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读书那一年，我跟一个叫哈希特的印度小伙子做了一个学期的室友。我比较好奇普通印度人对英国的看法，问他，英国对印度殖民了那么久，还残酷镇压过印度人民的反抗，印度人对英国就没有一点怨恨情绪吗？他说不会，理由是：英国虽然殖民了我们，但也统一了我们，印度原本连共通的语言都没有，是英国人的征服和统治把印度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跟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少数人的确有“媚日”情绪，但这种论调是没市场的，在公共空间里会遭到“老鼠过街”般的围追堵截。当然也有人有“仇日”情绪，但这也限于一小部分人。
　　然而，在“媚日”与“仇日”之间，尚有一点需要辨析，即“仇日”情绪固然不健康，但其逻辑不难理解，可是“媚日”何来呢？这一度是我想不明白的，直到读到学者刘小枫在《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中的一段话：
　　“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有不少汉奸，但什么是汉奸论呢？我从一个文献资料片中听到过一段汪精卫的讲话录音，他说，我们打内战老打不完，日本来帮我们结束内战，这次中日战争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战争。于是我才知道，所谓汉奸论就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日本人来帮我们实现统一。”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印度朋友的观点，对照汪精卫的汉奸论，他的观点无疑就是“印奸论”了。
　　对这样的逻辑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正是我们分析过的东方对东方主义再生产的参与的问题。（参见2014年第16期《东方主义笼罩下的主体性问题》）东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借助西方的“帮助”，东方世界无法实现向现代的跨越。这种西方式的傲慢典型地体现在了电影《阿凡达》的叙事中：潘多拉星球上的纳美族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拯救者，但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瘫痪了的美国大兵。
　　东方对东方主义再生产的参与意味着非西方世界对这种逻辑的接受和对自身相对于西方的从属地位的确认。在这个大的逻辑前提下，过去这几十年流行过的和还在流行着的“逆向种族主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全盘西化论、媚日等等倾向就和汪精卫的汉奸论统一起来了。它们是同一种立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不妨统称为“汉奸逻辑”。
　　汪精卫式的汉奸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早就没有土壤了，但各式各样的“汉奸逻辑”却还蛮吃得开的。其意思说白了就是：中国的事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的;中国事事不如人，而且中国就应该事事不如人;如果中国有哪个地方做得好了，那一定是搞错了，需要纠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并不喜欢用“汉奸”这个词，主要是因为它已经过于陈旧了，汉族虽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却不等同于中华民族。但是，陈旧只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新的表述方式来替代“汉奸”或者“汉奸逻辑”，不能就此否认该概念所指向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它不过是主体性追问的另一种表达。上一期我们讨论了要敢于胜利的问题，但按照“汉奸逻辑”，中国就不配胜利，中华民族就不该复兴。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汉奸逻辑”？辩论很难从理性计算的层面展开，因为它可以用“比较优势”之类说法来论证自甘人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反对“汉奸逻辑”的理由是，中国必须有主体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汉奸逻辑”的荒谬，中华民族还将进一步证明它的荒谬。
　　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汉奸逻辑”，因为这关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