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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文人与酒便结下难解之缘，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拜倒在酒杯之下，留下诸多轶闻趣事。
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曾有“刘伶醉酒，千日不醒”的传说，可谓中国古代的“醉星”。他任情放纵，饮酒不节，已经到了病酒的程度。在他所著的《酒德颂》中，称酒德的标准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常常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在屋中狂饮。有人责备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文人墨客喜欢寄情山水，刘伶也不例外。他乘车外出时，总是带着美酒且饮且行，并令仆人拎着铁锹跟在后头。他早就吩咐过，若他饮酒而死，可以就地埋葬无须做“过场”。后来，刘伶果真因酗酒致病，垂危之际，仍然乞求仆人赏给他一杯酒“解渴”，终于在饮酒之后一命呜呼，留下“刘伶病酒”的笑谈。
如果说刘伶是嗜酒如命、受尽酒害的典型的话，陶渊明的嗜酒则留下了另一段佳话。他喜酒爱酒，酒事甚多，饮酒随意率真自然。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叙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做彭泽令时，陶渊明曾命令公田全部种秫稻，妻子坚决反对请求种秔（粳），无奈之下，陶渊明命令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并且说“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宋书·陶潜传》曾经记载：“郡将侯潜，值得酒熟，取头上葛巾漉（过滤）酒，毕，还复著之。”陶渊明嗜酒，以致用头巾滤酒，滤后又照旧戴上，留下了“葛巾漉酒”的饮酒典故。李白曾经在《戏赠郑溧阳》中借诗句“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赞扬了他的率真超脱，点破了他爱酒、嗜酒的特点。
古代文人爱酒、嗜酒，但又常常囊中羞涩，不得不以物质酒。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京师，与贺知章相识，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贺知章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没带酒钱，于是贺知章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的故事。北魏时期的名人李元忠，在没有发达之时，家境困窘。有一天他在家葛巾拥被，树下对壶独酌。朋友孙腾、司马子如前来拜访，他便让奴婢卷起两床褥子用以换酒待客，自己却被冻得齿寒身颤。
古代文人爱酒，大多与愁有关，酒与愁总是相生相随。文人的天性直而不曲，不善权变，难免仕途坎坷最终被政敌拿下，于是他们就悲愤填胸，心中万般愁，唯有酒解忧。“诗仙”李白一生漫游天下，诗酒逍遥，虽然他常说：“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甚至曾夸口“斗酒诗百篇”，但却常常是借酒消愁。在不朽诗篇《将进酒》中，他唱出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千古名句。“同销万古愁”不仅出语豪迈，更是对酒能解愁功能的赞颂。但他也深知酒后的放纵、麻痹、幻想，只能短暂的超越、回避、忘却现实，真愁难消，酒后愁更愁。《月下独酌》（其四）中“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便是这一认识的印证。可见，酒并不一定是解愁的良方。
当然，也有借酒装醉，达到自己另外目的的。世称“阮步兵”的阮籍一向以嗜酒、旷达不羁而著称。本有济世报国大志的阮籍，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混乱局势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借酒掩护、借醉逃避，以狂放不羁来保全名节，洁身自好。司马昭为拉拢阮籍，要与他联姻，做儿女亲家，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醉酒”。他开始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省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酒，成了阮籍的防御工具和对付司马氏的绝妙手段。
当然，酒喝多了毕竟不是好事，也有一些文人知酒为害，甚而因病戒酒。北宋词人辛弃疾晚年填写一首《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的词。大意是把酒杯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与酒杯交谈：多年来，我把你当作朋友，请你来歌舞合作，使我高兴得大醉如泥，结果你却毒害我，劝我喝酒实际上是给我灌毒药；现在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被你伤害，请你赶快离开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酒杯听了这话，连连拜谢，很有礼貌地说，你赶我走，我自当知趣，不过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辛弃疾知酒为害，填词责己劝人，可谓用心良苦。
大诗人苏东坡也是著名的酒徒。他饮酒“知名度”虽远不及李白、贺知章、刘伶等人，但却颇具“特色”，堪称酒德的典范。“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等诗词都足以说明他曾与酒关系密切。但是在他谪居惠州后，痔疾复发，百药无效，诸医束手无策。他有中医功底，自己知道病根在酗酒，于是决心戒酒，不久痔疾不药自愈。后来，他又被贬官到海南，他的弟弟苏辙赶到雷州置酒席为他送行，沉重的心情本应使他痛饮以求解脱，更何况还有手足离情。然而，他婉言谢绝苏辙的厚意，滴酒不沾，并写下了“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的诗句，以示戒酒的决心。
酒给文人带来了灵气，文人给酒增添了雅致，围绕酒展开的文人趣事数不胜数。文人与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一道风景。
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曾有“刘伶醉酒，千日不醒”的传说，可谓中国古代的“醉星”。他任情放纵，饮酒不节，已经到了病酒的程度。在他所著的《酒德颂》中，称酒德的标准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常常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在屋中狂饮。有人责备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文人墨客喜欢寄情山水，刘伶也不例外。他乘车外出时，总是带着美酒且饮且行，并令仆人拎着铁锹跟在后头。他早就吩咐过，若他饮酒而死，可以就地埋葬无须做“过场”。后来，刘伶果真因酗酒致病，垂危之际，仍然乞求仆人赏给他一杯酒“解渴”，终于在饮酒之后一命呜呼，留下“刘伶病酒”的笑谈。
如果说刘伶是嗜酒如命、受尽酒害的典型的话，陶渊明的嗜酒则留下了另一段佳话。他喜酒爱酒，酒事甚多，饮酒随意率真自然。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叙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做彭泽令时，陶渊明曾命令公田全部种秫稻，妻子坚决反对请求种秔（粳），无奈之下，陶渊明命令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并且说“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宋书·陶潜传》曾经记载：“郡将侯潜，值得酒熟，取头上葛巾漉（过滤）酒，毕，还复著之。”陶渊明嗜酒，以致用头巾滤酒，滤后又照旧戴上，留下了“葛巾漉酒”的饮酒典故。李白曾经在《戏赠郑溧阳》中借诗句“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赞扬了他的率真超脱，点破了他爱酒、嗜酒的特点。
古代文人爱酒、嗜酒，但又常常囊中羞涩，不得不以物质酒。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京师，与贺知章相识，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贺知章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没带酒钱，于是贺知章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的故事。北魏时期的名人李元忠，在没有发达之时，家境困窘。有一天他在家葛巾拥被，树下对壶独酌。朋友孙腾、司马子如前来拜访，他便让奴婢卷起两床褥子用以换酒待客，自己却被冻得齿寒身颤。
古代文人爱酒，大多与愁有关，酒与愁总是相生相随。文人的天性直而不曲，不善权变，难免仕途坎坷最终被政敌拿下，于是他们就悲愤填胸，心中万般愁，唯有酒解忧。“诗仙”李白一生漫游天下，诗酒逍遥，虽然他常说：“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甚至曾夸口“斗酒诗百篇”，但却常常是借酒消愁。在不朽诗篇《将进酒》中，他唱出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千古名句。“同销万古愁”不仅出语豪迈，更是对酒能解愁功能的赞颂。但他也深知酒后的放纵、麻痹、幻想，只能短暂的超越、回避、忘却现实，真愁难消，酒后愁更愁。《月下独酌》（其四）中“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便是这一认识的印证。可见，酒并不一定是解愁的良方。
当然，也有借酒装醉，达到自己另外目的的。世称“阮步兵”的阮籍一向以嗜酒、旷达不羁而著称。本有济世报国大志的阮籍，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混乱局势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借酒掩护、借醉逃避，以狂放不羁来保全名节，洁身自好。司马昭为拉拢阮籍，要与他联姻，做儿女亲家，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醉酒”。他开始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省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酒，成了阮籍的防御工具和对付司马氏的绝妙手段。
当然，酒喝多了毕竟不是好事，也有一些文人知酒为害，甚而因病戒酒。北宋词人辛弃疾晚年填写一首《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的词。大意是把酒杯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与酒杯交谈：多年来，我把你当作朋友，请你来歌舞合作，使我高兴得大醉如泥，结果你却毒害我，劝我喝酒实际上是给我灌毒药；现在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被你伤害，请你赶快离开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酒杯听了这话，连连拜谢，很有礼貌地说，你赶我走，我自当知趣，不过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辛弃疾知酒为害，填词责己劝人，可谓用心良苦。
大诗人苏东坡也是著名的酒徒。他饮酒“知名度”虽远不及李白、贺知章、刘伶等人，但却颇具“特色”，堪称酒德的典范。“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等诗词都足以说明他曾与酒关系密切。但是在他谪居惠州后，痔疾复发，百药无效，诸医束手无策。他有中医功底，自己知道病根在酗酒，于是决心戒酒，不久痔疾不药自愈。后来，他又被贬官到海南，他的弟弟苏辙赶到雷州置酒席为他送行，沉重的心情本应使他痛饮以求解脱，更何况还有手足离情。然而，他婉言谢绝苏辙的厚意，滴酒不沾，并写下了“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的诗句，以示戒酒的决心。
酒给文人带来了灵气，文人给酒增添了雅致，围绕酒展开的文人趣事数不胜数。文人与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