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对西方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再比如说，中国文化很重视“人我相与”，注重将一己身心的和谐推展到人际与社会。
　　亲人之间讲究父严母慈、老安少怀。邻里之间讲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家之间，讲敬信修睦、克己恕让、和而不同。对内，这其实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理各方利益纷争是很管用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非常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候利益双方站在自己立场上主张权益，可能都是对的。按照过去的方法去封杀一方、保护另一方是不可行的。这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人与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礼仪规训就变得非常重要，能派上用处，确保社会的祥和。
　　对外，放眼世界，推之广远，传统文化也能为日益走向多极化的当今世界解决矛盾与冲突提供新的思路。事实上，当前严峻的国际关系已经表明，如果不能照顾处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基本权益和特殊关切，一味崇尚强权政治、“丛林法则”，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必然会加剧。而我们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就对西方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哈耶克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有两种，一种是“自发秩序”，还有一种是“人造秩序”。他推崇的是自发的秩序，并且认为老子哲学中的“无为”与
　　“好静”正是一个典范。但是，今天许多人在讲软实力的时候，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以至于这种文化的潜力没有被释放出来。
　　还有，中国文化很重视“物我相与”，不把外物与自然看成是无生命的东西，而是乐意与外物打成一片，回身欣赏过程中的自己。
　　中国人从来都是习惯在自然的环境中宣泄情绪，放松身心。所以，中国有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还有基于这个本体论而产生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再而产生“情景合一”的审美论，这些都给人安妥自己的身心提供了可能。在“物我相与”的基础上，衍生出“节用爱物”的朴素思想，又与当今社会构建环境伦理和生态文明有着相通的地方。
　　尤其是道家哲学强调的“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思想，讲究“不以人灭天”的生态和谐思想，无物不可、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都足以为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状况、反思其生存方式与意义的合理性提供借鉴。但同样，我们对此及由此延展出的道教的相关思想多有忽视。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秉承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由于存续久远，又与专制政体配合，传统文化也存在糟粕，有时甚至它的一些优点，同时都伴随着缺点。
　　比如说，儒家既讲“仁者爱人”，又期待“天下归仁”，但其实孟子自己都承认，儒家“不遍爱人”，并不是普遍“爱人”，而是以“亲亲”为大，“亲贤”为急，又严分等级尊卑。所以，一方面“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方面又讲“必也正名”，这里面有很多矛盾。
　　再比如说，前面讲过儒家区分“义”和“利”，但是区分得过头了，把“义”抬得太高，把“利”压得太低。你会相信一个人没钱可以过日子吗？不行的。按照儒家讲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己者为乱世”的逻辑，那么就等于说，今天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人们生活在乱世中。如此截然对立两者，也是有失偏颇的，未可全信。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明白，公利要讲，私利也要提，“利”如果完全不跟个人挂钩，也是不行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专门讲“利”的重要。但中国传统文化老是打压“利”，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之分把商人作为最低贱的。长此以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迟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延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