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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始烧、延绵至今的磁州窑，是充满生机的艺术奇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磁州窑吸纳了大量的其他文化元素，同时也将其代表性的“白釉黑彩”艺术符号传播到大江南北，风靡海外。泰国古代陶瓷就与磁州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记述这种联系的有关资料却详略、内容不尽一致，纠结成一起“历史公案”。本文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对这起“历史公案”进行初步的解析。
有关文献资料与解读
（一）有关文献资料
1.冯先铭先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记述，“据泰国文献记载，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制瓷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工艺技术”（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第552页）。
2.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述“据国外文献记载，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并带回陶工传授中国制陶工艺”（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页）。
3.赵学峰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一书记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时，曾提出招聘磁州窑工”（赵学峰：《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胡德智、万一先《灿烂与淡雅
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一书中记述，“据《元史》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六年（1295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国王多次遣使来华，回国时带会不少中国帝王赏赐的织锦、瓷器，还带回一些陶瓷匠师”（胡德智、万一：《灿烂与典——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杨永曦在《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一文中记述，“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二）文献资料的解读
笔者在查证上述文献资料时，注意到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国外文献，甚至有明确的年号，遗憾的是均无引注出处，甚者年号有误。笔者又查阅《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冯先铭主编）、《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梁宪华、翁连溪：《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7-31页）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第160-190页）等文献辑录，亦未发现相关记载。这无意间就形成了“历史公案”。然而上述资料值得重视的是：五处文献记载均指向一个历史时期即元代；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工匠到泰国开窑授艺，其中两处指明磁州窑，其余文献记载涵盖了磁州窑，上述五处文献中有三处明确指出中国的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技艺；两处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处指明了磁州窑。据此，笔者以为众多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献，虽详略及内容不尽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其它方法来求证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基本情况
（一）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二）泰国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据谢明豇：《海上丝路·看见东南亚——古陶瓷·陶瓷村·现代陶艺Ⅱ》有关内容整理而成，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
目前泰国境内发现的陶瓷烧造系统中，早期没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现在纪元前后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两个系统。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纪Davaravati佛教王国时期的灰釉陶。接着发展的是高棉（Khmer）高温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纪）生产的。主要有淡绿色或淡黄色的透明高温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13世纪以后，随着傣族的兴起，高棉高温灰釉陶器也随着逐渐消失。
傣族于12世纪前后由中国南部往东南亚大陆部的中央迁徙，宋加洛（Sangkhalok）北部的西萨查那莱（SiSatchanalai）窑就在此前后开始烧制陶器。最初的产品是无釉陶器。接着生产施黄绿色釉的灰釉陶器，称为孟陶（Mon ware）。制作年代较早，约为14世纪后半世。15世纪是泰国高温陶瓷生产的黄金期，主要窑场集中在今泰国中、北部自然资源丰富、靠山临水的地区。包括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中部的素可泰（sukhothai）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等地。
（1）西萨查那莱（Si Sateharmlai）窑是经过正式发掘的窑址群。最早的是无釉陶器，其次是灰釉陶器（孟陶），再次就是该窑典型的青瓷、铁绘、白釉褐彩以及褐釉产品。主要产品有建筑构件和大盘、碗、罐，盒子等。
（2）素可泰（Sukhothai）窑的创烧年代略晚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窑炉构造及装烧技术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相似。以出产铁绘著称，主要是盘，碗及玉壶春瓶，铁绘鱼纹盘为典型作品，其他常见花草纹及放射性纹饰。胎中杂质多，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器物内底常留有支钉痕，是重要的特征。 （3）汕甘烹（Sankempaeng）窑址群，主要烧造青瓷和铁绘作品，以鱼纹盘（双鱼或多鱼）最为普遍，具当地特色的花卉植物纹饰也可见。
（4）卡隆（Kalong）窑的产品很有特色，铁绘纹饰上罩青釉。没骨画法的粗宽线条画出花草叶纹及其他各式纹样。
（三）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比对研究
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的主要产品入盘、碗，罐、盒子等和素可泰（Sukhothai）窑的主要产品铁绘鱼纹盘、碗及玉壶春瓶等典型作品，其造型装饰与磁州窑非常接近。花草、鱼纹是磁州窑常见的装饰题材，在构图形式上，磁州窑大量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方法，这些内容在图二、图四、图六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13-15世纪的泰国陶瓷器物上（图三、图五、图七），同样装饰此类纹饰，也同样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构图形式。装饰在碗、盘类器物上的鱼纹、花草纹等，也都采用没骨画法。磁州窑和泰国古陶瓷由于胎中杂质多，所以普遍采取先在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然后施釉烧成的工艺技术。如此近同的装饰方法和工艺技法，证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销瓷器在泰国的发现
根据杨永曦先生的考证，在泰国南部临近暹罗湾的北大年、宋卡和洛坤到素叻他尼府都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器物。仅8世纪至20世纪初，就有青瓷，釉下彩瓷、三彩瓷、白瓷、黑瓷、影青、青花、彩瓷等众多窑口产品，尤以唐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为多（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泰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等窑口的器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泰国发现的中国古陶瓷中竟然没有磁州窑的器物（图一）。没有中国磁州窑的外销瓷出土，却有与磁州窑风格近同的“宋卡洛”（宋卡洛即宋加洛，为Sangkhalok不同的译音，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相近译音）瓷器与中国瓷器伴出。令人费解之余，更加深了人们对磁州窑与“宋卡洛”瓷器之间关联性的思考。而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杨永曦先生“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的结论，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此结论则反映了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密切联系。
上述现象表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已非一般而言了。泰国没有发现磁州窑的出土器物，陶瓷烧造也没有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生产出与磁州窑近同的“宋卡洛”器物。按照文化传播的理论，次级传播即通过第三者传播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这就意味着极大的可能是基本传播即磁州窑“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仅仅据此得出结论仍然显得论证不足，我们仍须进一步展开探究。
有关历史地理资料
我国今天与泰国并不接壤，这是历史地理发展变化的结果。但在历史上，中泰两国存在着密切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就人缘而言，不管当今民族学研究有多少种说法，但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讨论中泰民族之间历史渊源的。泰国华侨棠花先生《泰国古今史》载：“泰族发祥于中国的西南，云南，四川等地……泰族南迁于泰地北域，似在唐代。”（[泰]棠花：《泰国古今史》，泰华文协泰国研究组，1982年，第6-7页）便为其中一说。棠花先生“由佛历二四七四（公元1931）年，弱冠时进入泰华报界服务达50年，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约30部，由暹罗国志开端而至泰华大辞典，就中仍以这一部泰国古今史最为满意。”由此书序言可知，棠花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资深报人，虽不能排除个别错误，但其著述应当具有基本的严肃性和一定的可信度。这一点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得到了印证。
据《泰国古今史》载：“坤是因他拉特创立素可泰皇朝后中国方面即以暹国称此泰族新建的国家，惟皇在位约十余年中，未正式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因此时期，宋祚已终，元朝统治中国的初期，料为未暇兼顾之故。……八百大甸，属八百媳妇，八百媳妇泰名兰那泰。文献通考载其国，元代与中国颇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泰国古今史》第7-8页）
如图八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本文图八至图十一均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显示，中泰疆域沿湄公河基本接壤。
如图九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显示，66年后，南宋疆域向南扩展，今泰国北方地区时属南宋王朝。
如图十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时期全图·云南行省（局部）显示，122年后，元代南部疆域扩展，八百（清迈）在元朝云南行省版图。
如图十一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时期全图（局部）显示，103年后，泰国疆域向北扩展，北方地区极小部分在明朝疆域。
根据图八至图十一所示，在南宋绍兴十二年至明宣德八年的291年间，至迟也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之后，中泰两国疆域处于错综交织状态。对照《泰国古今史》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人缘关联。宋元之际创立的素可泰王朝，其主体为南迁之泰族，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是自然而然的。
2.地缘关联。中国和素可泰王朝之间的直接交流自元代开始，特别是“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后，元朝在南宋基础上进一步向南扩展，八百媳妇即泰国北部地区可能因此融入元朝疆域。
3.泰国北部的窑场——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南宋时可能在两国交界近处。到了元代，则属中国疆域。
4.根据以上资料，今天泰国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由于元代时属中国疆域，所以此两处窑业产品应该属于中国元代陶瓷的范畴。为尊重现实存在状态，此两处窑业产品也可以一并列入泰国古陶瓷的范畴。 5.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通称“宋加洛瓷器”，而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业较长时间地处中国疆域。由于素可泰王朝与中国极为密切的人缘及错综交织的地缘关系，所以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源本当在中国。
此外，《泰国古今史》载：素可泰王朝英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大帝，在位四十年中，与元廷发生关系至密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金册诣京师，此为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年，为泰族在泰土立国后，首次的遣使通中国的记录。元贞元年（1296年）进金字表。以后还有大德元年（1296年）、火德四年（1300年）及延佑元年（1314年）等入贡记录。（《泰国古今史》第9-10页）
“坤南甘杏在位期间，中国文物逐渐输入泰，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甲洛陶瓷，为泰国著名古物，保藏于国家博物院甚伙。”（《泰国古今史》第9页）此处“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可能是素可泰王朝遣使入贡的成果之一。若非请求，则不会有“元廷遣制陶瓷器匠来泰”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磁州窑对泰国古陶瓷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其具体时间应该在坤南甘杏在位的第15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次遣使上金册到坤南甘杏去世（佛历1860，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
联系前述文献中，分别提及“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太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和“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索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等，这是“历史公案”的中心环节。其实此处所提及的国王就是素可泰皇朝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Rama Khamheng，有数种音译汉字，在位年期佛历1820-1860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延佑四年/1317年），磁州窑与泰国占陶瓷之间的密切关联，就是这位大帝成就的。但据棠花先生考据，这位素可泰王朝的大帝未曾访问中国（《泰国古今史》第9页）。黎道纲先生的著述也支持这一结论（[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从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218页）。
结语
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分析解读，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发现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与中泰有关历史地理资料得到了互相印证。据此，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历史公案”初步解析的结果即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可以如是表述：在泰国素可泰王朝兰甘亨（据《泰国》的音译，应属中国官方的标准译音，见田禾、周方冶：《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页）国王在位的第十五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其去世（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应其遣使所请，元朝派遣磁州窑匠师来泰，在宋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家洛陶瓷。
（责任编辑：阮富春）
有关文献资料与解读
（一）有关文献资料
1.冯先铭先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记述，“据泰国文献记载，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制瓷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工艺技术”（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第552页）。
2.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述“据国外文献记载，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并带回陶工传授中国制陶工艺”（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页）。
3.赵学峰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一书记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时，曾提出招聘磁州窑工”（赵学峰：《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胡德智、万一先《灿烂与淡雅
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一书中记述，“据《元史》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六年（1295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国王多次遣使来华，回国时带会不少中国帝王赏赐的织锦、瓷器，还带回一些陶瓷匠师”（胡德智、万一：《灿烂与典——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杨永曦在《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一文中记述，“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二）文献资料的解读
笔者在查证上述文献资料时，注意到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国外文献，甚至有明确的年号，遗憾的是均无引注出处，甚者年号有误。笔者又查阅《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冯先铭主编）、《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梁宪华、翁连溪：《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7-31页）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第160-190页）等文献辑录，亦未发现相关记载。这无意间就形成了“历史公案”。然而上述资料值得重视的是：五处文献记载均指向一个历史时期即元代；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工匠到泰国开窑授艺，其中两处指明磁州窑，其余文献记载涵盖了磁州窑，上述五处文献中有三处明确指出中国的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技艺；两处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处指明了磁州窑。据此，笔者以为众多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献，虽详略及内容不尽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其它方法来求证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基本情况
（一）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二）泰国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据谢明豇：《海上丝路·看见东南亚——古陶瓷·陶瓷村·现代陶艺Ⅱ》有关内容整理而成，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
目前泰国境内发现的陶瓷烧造系统中，早期没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现在纪元前后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两个系统。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纪Davaravati佛教王国时期的灰釉陶。接着发展的是高棉（Khmer）高温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纪）生产的。主要有淡绿色或淡黄色的透明高温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13世纪以后，随着傣族的兴起，高棉高温灰釉陶器也随着逐渐消失。
傣族于12世纪前后由中国南部往东南亚大陆部的中央迁徙，宋加洛（Sangkhalok）北部的西萨查那莱（SiSatchanalai）窑就在此前后开始烧制陶器。最初的产品是无釉陶器。接着生产施黄绿色釉的灰釉陶器，称为孟陶（Mon ware）。制作年代较早，约为14世纪后半世。15世纪是泰国高温陶瓷生产的黄金期，主要窑场集中在今泰国中、北部自然资源丰富、靠山临水的地区。包括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中部的素可泰（sukhothai）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等地。
（1）西萨查那莱（Si Sateharmlai）窑是经过正式发掘的窑址群。最早的是无釉陶器，其次是灰釉陶器（孟陶），再次就是该窑典型的青瓷、铁绘、白釉褐彩以及褐釉产品。主要产品有建筑构件和大盘、碗、罐，盒子等。
（2）素可泰（Sukhothai）窑的创烧年代略晚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窑炉构造及装烧技术与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相似。以出产铁绘著称，主要是盘，碗及玉壶春瓶，铁绘鱼纹盘为典型作品，其他常见花草纹及放射性纹饰。胎中杂质多，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器物内底常留有支钉痕，是重要的特征。 （3）汕甘烹（Sankempaeng）窑址群，主要烧造青瓷和铁绘作品，以鱼纹盘（双鱼或多鱼）最为普遍，具当地特色的花卉植物纹饰也可见。
（4）卡隆（Kalong）窑的产品很有特色，铁绘纹饰上罩青釉。没骨画法的粗宽线条画出花草叶纹及其他各式纹样。
（三）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比对研究
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窑的主要产品入盘、碗，罐、盒子等和素可泰（Sukhothai）窑的主要产品铁绘鱼纹盘、碗及玉壶春瓶等典型作品，其造型装饰与磁州窑非常接近。花草、鱼纹是磁州窑常见的装饰题材，在构图形式上，磁州窑大量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方法，这些内容在图二、图四、图六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13-15世纪的泰国陶瓷器物上（图三、图五、图七），同样装饰此类纹饰，也同样采取连续连缀、对称的构图形式。装饰在碗、盘类器物上的鱼纹、花草纹等，也都采用没骨画法。磁州窑和泰国古陶瓷由于胎中杂质多，所以普遍采取先在胎上施化妆土，再进行彩绘，然后施釉烧成的工艺技术。如此近同的装饰方法和工艺技法，证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销瓷器在泰国的发现
根据杨永曦先生的考证，在泰国南部临近暹罗湾的北大年、宋卡和洛坤到素叻他尼府都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器物。仅8世纪至20世纪初，就有青瓷，釉下彩瓷、三彩瓷、白瓷、黑瓷、影青、青花、彩瓷等众多窑口产品，尤以唐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为多（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泰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等窑口的器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泰国发现的中国古陶瓷中竟然没有磁州窑的器物（图一）。没有中国磁州窑的外销瓷出土，却有与磁州窑风格近同的“宋卡洛”（宋卡洛即宋加洛，为Sangkhalok不同的译音，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相近译音）瓷器与中国瓷器伴出。令人费解之余，更加深了人们对磁州窑与“宋卡洛”瓷器之间关联性的思考。而有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杨永曦先生“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的结论，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此结论则反映了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密切联系。
上述现象表明，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已非一般而言了。泰国没有发现磁州窑的出土器物，陶瓷烧造也没有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生产出与磁州窑近同的“宋卡洛”器物。按照文化传播的理论，次级传播即通过第三者传播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这就意味着极大的可能是基本传播即磁州窑“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仅仅据此得出结论仍然显得论证不足，我们仍须进一步展开探究。
有关历史地理资料
我国今天与泰国并不接壤，这是历史地理发展变化的结果。但在历史上，中泰两国存在着密切的人缘和地缘关系。就人缘而言，不管当今民族学研究有多少种说法，但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讨论中泰民族之间历史渊源的。泰国华侨棠花先生《泰国古今史》载：“泰族发祥于中国的西南，云南，四川等地……泰族南迁于泰地北域，似在唐代。”（[泰]棠花：《泰国古今史》，泰华文协泰国研究组，1982年，第6-7页）便为其中一说。棠花先生“由佛历二四七四（公元1931）年，弱冠时进入泰华报界服务达50年，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约30部，由暹罗国志开端而至泰华大辞典，就中仍以这一部泰国古今史最为满意。”由此书序言可知，棠花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资深报人，虽不能排除个别错误，但其著述应当具有基本的严肃性和一定的可信度。这一点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得到了印证。
据《泰国古今史》载：“坤是因他拉特创立素可泰皇朝后中国方面即以暹国称此泰族新建的国家，惟皇在位约十余年中，未正式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因此时期，宋祚已终，元朝统治中国的初期，料为未暇兼顾之故。……八百大甸，属八百媳妇，八百媳妇泰名兰那泰。文献通考载其国，元代与中国颇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泰国古今史》第7-8页）
如图八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本文图八至图十一均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显示，中泰疆域沿湄公河基本接壤。
如图九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金、南宋时期全图（局部）显示，66年后，南宋疆域向南扩展，今泰国北方地区时属南宋王朝。
如图十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时期全图·云南行省（局部）显示，122年后，元代南部疆域扩展，八百（清迈）在元朝云南行省版图。
如图十一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时期全图（局部）显示，103年后，泰国疆域向北扩展，北方地区极小部分在明朝疆域。
根据图八至图十一所示，在南宋绍兴十二年至明宣德八年的291年间，至迟也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之后，中泰两国疆域处于错综交织状态。对照《泰国古今史》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人缘关联。宋元之际创立的素可泰王朝，其主体为南迁之泰族，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是自然而然的。
2.地缘关联。中国和素可泰王朝之间的直接交流自元代开始，特别是“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妇，后因和议成而罢兵”后，元朝在南宋基础上进一步向南扩展，八百媳妇即泰国北部地区可能因此融入元朝疆域。
3.泰国北部的窑场——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南宋时可能在两国交界近处。到了元代，则属中国疆域。
4.根据以上资料，今天泰国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址，由于元代时属中国疆域，所以此两处窑业产品应该属于中国元代陶瓷的范畴。为尊重现实存在状态，此两处窑业产品也可以一并列入泰国古陶瓷的范畴。 5.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通称“宋加洛瓷器”，而清迈附近的卡隆（Kalong）、汕甘烹（Sankempaeng）两处窑业较长时间地处中国疆域。由于素可泰王朝与中国极为密切的人缘及错综交织的地缘关系，所以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陶瓷源本当在中国。
此外，《泰国古今史》载：素可泰王朝英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大帝，在位四十年中，与元廷发生关系至密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金册诣京师，此为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年，为泰族在泰土立国后，首次的遣使通中国的记录。元贞元年（1296年）进金字表。以后还有大德元年（1296年）、火德四年（1300年）及延佑元年（1314年）等入贡记录。（《泰国古今史》第9-10页）
“坤南甘杏在位期间，中国文物逐渐输入泰，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甲洛陶瓷，为泰国著名古物，保藏于国家博物院甚伙。”（《泰国古今史》第9页）此处“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可能是素可泰王朝遣使入贡的成果之一。若非请求，则不会有“元廷遣制陶瓷器匠来泰”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磁州窑对泰国古陶瓷的影响是直接的，也就是“元廷曾遣制陶瓷器匠来泰，在宋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其具体时间应该在坤南甘杏在位的第15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次遣使上金册到坤南甘杏去世（佛历1860，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
联系前述文献中，分别提及“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太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和“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索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等，这是“历史公案”的中心环节。其实此处所提及的国王就是素可泰皇朝第三位君主坤南甘杏（Rama Khamheng，有数种音译汉字，在位年期佛历1820-1860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延佑四年/1317年），磁州窑与泰国占陶瓷之间的密切关联，就是这位大帝成就的。但据棠花先生考据，这位素可泰王朝的大帝未曾访问中国（《泰国古今史》第9页）。黎道纲先生的著述也支持这一结论（[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从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218页）。
结语
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分析解读，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发现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与中泰有关历史地理资料得到了互相印证。据此，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历史公案”初步解析的结果即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可以如是表述：在泰国素可泰王朝兰甘亨（据《泰国》的音译，应属中国官方的标准译音，见田禾、周方冶：《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页）国王在位的第十五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其去世（元延佑四年/1317年）的25年间，应其遣使所请，元朝派遣磁州窑匠师来泰，在宋家洛设窑制造陶瓷器，今此遗物，称宋家洛陶瓷。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