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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有关古蜀文化、历史的研究工作，也大多依赖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因而显得很不客观、全面、深入。但这种尴尬的局面，通过四川地区考古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翻阅古蜀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蜀王们一个个忽而从石窟中诞生，忽而如天女散花般从天而降，忽而又都仙去，有的还变作悲戚的杜鹃，有的活了数百年，还有一位蜀王的妻子甚至从井中冒出来……古蜀国早期的“历史”热闹喧腾，却蒙着一层不真实的面纱。
对历史文献抽丝剥茧，古蜀人似乎不仅与黄帝沾亲带故，也与大禹緊密相关。不过，古蜀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历史，应当从蚕丛讲起。
“蜀之先王名蚕丛。”按史家考证，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只能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蚕丛氏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荫，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
后来，蚕丛氏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向成都平原迁徙，来到了广汉三星堆一带。可能此时的三星堆一带已有部落聚居，但势力不够强大，很快就被蚕丛氏吞并和同化了。
这次迁徙，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如《蜀中名胜记》中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
蚕丛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
按照史籍记载，蚕丛、柏灌、鱼凫为蜀国早期的三代王，他们之间一脉相承，彼此间权力平稳过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换句话说，蚕丛、柏灌、鱼凫变作一股浓烟消失之后，他们的人民也随之化去了。这不过是“春秋笔法”罢了，所谓“随之化去”，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逃得慢的只好甘作俘虏。在人类早期社会以及后来的历史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疑是铁定的历史规律。
柏灌是蜀王中的第二代，但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至于他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一概不知。好像史籍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大概是因为他平庸到不值一提。鱼凫的史料相对要多一些。他是初期三代蜀王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先统一蜀国的人，所以在传说和考古材料中都能见到他的影子。他的活动区域就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温江县志》说，温江县城北15里有古鱼凫城，从近年对该遗址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看，此处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从三星堆遗址中，可以一窥鱼凫的踪影和形象。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曾出土大量的鸟头勺柄。这种勺的造型是“长喙带钩”，和鱼鹰的头颈极其相似。1号祭祀坑所出金杖，有人头鸟鱼的图纹。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面也雕刻有鱼身鸟头像。
从蚕丛到鱼凫，无非说明了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时代到渔猎时代的过渡。
鱼凫氏在成都平原的势力虽然比柏灌、蚕丛时期要强大，但还不够鼎盛。到了杜宇取代鱼凫，蜀的国力和疆域范围才开始大规模地拓展，从而开创出一个更大规模的蜀王国。
杜宇是如何取代鱼凫的？史籍上只含混地交代：“（鱼凫）王猎于湔山，便仙去。”意思是，有一天鱼凫前去湔山打猎，突然就丢下江山社稷和百姓，登仙而去了。史家历来爱用“天子狩于某”的笔法来为王者讳，指代不够光彩或不宜记入历史的事。这段描述实际上可能是在告诉我们，鱼凫在湔山打了败仗，从此不再出现，时代再次变了。
随着政权的更迭，考古发掘中常见的实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鱼凫时期标志性的器物黯淡沉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踏实平稳的作风。
取代鱼凫后，杜宇定都“汶山下，邑曰郫（今成都郫都）”，或“治瞿上（今成都双流），为别都”。杜宇比鱼凫更有政治家的气派，他首先将国都定在郫，为了同时震慑和管理好其他地区，又在瞿上定了一个别都。史籍记载他“教民务农”，看来是一个务实的农业专家，以至于他死后还心怀农业，每年到了农历三月都要变作一只杜鹃鸟，飞到平原上用叫声催促百姓不要忘了农时赶快播种。
杜宇的形象在百姓心中是不一样的，甚至连鱼凫时期不肯受降的人也纷纷从躲藏之地出来，即所谓的“化民复出”，愿意跟着杜宇从事农业生产。
杜宇具有一种气吞山河的帝王气派，他大胆地开拓疆土，使蜀国北达汉中，南抵今青神县，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向东则直抵嘉陵江。他还与中原的周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周王室逐渐式微，许多诸侯“或不朝，相伐”，杜宇仍每年派使臣携重礼朝见周王。
尽管杜宇在政治上有突出的才能，但在治理洪涝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荆地的鳖灵登场。《蜀王本纪》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已不像之前那般闪烁其词、敷衍了事了，而是明确地说，杜宇以鳖灵为相，主持治水。谁知鳖灵上任后，“望帝（杜宇）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鳖灵即位是否真如《蜀王本纪》所载那般平和姑且不论，但野心与实力并存的开明王朝最终成了完全“据有巴蜀之地”的泱泱大国，为古蜀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明王朝有着全然不像鱼凫、杜宇时代的政治制度。虽然杜宇也曾经设立宰相，但并未成为一种制度，更像是临时设置。到了开明时期，朝中气象大变，可考的职官至少有傅、相、郎中令等，而且对于王朝的皇室成员，开明王均实行诸侯式的分封制，把他们赶出舒适的宫殿，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以保持上层统治者的清醒头脑和应有的为国服务意识。《华阳国志·蜀志》就曾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葭萌焉。”
这一时期的蜀王，开始为自己的祖先设立宗庙，希望开明王朝的基业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这说明到开明九世时，蜀王恍然发现自己的祖先还没有牌位，因此开始设立宗庙。但这些宗庙的设立方法不是用谥号，而是只设立前五世开明王的宗庙。因为蜀人认为“五”是一个最吉利的数字，也是一个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就立庙祭祀前五个开明王朝的国君，庙的名字也正好套用“五颜六色”的“五”。
开明王朝承袭了十二代，最后才为秦国所灭。其皇家墓地，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新都木椁墓和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虽然这两处墓葬均被盗墓贼洗劫过，但从遗存下来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用品已经十分豪华精美。应当说，开明王朝已经是个政治体制相对完善，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态。
然而在浩荡历史大势下，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秦军从金牛道南下伐蜀，一时间古栈道上战旗飘飘、锣鼓声响。蜀王仓促应战，却为时已晚。逃到彭山东北部时，蜀王被秦军包围，惨死于乱箭刀剑之下。
至此，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十二世的古蜀国历史宣告结束。
灭蜀后，秦惠王派宰相张仪来成都筑城。张仪所筑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的格局修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屯驻秦国的军队。这座城池在历史上被称作“大城”，城内终日飘荡着战马的嘶鸣和军队的刀光剑影，不允许当地百姓居住。随着人口增殖和蜀地反秦情绪的增长，一座少城又修建起来，这就是成都城的发端。
蜀地历史，迎来了新的篇章。
翻阅古蜀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蜀王们一个个忽而从石窟中诞生，忽而如天女散花般从天而降，忽而又都仙去，有的还变作悲戚的杜鹃，有的活了数百年，还有一位蜀王的妻子甚至从井中冒出来……古蜀国早期的“历史”热闹喧腾，却蒙着一层不真实的面纱。
对历史文献抽丝剥茧，古蜀人似乎不仅与黄帝沾亲带故，也与大禹緊密相关。不过，古蜀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历史，应当从蚕丛讲起。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蜀之先王名蚕丛。”按史家考证，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只能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蚕丛氏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荫，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
后来，蚕丛氏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向成都平原迁徙，来到了广汉三星堆一带。可能此时的三星堆一带已有部落聚居，但势力不够强大，很快就被蚕丛氏吞并和同化了。
这次迁徙，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如《蜀中名胜记》中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
蚕丛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
按照史籍记载，蚕丛、柏灌、鱼凫为蜀国早期的三代王，他们之间一脉相承，彼此间权力平稳过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换句话说，蚕丛、柏灌、鱼凫变作一股浓烟消失之后，他们的人民也随之化去了。这不过是“春秋笔法”罢了，所谓“随之化去”，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逃得慢的只好甘作俘虏。在人类早期社会以及后来的历史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疑是铁定的历史规律。
柏灌是蜀王中的第二代，但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至于他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一概不知。好像史籍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大概是因为他平庸到不值一提。鱼凫的史料相对要多一些。他是初期三代蜀王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先统一蜀国的人，所以在传说和考古材料中都能见到他的影子。他的活动区域就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温江县志》说，温江县城北15里有古鱼凫城，从近年对该遗址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看，此处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从三星堆遗址中，可以一窥鱼凫的踪影和形象。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曾出土大量的鸟头勺柄。这种勺的造型是“长喙带钩”，和鱼鹰的头颈极其相似。1号祭祀坑所出金杖，有人头鸟鱼的图纹。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面也雕刻有鱼身鸟头像。
从蚕丛到鱼凫，无非说明了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时代到渔猎时代的过渡。
“望帝春心托杜鹃”
鱼凫氏在成都平原的势力虽然比柏灌、蚕丛时期要强大，但还不够鼎盛。到了杜宇取代鱼凫，蜀的国力和疆域范围才开始大规模地拓展，从而开创出一个更大规模的蜀王国。
杜宇是如何取代鱼凫的？史籍上只含混地交代：“（鱼凫）王猎于湔山，便仙去。”意思是，有一天鱼凫前去湔山打猎，突然就丢下江山社稷和百姓，登仙而去了。史家历来爱用“天子狩于某”的笔法来为王者讳，指代不够光彩或不宜记入历史的事。这段描述实际上可能是在告诉我们，鱼凫在湔山打了败仗，从此不再出现，时代再次变了。
随着政权的更迭，考古发掘中常见的实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鱼凫时期标志性的器物黯淡沉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踏实平稳的作风。
取代鱼凫后，杜宇定都“汶山下，邑曰郫（今成都郫都）”，或“治瞿上（今成都双流），为别都”。杜宇比鱼凫更有政治家的气派，他首先将国都定在郫，为了同时震慑和管理好其他地区，又在瞿上定了一个别都。史籍记载他“教民务农”，看来是一个务实的农业专家，以至于他死后还心怀农业，每年到了农历三月都要变作一只杜鹃鸟，飞到平原上用叫声催促百姓不要忘了农时赶快播种。
杜宇的形象在百姓心中是不一样的，甚至连鱼凫时期不肯受降的人也纷纷从躲藏之地出来，即所谓的“化民复出”，愿意跟着杜宇从事农业生产。
杜宇具有一种气吞山河的帝王气派，他大胆地开拓疆土，使蜀国北达汉中，南抵今青神县，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向东则直抵嘉陵江。他还与中原的周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周王室逐渐式微，许多诸侯“或不朝，相伐”，杜宇仍每年派使臣携重礼朝见周王。
尽管杜宇在政治上有突出的才能，但在治理洪涝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荆地的鳖灵登场。《蜀王本纪》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已不像之前那般闪烁其词、敷衍了事了，而是明确地说，杜宇以鳖灵为相，主持治水。谁知鳖灵上任后，“望帝（杜宇）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开明王朝的覆灭
鳖灵即位是否真如《蜀王本纪》所载那般平和姑且不论，但野心与实力并存的开明王朝最终成了完全“据有巴蜀之地”的泱泱大国，为古蜀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明王朝有着全然不像鱼凫、杜宇时代的政治制度。虽然杜宇也曾经设立宰相，但并未成为一种制度，更像是临时设置。到了开明时期，朝中气象大变，可考的职官至少有傅、相、郎中令等，而且对于王朝的皇室成员，开明王均实行诸侯式的分封制，把他们赶出舒适的宫殿，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以保持上层统治者的清醒头脑和应有的为国服务意识。《华阳国志·蜀志》就曾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葭萌焉。”
这一时期的蜀王，开始为自己的祖先设立宗庙，希望开明王朝的基业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这说明到开明九世时，蜀王恍然发现自己的祖先还没有牌位，因此开始设立宗庙。但这些宗庙的设立方法不是用谥号，而是只设立前五世开明王的宗庙。因为蜀人认为“五”是一个最吉利的数字，也是一个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就立庙祭祀前五个开明王朝的国君，庙的名字也正好套用“五颜六色”的“五”。
开明王朝承袭了十二代，最后才为秦国所灭。其皇家墓地，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新都木椁墓和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虽然这两处墓葬均被盗墓贼洗劫过，但从遗存下来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用品已经十分豪华精美。应当说，开明王朝已经是个政治体制相对完善，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态。
然而在浩荡历史大势下，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秦军从金牛道南下伐蜀，一时间古栈道上战旗飘飘、锣鼓声响。蜀王仓促应战，却为时已晚。逃到彭山东北部时，蜀王被秦军包围，惨死于乱箭刀剑之下。
至此，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十二世的古蜀国历史宣告结束。
灭蜀后，秦惠王派宰相张仪来成都筑城。张仪所筑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的格局修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屯驻秦国的军队。这座城池在历史上被称作“大城”，城内终日飘荡着战马的嘶鸣和军队的刀光剑影，不允许当地百姓居住。随着人口增殖和蜀地反秦情绪的增长，一座少城又修建起来，这就是成都城的发端。
蜀地历史，迎来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