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间，国内美术学院在招生考试的命题思路上出现了显著转变，这种转变犹如一面广角镜，它将基础教育的教学方法、高等院校的选拔机制和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这三方面问题汇聚在同一视线范围内。当前，对技法能力的考查已不再是学院遴选人才的唯一标准，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人文思想、情感态度、生活经验等价于“美术”与“非美术”之间的概念纷纷成为测评考生才智的标尺，这也为“艺考”这个陈旧的话题重新铺设了不确定性的底色。
　　一、人才选拔的不确定性
　　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逻辑来概括近年间国内美术学院的命题思路，它是在不断突破既定标准的过程中来建立某种动态的合理性的：首先，文化语言的介入上升为一种普遍现象。如2020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考题“面向关系”即援引了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在《沉思录》中的观点，2021年广州美术学院设计专业考题“果壳内的宇宙”亦出自莎士比亚的名作《哈姆雷特》。这类命题方式的出现意味着美院开始将文化视野列为评判自身教育功能的指标之一，而对文化水平的评估也随即作为隐性考点而出现在试题中。其次，院校开始关注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如2021年鲁迅美术学院创意设计专业考题“艺术与科技”要求考生以牛顿的苹果、塞尚的苹果和乔布斯的苹果为创作元素，来表达自己对二者间关系的看法，2021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与管理专业考题更是直接将主题演讲、编辑报刊作为考试内容，要求考生以“出版人”的身份完成上述工作。命题者尝试通过直言不讳的方式将本专业的部分实践侧重传达给考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所考、所学与所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串联。再次，跨学科综合能力也被纳入考查范围之中，最为典型也最具争议的是，2021年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考试专辟书法科目，要求学生以任意字体书写唐诗《悯农》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句。在命题人的认知里，书法和实验艺术之间是暗含着某些联系的，通过对考生书法基础的考查，能够侧面推导其是否具备胜任未来的实验艺术学习的素质。但从考生的角度来说，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命题方式在无形中为他们增添了无从把握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新题型、新考法的层出不穷而不断升级，成为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一道认知屏障。
　　招生考试命题思路的转变指向的是不确定性的加深，透过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能够洞察美术学院人才观的嬗变。一些有关当代社会处境的思考引发了美院对原有的“人才”定义的质疑：在今天，美院是否仍要以培养艺术家为己任？它致力于培养的人才应具备何种能力？美院教育能够为新一代学生的成才提供哪些助益？事实上，正如当代生活的急剧变革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那样，美院教育在美术人才培养上所面临的当下美术教学与未来艺术生态间的落差，同样以一种困惑和彷徨的方式影响着教育者的心态。美院需要在一种相对未知的境况下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乃至未来美术工作者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做出判断，而这种判断的结果，也就是美院的人才观，恰在它的人才选拔机制上得到了首要体现。
　　二、后信息时代与美院教育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蒂所理解的“后信息时代”是一种彻底的个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理论也是对美院教育所扎根的现实环境的预言。尼葛洛庞蒂认为：“在后信息时代下，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正是由于个体意志已不再被共有的价值和普遍的意义所统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艺术工作所面向的对象——无论这一对象是艺术作品的欣赏者，还是艺术生活的体验者——都将转换为文化系统中被精准聚焦的个人，而非一系列假想的文化标签。这时，以美术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美院教育已很难再遵循某种不变的程式法则，它需要赋予学生一种深入文化语境，并对文化语境中的每一具体人、具体物和具体现象进行应变的能力。
　　传统意义上的美院教育认为，审美是一种被事先预设的行为，因为有关“美”的人性是存在最大公约数的。当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他们所秉持的审美习惯和情感路径是大抵相同的。在这种信念下，美院教育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严谨的知识结构、条理的文化逻辑和清晰的学科界限。诸如此类倾向是不必在选拔阶段就迫切显露出来的，待入学之后，教师有漫长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学生对于固定文化的熟识程度。也正是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美院在招生考试中更愿意将学生的技法水平和知识能力作为评价标准；这种稳定性在后信息时代的频繁预示下发生了动摇，一些存在于艺术观、择业观和成就观层面的心理预期正悄然改变。教育者意识到，学生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是完全被个体经验所定义的文化态度、审美情结和语言方式，学生必须在求学之初就展露出对这种新挑战的应对姿态，也就是对文化进行深度体悟和深度参与的基本素质，而美院对于这种判断的最直观行动就是，将对文化水平和实践能力的考核纳入招生考试的命题权重之中。
　　“人人都是艺术家”不再被理解为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扩张，这一信条被信息社会创造的巨大传播力所扩散，从而演变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与精神共享。这虽不意味着美术将成为一项全人类的工作，但它让美术工作的开展逐渐建立在一种“人人的”话语权利之上，而这构成了今天美院人才观的一项基本原则——美院为后信息时代所培养的美术工作者，应具备一种俯身进入文化语境之中的自觉，只有在这种自觉性存在的前提下，当代美院的教育内核才能真正被学生所接纳与吸收。
　　三、精深与广博的辩证
　　直观来看，美院招生考试试题所涵盖的内容正在趋于广博，文化概念的引入和专业间的跨越都从某种意义上让它变得无所不包，这同样也是试题给予考生的第一感受。但实际上，这种“广博”的实质是另一种“精深”，即美术工作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深度适应能力，以及他们对未来艺术语言的生产力和改造力，这种“精深”是与后信息时代的本质相吻合的。
　　如果美院试图筛选的是在技术层面训练有素的考生，那我们自然会认为，技术能力在美院的教育规划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但当文化取代技术而成为衡量考生水平的新尺度时，我们却不会简单地理解是文化成为了新的主导，因为文化与技术所暗含的，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与状态。一般认为，技术秉承的是一种精深，而文化开启的是一种广博。但在后信息时代的语境下，我们显然应当重新认识文化与技术间的关系——后信息时代的文化已不再是经验与阅历的累积，它与技术一样，也是一种可以通过习得与钻研而获得广阔发展空间的内容。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对文化水平的考查也开始以可量化的形式出现在美院的试题中，这表示文化理解的深刻度将与学习过程的圆满度构成一组相关变量；另一方面，正如部分教育者认为的，只有被文化统筹的知识、技术、经验等才能被未来社会所需求，文化也唯有将自身塑造为一种具有纵深性的实践材料，才能为艺术工作者所运用。
　　在人才觀被更新的同时，美院对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间的匹配关系也认识得更加清晰。技术能力的强化过程是一种线性增长的过程，它从不被层级所制约。技术能力在绝大多数时候是随着学习时间的延长而稳步提升的，因而，它作为考核指标的意义就不是绝对的。但文化恰恰相反，它的增长必然建立于文化意识形成的基础之上，文化意识的层次决定文化水平的基础与上限，美院教育必须确保其学生是具备对特定文化进行接收、理解、内化和反馈的心理准备的，否则与之相关的学习就无从谈起。因而，招生考试中对文化意识的考查是必然的。


　　伴随美院招生考试试题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既包括考生的学习方法、教师的教学策略，也包括美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采用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正如开篇所提及的，美院人才观的嬗变预示着基础教育的教学方法、高等院校的选拔机制和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三者间的关联性将大大增强，并表现出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临界状态，这正是今天的美术和教育工作者所面对的挑战。而在这种挑战背后，我们或许也能感受到美术行业在应对后信息时代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创新与智慧。
　　孟勐，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