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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时候，认识田野，在很垃圾的班里，我们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尤其在那些三年前就只穿鳄鱼、用诺基亚、开私家车上学的干部子弟中间。但“大人物”虽有“大人物”的命运，“小人物”却也有“小人物”的快乐：我，赵明，Li，还有田野，因为彼此卑微，所以这之间的友谊来得特珍贵。我们会一起旷课去附近的公园看落叶，一起去田野里看远去的铁轨，一起因为成绩下降被老师批评，我和赵明还帮过他俩追班上的女孩，而他们也帮我给隔壁班的Fly传纸条，四个人过得简单而快乐。
只是有时候，田野会和教室后面的“天魔们”一起迟到，或者爬学校大门，称兄道弟。那时候，我已去了文科班，他留在理科班；我进了文学社，他却已经习惯翻墙到学校对面的小菜市里吃早饭。偶尔上理科班里，也见他和一些男生聚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他们穿着裤脚被剪得七凌八乱还长及地上的牛仔裤，穿着几乎及膝的对襟牛仔褂，还染各种颜色的头发，课间会对偶尔经过的女生吹口哨、起哄。田野和这些人在一起，总能听到他爽朗得近乎疯狂的大笑，只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快乐。路过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在他们中间见缝插针般低着头走。这个时候，田野总是咳嗽几声，我却只飞快地跑掉。走了很多步，听得见他的嘀咕：“竟然无视我的存在，太伤人心了。”但奇怪的是，和田野隔了这样的世界，却仍然不觉陌生。
临近毕业时，我四下散发的同学录终于如倦鸟归巢，只有田野那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我忍不住跑去问，在教学楼灯火通明的大厅碰见他，于是怒气冲冲地手一伸：“同学录。”他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从单薄的天蓝色短袖里掏出一张纸，没好气地说：“给你！我一个大男人拿那么缠绵的东西，我嫌丢人。”
高考以后，我忙着在偌大的中国地图上找我的归宿。坐在窗外有合欢树的座位上，我马马虎虎地涂报名卡。这时有人大声喊：“三月，有人找。”匆匆忙忙跑出去，站在教室哗哗作响的铝合金门牌下，我看见很久不见的田野正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有点震惊，或者说是惊喜：“咦，哪阵风把您这么忙的人都吹来了？”他一脸严肃：“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做领导的要时刻关注属下的思想动态，说，你报哪个学校啊？”我忍住笑：“你呢？”他更不耐烦，懒声懒气地说：“我先问你啊！”我白了他一眼：“拜托，别浪费我的时间行吗？”他无可奈何地回道：“去烟台大学。”我突然感到很有趣，转了三年，原来不过是个轮回，我一直以为岔路口处我往西，他往东，原来往西往东后我们还是会一直并肩向前。我叹口气假作“悲伤”：“我也去烟台大学。”他瞪大眼睛，高声问：“真的？”我忍住笑，严肃地点头。可即使没笑，还是有一种喜悦——到时候去大学里报到的行李包可是有人拎了，老天对我还算不错。
可是我后来没有去那有阳光海岸的烟台，我给了自己一次机会，准备再来一次。我以为田野会和他说的那样去美丽的烟台，就像赵明、Li去了青岛后我们还是会如以前文理分科后那样偶尔联络，淡淡怀念，如此而已。但到九月九号，我在聊城一中这所山东省十九所省重点之一的学校里报名复读时，田野也来了。不过我没去找他，这一次，我真地只想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开始为我的理想打拼。更何况，如果有缘，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而某个上午，当我在学校狭窄阴暗的餐厅二楼插队买饭正担心会被学生会逮着时，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竟是一脸惊喜的田野：“我在后面觉得是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啊？”我怒目而视三分钟，大喊一声：“你走开呀。”之后田野请我吃饭，我对田野说：“田野同学，我在一部十一班，有什么事找我，我罩着你。”然后我跑到餐厅外面的阳光里放声大笑，留下田野一脸“愤怒”。
有一次和田野一起返校，他望着左边的车窗外不断后移的车辆和树木，我望着右边的车窗外不断后移的车辆和树木。冬天，大地没有封冻，树木枝条孤零零地在风中歌唱。他忽然百无聊赖地说：“想找个女朋友。”我也竟百无聊赖地说：“想有个男朋友。”两秒以后，我们相视，却异口同声：“不是你啊！”谁也不是，只是寂寞。
之后，他跟所有乘客一样看那无聊的垃圾片，兴奋得用拳头敲醒了昏昏欲睡的我，我愤怒地说：“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他却笑得简直“惨无人道”，惹得窗帘上的积年尘土纷纷落在我雪白的羽绒服上。我狠狠踹了他一脚，他忍住笑说：“你要始终明白这一点，我从来没把你当女生看。”我立刻长舒一口气：“我顶多也只把你当一姐们儿。”
冬天里下第一场雪时，田野在二楼喊我下去看雪。地灯广场的地灯散发着柔和的鹅黄色灯光，和远处灯塔上的红色灯光交相辉映，那一刻天地都很安静。很久，田野低头对我说：“这样也好。”我笑了笑：“这样也好，只是换个人更好。”他没说什么。其实这样真地挺好，至少回教学楼时经过结了冰的大理石地面，我挽着田野的胳膊找得到重心，没有滑倒。
—— 一切似乎没有爱情，只是习惯了在寂寞的清秋依偎取暖。不过时间真地如流水。田野，现在已经去了传说中有美丽草原的一个省份。
我想，提笔写一个人，只有不近不远才好。远了，没有那份离别的哀伤，太近则别情太满，像茶壶里的饺子——有嘴说不出；又或许像看风景，太远则太过缥缈，太近则置身其中，难辨南北。可是田野，为什么在你离开的那一刻，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怆然呢？你真是我生命里的候鸟么？
只是有时候，田野会和教室后面的“天魔们”一起迟到，或者爬学校大门，称兄道弟。那时候，我已去了文科班，他留在理科班；我进了文学社，他却已经习惯翻墙到学校对面的小菜市里吃早饭。偶尔上理科班里，也见他和一些男生聚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他们穿着裤脚被剪得七凌八乱还长及地上的牛仔裤，穿着几乎及膝的对襟牛仔褂，还染各种颜色的头发，课间会对偶尔经过的女生吹口哨、起哄。田野和这些人在一起，总能听到他爽朗得近乎疯狂的大笑，只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快乐。路过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在他们中间见缝插针般低着头走。这个时候，田野总是咳嗽几声，我却只飞快地跑掉。走了很多步，听得见他的嘀咕：“竟然无视我的存在，太伤人心了。”但奇怪的是，和田野隔了这样的世界，却仍然不觉陌生。
临近毕业时，我四下散发的同学录终于如倦鸟归巢，只有田野那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我忍不住跑去问，在教学楼灯火通明的大厅碰见他，于是怒气冲冲地手一伸：“同学录。”他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从单薄的天蓝色短袖里掏出一张纸，没好气地说：“给你！我一个大男人拿那么缠绵的东西，我嫌丢人。”
高考以后，我忙着在偌大的中国地图上找我的归宿。坐在窗外有合欢树的座位上，我马马虎虎地涂报名卡。这时有人大声喊：“三月，有人找。”匆匆忙忙跑出去，站在教室哗哗作响的铝合金门牌下，我看见很久不见的田野正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有点震惊，或者说是惊喜：“咦，哪阵风把您这么忙的人都吹来了？”他一脸严肃：“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做领导的要时刻关注属下的思想动态，说，你报哪个学校啊？”我忍住笑：“你呢？”他更不耐烦，懒声懒气地说：“我先问你啊！”我白了他一眼：“拜托，别浪费我的时间行吗？”他无可奈何地回道：“去烟台大学。”我突然感到很有趣，转了三年，原来不过是个轮回，我一直以为岔路口处我往西，他往东，原来往西往东后我们还是会一直并肩向前。我叹口气假作“悲伤”：“我也去烟台大学。”他瞪大眼睛，高声问：“真的？”我忍住笑，严肃地点头。可即使没笑，还是有一种喜悦——到时候去大学里报到的行李包可是有人拎了，老天对我还算不错。
可是我后来没有去那有阳光海岸的烟台，我给了自己一次机会，准备再来一次。我以为田野会和他说的那样去美丽的烟台，就像赵明、Li去了青岛后我们还是会如以前文理分科后那样偶尔联络，淡淡怀念，如此而已。但到九月九号，我在聊城一中这所山东省十九所省重点之一的学校里报名复读时，田野也来了。不过我没去找他，这一次，我真地只想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开始为我的理想打拼。更何况，如果有缘，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而某个上午，当我在学校狭窄阴暗的餐厅二楼插队买饭正担心会被学生会逮着时，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竟是一脸惊喜的田野：“我在后面觉得是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啊？”我怒目而视三分钟，大喊一声：“你走开呀。”之后田野请我吃饭，我对田野说：“田野同学，我在一部十一班，有什么事找我，我罩着你。”然后我跑到餐厅外面的阳光里放声大笑，留下田野一脸“愤怒”。
有一次和田野一起返校，他望着左边的车窗外不断后移的车辆和树木，我望着右边的车窗外不断后移的车辆和树木。冬天，大地没有封冻，树木枝条孤零零地在风中歌唱。他忽然百无聊赖地说：“想找个女朋友。”我也竟百无聊赖地说：“想有个男朋友。”两秒以后，我们相视，却异口同声：“不是你啊！”谁也不是，只是寂寞。
之后，他跟所有乘客一样看那无聊的垃圾片，兴奋得用拳头敲醒了昏昏欲睡的我，我愤怒地说：“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他却笑得简直“惨无人道”，惹得窗帘上的积年尘土纷纷落在我雪白的羽绒服上。我狠狠踹了他一脚，他忍住笑说：“你要始终明白这一点，我从来没把你当女生看。”我立刻长舒一口气：“我顶多也只把你当一姐们儿。”
冬天里下第一场雪时，田野在二楼喊我下去看雪。地灯广场的地灯散发着柔和的鹅黄色灯光，和远处灯塔上的红色灯光交相辉映，那一刻天地都很安静。很久，田野低头对我说：“这样也好。”我笑了笑：“这样也好，只是换个人更好。”他没说什么。其实这样真地挺好，至少回教学楼时经过结了冰的大理石地面，我挽着田野的胳膊找得到重心，没有滑倒。
—— 一切似乎没有爱情，只是习惯了在寂寞的清秋依偎取暖。不过时间真地如流水。田野，现在已经去了传说中有美丽草原的一个省份。
我想，提笔写一个人，只有不近不远才好。远了，没有那份离别的哀伤，太近则别情太满，像茶壶里的饺子——有嘴说不出；又或许像看风景，太远则太过缥缈，太近则置身其中，难辨南北。可是田野，为什么在你离开的那一刻，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怆然呢？你真是我生命里的候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