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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第一部完整大型的近代通史专著，是史学界和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文化成果。为此我刊记者采访了这套书的总策划兼责任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吴源和张凉副编审。
记者：中国近代百年史是我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编写一部反映从1840－1949年完整大型的近代通史专著是我国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夙愿。沿着范文澜、刘大年、胡绳等前辈学者的足迹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了首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专著。请谈一下这套书的出版机缘好吗？
吴源：这套书经过了8年的艰辛研究和写作，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0多年来奋斗的一个目标。1999年，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组织编写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该项目很快获准为中国社科院“十五”重大课题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十余位专家在当时所长、著名近代史学家张海鹏先生的带领下，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作了一次较为全面总结和有力推动。经过课题组六七年的努力，今年7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凉：我谈两点吧：主观动机和客观可能实现的条件。第一，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历史类图书方面一直很敏感，而且一代代的编辑在不断成长和成熟。从学术研究来说，历史上的任何事件的发生包含了很多因素，不能单一平面地考察这段历史；对出版者和编辑来说，我们力求原创，并做出最好的原创图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国外已出了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图书，在一个拥有中国近代历史资料数量最多、内容翔实的国度，我们有责任去出版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新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二，我们提出选题时，时任社长的吴源同志立刻感到这个选题的意义以及重大学术和出版价值，并很快得到社委会的一致赞同。客观条件是否成熟？这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在论证时，我们咨询了省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出版这样一部通史是否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拜访了刘大年等著名学者。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在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该所的研究队伍此时正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年富力强，经过严格历史研究方法训练，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研究所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国家队”。鉴于这些主观、客观条件的基本成熟，选题何时启动、做成一部什么样的图书，这些问题也就一步步明确了，双方都觉得条件成熟了，2000年我们与近代史研究所签订了出版合同。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的通俗近代史读物有几百种，而《中国近代通史》是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对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次总结和概括，其内容和特点是读者最为关心的，也请介绍一下。
吴源：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相比，可以说这套书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面貌。它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从11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出发，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打通，从而确定作为一部完整的近代史的时限范围，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一气呵成，体现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区别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书总结了50年来，特别是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从通史的角度说，它第一次搭起的这个总框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一般的近代专门史，也不同于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它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观察、研究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的。这个框架体系体现出中国近代史编写中最明显的创新。
记者：往往学术成果的呈现和成书的出版还是有区别的。如此有分量的一套书，在成书过程中是如何保证其学术价值的？比较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张凉：为能保障这套书应有的学术价值，我们多次组织和参加课题组编写工作的讨论。除了有“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这样一流的作者队伍的愉快合作，我们还有一支严谨认真的编辑队伍。社里组织了7位副编审、4位编审组成编辑组，由社长负总责。他们都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我们为本书专门制定了编辑工作体例和细则，查阅了很多书作为知识储备，自我提升编辑水平，不断跟作者学习、探讨。每一本书稿都有十几页的审读意见，严格把关。上千次电话联系，随时打到家里，谈起来没有障碍，直截了当，可以说磨合到了零距离。有作者戏言：“你们就像近代史所里的人啦。”还有编辑说：“编了这部通史，快成半个近代史学者了。”通过这套书的出版，我们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业务骨干队伍。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个辛苦的历程，我们深感这种融洽的学术和出版关系、作者与编者的关系非常有利于这套书的出版。这次的经验积累有利于今后进一步的合作。
比较头疼的是怎么把握叙事与议论的比例、把握材料的使用度。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追求较为准确地复现这一段历史，必然要求以叙述为主，让观点在对历史的准确叙述中自然显现出来，尽可能保持以叙述为主的风格。这段近代史实际囊括了晚清和民国两大阶段，不可能做到叙述语言风格完全统一，历史时段的特殊性以及史料和作者叙述的个性决定了这点。比如说晚清历史的叙述，文言色彩就强一些，民国时期则是文白相间，涉及军事斗争内容时文字的军事风格则明显一些。
记者：这套书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出版界的赞誉，并入选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的87种人文社科类图书。原创书是出版社发展战略的重点和价值追求所在，能就这个方面谈一下吗？
吴源：原创图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有很强的策划意识和中长期规划，尽可能选择最好的作者、最好的选题。社里原创书在历史方面逐渐形成了做下去的风气，集团对原创图书高度重视，不断强调，我们有责任在原创图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好一部好书不容易，是“十年磨一剑”，我们这套书的出版流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编辑队伍，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之间，相信会把这支队伍更加建设好，不断提高编辑素质和业务水平，出版更多更好的原创品牌图书。总之，好的选题一定要有好的作者，而好的出版者一定要能够反映出好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通史》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套能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的精品书，这是课题组的心愿，也是江苏人民社全体成员的心愿。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新成果还会出现，三五年后我们还会进行一定规模的修订，使这套书不断更新，不断完善。另外在合适的时机，我们会推出两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让更多读者买得起，阅读更方便。
记者：中国近代百年史是我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编写一部反映从1840－1949年完整大型的近代通史专著是我国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夙愿。沿着范文澜、刘大年、胡绳等前辈学者的足迹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了首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专著。请谈一下这套书的出版机缘好吗？
吴源：这套书经过了8年的艰辛研究和写作，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0多年来奋斗的一个目标。1999年，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组织编写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该项目很快获准为中国社科院“十五”重大课题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十余位专家在当时所长、著名近代史学家张海鹏先生的带领下，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作了一次较为全面总结和有力推动。经过课题组六七年的努力，今年7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凉：我谈两点吧：主观动机和客观可能实现的条件。第一，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历史类图书方面一直很敏感，而且一代代的编辑在不断成长和成熟。从学术研究来说，历史上的任何事件的发生包含了很多因素，不能单一平面地考察这段历史；对出版者和编辑来说，我们力求原创，并做出最好的原创图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国外已出了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图书，在一个拥有中国近代历史资料数量最多、内容翔实的国度，我们有责任去出版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新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二，我们提出选题时，时任社长的吴源同志立刻感到这个选题的意义以及重大学术和出版价值，并很快得到社委会的一致赞同。客观条件是否成熟？这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在论证时，我们咨询了省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出版这样一部通史是否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拜访了刘大年等著名学者。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在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该所的研究队伍此时正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年富力强，经过严格历史研究方法训练，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研究所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国家队”。鉴于这些主观、客观条件的基本成熟，选题何时启动、做成一部什么样的图书，这些问题也就一步步明确了，双方都觉得条件成熟了，2000年我们与近代史研究所签订了出版合同。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的通俗近代史读物有几百种，而《中国近代通史》是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对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次总结和概括，其内容和特点是读者最为关心的，也请介绍一下。
吴源：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相比，可以说这套书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面貌。它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从11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出发，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打通，从而确定作为一部完整的近代史的时限范围，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一气呵成，体现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区别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书总结了50年来，特别是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从通史的角度说，它第一次搭起的这个总框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一般的近代专门史，也不同于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它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观察、研究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的。这个框架体系体现出中国近代史编写中最明显的创新。
记者：往往学术成果的呈现和成书的出版还是有区别的。如此有分量的一套书，在成书过程中是如何保证其学术价值的？比较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张凉：为能保障这套书应有的学术价值，我们多次组织和参加课题组编写工作的讨论。除了有“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这样一流的作者队伍的愉快合作，我们还有一支严谨认真的编辑队伍。社里组织了7位副编审、4位编审组成编辑组，由社长负总责。他们都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我们为本书专门制定了编辑工作体例和细则，查阅了很多书作为知识储备，自我提升编辑水平，不断跟作者学习、探讨。每一本书稿都有十几页的审读意见，严格把关。上千次电话联系，随时打到家里，谈起来没有障碍，直截了当，可以说磨合到了零距离。有作者戏言：“你们就像近代史所里的人啦。”还有编辑说：“编了这部通史，快成半个近代史学者了。”通过这套书的出版，我们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业务骨干队伍。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个辛苦的历程，我们深感这种融洽的学术和出版关系、作者与编者的关系非常有利于这套书的出版。这次的经验积累有利于今后进一步的合作。
比较头疼的是怎么把握叙事与议论的比例、把握材料的使用度。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追求较为准确地复现这一段历史，必然要求以叙述为主，让观点在对历史的准确叙述中自然显现出来，尽可能保持以叙述为主的风格。这段近代史实际囊括了晚清和民国两大阶段，不可能做到叙述语言风格完全统一，历史时段的特殊性以及史料和作者叙述的个性决定了这点。比如说晚清历史的叙述，文言色彩就强一些，民国时期则是文白相间，涉及军事斗争内容时文字的军事风格则明显一些。
记者：这套书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出版界的赞誉，并入选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的87种人文社科类图书。原创书是出版社发展战略的重点和价值追求所在，能就这个方面谈一下吗？
吴源：原创图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有很强的策划意识和中长期规划，尽可能选择最好的作者、最好的选题。社里原创书在历史方面逐渐形成了做下去的风气，集团对原创图书高度重视，不断强调，我们有责任在原创图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好一部好书不容易，是“十年磨一剑”，我们这套书的出版流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编辑队伍，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之间，相信会把这支队伍更加建设好，不断提高编辑素质和业务水平，出版更多更好的原创品牌图书。总之，好的选题一定要有好的作者，而好的出版者一定要能够反映出好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通史》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套能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的精品书，这是课题组的心愿，也是江苏人民社全体成员的心愿。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新成果还会出现，三五年后我们还会进行一定规模的修订，使这套书不断更新，不断完善。另外在合适的时机，我们会推出两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让更多读者买得起，阅读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