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出现在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承受得了吗?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一直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轻易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成为这个弹丸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往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说，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还是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但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拿出网上“绿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虽然自从“9·11”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个大洋彼岸的异国。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年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而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说起大国。我们时时想起唐朝。的确，大唐是当时世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首都长安的规模在很多年后才被后来者超越。不过，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帝国：商人巨贾不乏碧眼白肤，政府官员里有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最受朝野欢迎的诗人则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身上可能还有胡人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