。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工团宣告成立了！”
说到此处，薛增禄把话题一转，凑到韩起祥的身边，说声：“先生，您知道不，就在俺文工团成立之际，习仲勋书记喜结良缘。”韩起祥闻听，好奇地问：“请问新娘尊姓大名？”“先生，您要问新娘子姓字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嘿！新娘是谁？齐心呀。薛增禄卖了个关子，韩起祥心中纳闷。他追问道：“这新娘到底是谁？”“先生，她叫齐心，您听，这名字好不？齐心，齐心，齐心协力啊！”
师徒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好个开心。说到此处，薛增禄又神秘地对韩起祥说：“先生，您知道齐心是谁不？她是俺师姐。”“师姐？”韩起祥又疑惑了。薛增禄解释说：“齐心是俺的校友，她是绥德师范的学生代表，俺尊称她师姐。师姐结婚那天，是在九贞观的一间窑洞里，俺们一群校友还前去贺喜呢。”一提到校友，薛增禄心情就激动。
“先生，提起俺绥德师范，那可是名家辈出，李子洲您知道不？当年，李大钊介绍入的党，他可是一个老革命。李子洲、刘澜涛、杨明轩、马文瑞、安子文、贾拓夫、张达志、贺晋年、白栋材、白如冰、韦君宜、杜岚等等，都是俺们的校友哩。”您别说，这个薛增禄也很不简单。有一部记录绥德师范校史的书《记忆》，其中就对薛增禄大加赞赏。
当韩起祥离开了绥德，心中记下了习仲勋， 记下了齐心，也记下了他的新弟子薛增禄。
习仲勋是如何知道韩起祥的呢？大约在1945年下半年，习仲勋从绥德地委书记奉调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为习仲勋熟知韩起祥提供了便利条件。
习仲勋熟知韩起祥，有多种渠道来源，首先谈一谈延安县委县政府。1987年，韩起祥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曾说：“我的每一篇作品，可以说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上级组织的热情支持……就连我如何编新唱新，也是延安县委书记来提醒的。”韩起祥说的这位县委书记，就是王丕年，在说新唱新的起步阶段，正是在王丕年的启发下，韩起祥用传统的说书老套路去填新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旧瓶装新酒”。很快韩起祥就口编了《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红鞋女妖精》等新书词。由此看来，王丕年是最早帮助韩起祥说新唱新的党的干部。而这位王丕年与习仲勋在一起共事多年，很有可能把韩起祥的事讲给习仲勋听，因为韩起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人们往往津津乐道，更何况韩起祥的故事就发生在王丕年的身边。 再说陕甘宁边区文协。习仲勋在边区文协有一位好友，他就是作家柯仲平。在延安时期与建国初期，习仲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往往由柯仲平陪同，因为柯仲平是大西北文化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也是韩起祥的领导。
大约在1945年3月间，林山把韩起祥引进陕甘宁边区文协，在文协办公的窑洞内，韩起祥与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见了面。柯仲平性格爽朗，热情奔放。第一次与韩起祥见面，就热情地紧握着韩起祥的手说：“听说你能编新书，现在我们把你请来，想跟你合作，共同编写新书，有什么具体问题，请给林山同志反映，我们会协助你的。”韩起祥听到大作家要与自己合作编写新书，他当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韩起祥与边区文协的交往，就从这时开始。
1945年11月间，延安首次开办了一个说书艺人训练班，训练班是由边区文协和延安地委宣传部共同合作举办的。此次训练班共有六个说书人参加，由韩起祥担任班长，边区文协专派林山给说书训练班讲解时事，提供各种斗争的故事。鲁艺的同志也参加了指导。
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由韩起祥“现身说法”。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们就创作了《张玉兰争民主》《两头错》《纺纱记》等8篇新书词和5段新书帽。此外，还对《枪刀记》《还魂记》《花柳记》等传统书目进行了修改加工。因为这次说书训练班取得了较大成就，有5位说书人受到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文协的奖励。请注意：此时习仲勋正在西北局书记的领导岗位上。
20世纪40年代中期，韩起祥在陕北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按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明星”“大腕”。从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韩起祥的名字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现过20余次。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对《解放日报》是必看必读的。
是什么力量吸引着党报对韩起祥如此的宣传报道呢？其原因有二：一、韩起祥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在新说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说书英雄”;二、韩起祥所具有的独特性。韩起祥自幼家贫，既是目盲，又是文盲。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却能说新唱新，还能自编自唱。他那超乎常人的“口才”与“肚才”，引起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的普遍关注。韩起祥不仅为毛主席说过书，还为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说过书。不仅如此，韩起祥还与贺敬之、丁玲、柯仲平、马可、安波、陈明、林山、高敏夫等作家相熟。这岂能不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注呢？习仲勋既关注韩起祥，还关注韩起祥周围的一群文化人。
习仲勋熟知韩起祥，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来源，那就是通过韩起祥的代表作《刘巧团圆》。《刘巧团圆》是根据发生在陇东的一起真实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书中的刘巧儿、赵柱、马专员等艺术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1938年，华池县封家园子村有个封芝琴，由其父封颜贵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儿订婚。1942年5月，封颜贵为多索聘礼，企图赖婚。一方面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解除婚约;另一方面又将女儿高价出卖。而封芝琴与张柏儿在一次偶然相遇中，表示自愿结为夫妻。
当她得知父亲又将自己卖给庆阳县朱孝昌为妻时，便暗中通知張家。张金才遂召集亲属二十余人，深夜携棍棒闯入封家，将封芝琴抢去。封颜贵以张家“抢亲”为罪名将其告到县司法处。县司法处不经调查研究，冒下判决：判处张金才有期徒刑六个月，封芝琴与张柏儿婚姻无效。但对封颜贵屡次出卖女儿的不法行为却不予追究。对此，当事人不服，群众也不满意。适逢马锡五来华池县巡视工作，封芝琴拦路告状。
马锡五亲赴封家园子村深入调查了解，还征求封芝琴对婚姻的意见。在弄清全部案情的基础上，就地公开审理：依法撤销华池县司法处的判决;封、张双方同意结婚，其婚姻有效;张金才黑夜抢亲，扰乱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封颜贵多次出卖女儿，违反政府法令，判处劳役，以示惩戒。对这个判决，群众认为合情合理，受罚者甘心服罪，一对青年人更是欢天喜地，结成了美满夫妻。《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评述了马锡五采取实事求是、依靠人民群众办案的审判方式，是边区司法战线上的一次创举。
第一次把这一案例搬上文艺舞台的是女作家袁静。她创作了秦腔《刘巧儿告状》，一次，韩起祥去中央党校三部说新书，有一位姓齐的同志把《刘巧儿告状》的故事梗概讲述给韩起祥听。没过几天，韩起祥便创作了陕北说书《刘巧团圆》。该曲目韩起祥上演了上百场，成为曲坛上的经典之作。
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搬上银幕，刘巧儿的故事传遍全国。刘巧儿与赵柱反对封建包办、争取婚姻自由成为那个时期青年男女争相效仿的偶像。
伴随着“刘巧儿”在文艺舞台上的不断上演，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的马锡五，名声远扬。而这位马锡五，正是习仲勋的老战友。
马锡五光明磊落，秉公执法，成全了千千万万个像刘巧儿、赵柱式的男女青年。他还想成全小说《刘志丹》。依据马锡五多次劝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创作推论，马锡五也会多次邀请习仲勋一同去观看《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与《刘巧儿》的。也许有时习仲勋还会邀请马锡五去观看演出。由此推论：习仲勋不仅熟知韩起祥，而且还会观看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名相闻啊路相通，请看—
人相近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影响最大的报纸有两种，一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一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谈“习仲勋与韩起祥”，不能不说《边区群众报》。
1946年3月间，在《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之际，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党委撰写了一篇具有引领性的祝贺词。词文开宗明义地讲：“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边区群众报》出满三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呢？它不但容易读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这就是为群众服务。”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对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爱护备至，他常常邀请编采人员列席西北局的会议，召开新闻座谈会，引导编采人员把党报与民报相统一。热情扶持《边区群众报》办成一张“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做群众之所爱”的大众化的党报。时任《边区群众报》主编胡绩伟，在《回忆<边区群众报>》一文中，曾用“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来形容他在《边区群众报》度过的十年编报生涯。
胡绩伟在延安时期，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把“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等论述，巧妙地运用在办报之中，创造性地采用陕北说書、陕北秧歌、陕北民谣、陕北谜语等民间艺术样式，去宣传革命的新思想与新文化，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43年边区文教群英大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边区群众报》“特等文教模范”的光荣称号，胡绩伟也被授予“特等文教模范工作者”。
胡绩伟回忆说：“1943年边区群英大会以后，我写了一篇六百多句唱词的《群英会》，虽然在文艺性上远远不如柯蓝的作品，但对群众大会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很快就成为各地文工团、宣传队、读报组和民间艺人的唱本。”
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也会创作民间艺人的唱本呢？正是由于胡绩伟办出了一张很出色的大众化的党报《边区群众报》，不仅为我国培养出了像李季、闻捷、杜鹏程、胡采、汤洛等相当有名的诗人与作家，还引领、影响着韩起祥的艺术道路。
可能有人要问：韩起祥既是目盲，又是文盲，如何与《边区群众报》联系在一起呢？说来也巧，《边区群众报》有韩起祥的一位学生，他就是时任《边区群众报》文艺编辑兼记者、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柯蓝。
胡绩伟在《回忆<边区群众报>》一文中，曾两次提到柯蓝与韩起祥。他说：“著名作家柯蓝同志，五十多年前在《边区群众报》工作时，找到了一个深入群众，创作大众文艺的好办法，写出了十分出色的作品。当时在陕北民间有一位很有名的说书人韩起祥，他是个盲人，柯蓝自愿去做他的徒弟，为他背褡裢，用个棍子牵着他翻山渡河，走乡串户，像亲人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诚心诚意地向他学习，然后为他改编旧书段旧唱词，创作新书段新唱词。柯蓝写的《乌鸦告状》轰动了陕北。韩起祥敲着鱼鼓简板，边唱边说，走到哪里都被老乡层层围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又说：“群众报的柯蓝同志用陕北说书形式写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和《乌鸦告状》等长篇连载很快传遍了山村小镇，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陕北很多说书艺人，像韩起祥这样的名家都把这些作为演唱的脚本，从头至尾地唱给群众听，起到了普及宣传的作用。”
柯蓝向韩起祥学习陕北说书，用曲艺的样式进行文学创作;韩起祥则向柯蓝学习新思想、新文化与新曲目。由此出现了民间艺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民间艺术与新文艺相结合的崭新局面。《边区群众报》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是在毛主席《讲话》精神指引下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
当1946年9月17日，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突破重围，自中原万里迢迢返回延安时，习仲勋、林伯渠、谢觉哉、贾拓夫、马文瑞、李卓然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及边区军民，成群结队地到前往延安十里之外的南郊区去迎接，韩起祥的身影就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当晚，他口编“慰问词”，贴在延安的街头。
1947年3月至5月间，当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时，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与习仲勋政委的指挥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一年后，野战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与晋绥边防军的大力支援下，又取得了宜川大捷。韩起祥闻讯后异常兴奋，随即创作了陕北说书《宜川大胜利》（该曲目还把“三战三捷”编入书中）。后又自愿报名，参加了“边区慰问团”，身背三弦到前线去劳军，受到彭德怀等前方将士的热烈欢迎。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隆重召开。习仲勋作为特约代表与韩起祥委员一起，共同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本文为作者《鲁艺春秋》三卷文本中的一节，有删节。）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