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的问题不在于“最低工资”或者“长期合同”，而在于对员工社保的要求太严，监管部门严查，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而以前不需要。
　　最近，“财经舆论场”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负”，才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对此，我举双手赞同，并觉得这个“舆论场”开始充满正能量。
　　但我馬上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一些在职的部级干部、企业家和专家，纷纷开始向现行《劳动合同法》 “开炮”。他们的观点是，给企业“减负”首先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因为它“片面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增加企业人工成本，实体企业很痛苦。
　　对此，我感到费解。 “最低工资”和“长期合同”是《劳动合同法》最受争议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它们对企业的“伤害”，早已被批评者过分放大。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换言之，即便一家企业雇用农民工，其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口最低工资。实际上，这个最低工资门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深圳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但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才由2014年的每月1808元上涨为2030元。而现在很多深圳制造业厂商，月薪早已超过3000，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
　　再拿“长期合同”而言，《劳动合同法》根本也没有强制规定要签“长期合同”。它只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劳动合同。通俗些说，这种合同就是“员工可以炒掉企业，但企业不能炒掉员工”。不过，这并非是强制规定，而是以“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为前提。
　　实际上，我认为很多人抨击这部法律，恐怕连该法的原始文本都没看过，而是“凭空放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地方？
　　现行《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我曾和一些老板交流，从他们的口中，我得到的答案是，新法的问题不在于“最低工资”或者“长期合同”，而在于对员工社保的要求太严，监管部门严查，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而以前不需要。
　　交社保造福员工，解决其后顾之忧，有利于扩大内需，这是个很棒的逻辑，但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并未实现全国统筹，员工离职时，异地转社保存在种种障碍，因此，相当一部分社保的钱只能留在当地。这意味着，农民工并没有完全享受社保这项“福利”，企业的“负担”却增加了。所以许多企业和员工交社保的积极性都不高。
　　在这个“社保困境”中，我看到了“三方主体”：农民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强制缴纳社保，这未可厚非，但享受“好处”的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地方社保基金得到了充实，而农民工早已回到原籍地，而不用企业所在地社保基金来支付其社保待遇。要知道，中国社保体系之所以长期无法实现全国统筹，其核心障碍也在于这种利益的博弈。
　　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美国的“购买力学派”—他们认为企业加工资能刺激内需。同样，我也不赞成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生产效率都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片面提高工资，这对企业不利。但你也必须清楚，把企业负担增加“归罪”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也是一件避重就轻的事。显然，改革社保体系比批评《劳动合同法》重要得多，但这个“骨头”太硬了。
　　那么，到底如何为企业“减负”？这个问题太好，但也太复杂，我讲不清楚。但我清楚地知道，《劳动合同法》不应该成为经济改革的“软柿子”，如果专门捡着“软柿子”来捏，可能会让我们错过啃“硬骨头”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