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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律师对市场经济地位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一条没有限速标志的高速公路上行车，假如车子的时速是100公里，警察说司机超速了，那么拿什么来做标准呢? 于是由警察找到另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的限速标志是80公里，结果这个司机超速了，就要受罚。第二次，司机的车速降为80公里以下，但是警察仍然说司机超速，因为警察找到另外一条公路作为参照，那条公路的限速比80公里还低。这样的话，无论司机用什么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超速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当天，一个与反倾销有关的信息也悄然传出。这个信息后来被中国入世文件所证实。那就是：中国同意，在入世15年之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整个入世谈判过程中，中国作出了很多让步。这些让步，在入世两年之后，基本上被相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平静接受。因为谈判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得有失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本来非常专业的话题竟然演变成广为人知的社会焦点。 中国的入世法律文件，印成16开本的书，洋洋洒洒792页，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只有440字。就是这短短的440字，让中国人迄今耿耿于怀。为什么？
这个规定不公平
最根本的原因只有3个字：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由于不把中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无法计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其他WTO成员采用了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中，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的。当时的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倍不止，中国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第二，即使有所改进，代价仍然高昂。在中国方面的持续交涉抗议下，1998年，欧盟修改相关法令，在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视中国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符合5条标准就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5条标准，就连欧盟的律师都大不以为然。来自布鲁塞尔的ＶＷ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维尔认为，这些苛刻的规定，尤其是后4条和世贸组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有的标准连欧盟的企业都达不到。不但如此，中国企业的应诉实践表明，仅仅为了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就要花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与费用，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厦门东林现身说法
以一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就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在面对非市场经济障碍时的无助与愤怒。 厦门东林公司是一个生产节能灯的民营企业，完全是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过程中，这家公司几经努力，最终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被欧盟课以66.1%的反倾销税。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公司感觉非常滑稽。
2002年11月，东林公司通过媒体向欧盟发出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东林公司表示:厦门东林公司是专门生产照明产品的企业，其中包括出口到欧盟地区的节能灯。在公司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东林的资产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完全是私人资本，完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上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2000年5月欧盟发起针对中国节能灯的反倾销调查时，厦门东林一方面感到震惊，同时又对胜诉充满信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东林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补贴，没有任何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产品出口到欧盟。东林是中国第一家主动、积极应诉的企业，对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充满信心，对胜诉充满信心。 但是，事实的发展完全出乎东林的意料。 东林在公开信中陈述:欧盟官员来东林调查时，东林提交了所有的原始会计记录，没有作任何修改。这些会计记录，是非常自然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东林还向欧盟官员出示了业务人员的护照及签证记录，出示了和国内外客户的往来函电。当时欧盟官员表示，在所有他们考察过的中国企业当中，东林的产权是最明晰的，他们也相信东林是自己做生意的，因为业务人员熟练的专业外语、多次出入欧美国家的签证记录以及大量的往来函电是不可能伪造的。
但是，最终的裁决结果是，东林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比不应诉的任何有利的结果，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被欧盟课以66.1%的高额反倾销税。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东林感到非常滑稽。因为按照这一税率，东林的产品是亏本66.1%出口到欧盟的。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通过对东林会计帐目的调查，很容易就会得出东林是不是亏本出售产品的结论。 东林认为，欧盟反倾销法律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对中国的许许多多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多年，东林公司更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可是在面临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的时候，东林却不得不费尽心思来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而在欧盟官员一整套按部就班、看似公正的调查之后，竟然没有得到认可。
东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他们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走过了10年艰苦创业、辛勤拓展的历程，节能灯本身所蕴含的绿色、环保概念让整个行业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信心。但是，欧盟最终裁定的66.1%的反倾销税率给这个行业沉重的打击。东林在中国的发展与在欧盟市场上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东林及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但却成了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政策的受害者。这个事实说明，欧盟现行的反倾销法律，尤其是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已经落后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中国企业是不公正的。 最后，东林希望欧盟有关方面，能够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正视中国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市场艰苦拼搏的现状，不但在实地调查中实事求是，而且能从法律文本上作出适当的修正，给中国企业公平的待遇。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
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国际通行的反倾销法律一直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修改补充的，由于二战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有关法律的制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抵制和敌视。 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部分的内容在第6条，在该条所附带的注释与补充规定中，指出对于那些“由国家固定价格”的产品，很难进行正常价值的比较。这句话最终演化为西方国家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来计算有关产品的倾销幅度。
西方国家对于运用第三国替代方法，有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其能源、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等都是由国家控制的，不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其对外销售的价格就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那么如何获得某件产品的真实价值呢，只好选择一个与被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作为比较，以此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是否倾销的结论。 第三国替代方法赋予审理反倾销案的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被诉国家的产品难脱厄运。 一位美国律师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该律师说，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一条没有限速标志的高速公路上行车，假如车子的时速是100公里，警察说司机超速了，那么拿什么来做标准呢? 于是由警察找到另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的限速标志是80公里，结果这个司机超速了，就要受罚。第二次，司机的车速降为80公里以下，但是警察仍然说司机超速，因为警察找到另外一条公路作为参照，那条公路的限速比80公里还低。这样的话，无论司机用什么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超速了。 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计算产品倾销幅度，因为这样不公平、不合理，这导致了中国被诉企业极高的倾销幅度。中国有关方面为此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多次交涉。 经过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多年的交涉，1998年，欧盟调整了对华反倾销政策，规定被诉中国企业可以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获得认可，则对该企业倾销幅度的计算就以其自身的成本来比较。 欧盟判定一家企业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有5条标准：
一、关于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等，企业在这方面的决定应符合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受国家重大干预，主要的投入成本应基本反映市场价值。
二、企业要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经过独立的审计，符合国际财务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场合。
三、企业从前非市场机制过渡时，其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在资产折旧、勾销、物物贸易和补偿贸易支付形式方面，不能有重大扭曲。
四、企业应受制于破产法和财产法，以此确保企业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
五、外汇兑换应根据市场汇率。
除了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还可以申请分别裁决。得到分别裁决地位的企业，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将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但是，欧盟在中国企业获得分别裁决方面，一直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个内部掌握的8条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被指控的中国企业必须主动提出市场经济地位或者分别裁决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在公布反倾销调查案时没有义务提醒被诉企业还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涉案企业不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或分别裁决，那么计算该企业的倾销幅度时，仍将沿用第三国替代方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当天，一个与反倾销有关的信息也悄然传出。这个信息后来被中国入世文件所证实。那就是：中国同意，在入世15年之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整个入世谈判过程中，中国作出了很多让步。这些让步，在入世两年之后，基本上被相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平静接受。因为谈判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得有失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本来非常专业的话题竟然演变成广为人知的社会焦点。 中国的入世法律文件，印成16开本的书，洋洋洒洒792页，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只有440字。就是这短短的440字，让中国人迄今耿耿于怀。为什么？
这个规定不公平
最根本的原因只有3个字：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由于不把中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无法计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其他WTO成员采用了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中，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的。当时的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倍不止，中国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第二，即使有所改进，代价仍然高昂。在中国方面的持续交涉抗议下，1998年，欧盟修改相关法令，在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视中国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符合5条标准就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5条标准，就连欧盟的律师都大不以为然。来自布鲁塞尔的ＶＷ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维尔认为，这些苛刻的规定，尤其是后4条和世贸组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有的标准连欧盟的企业都达不到。不但如此，中国企业的应诉实践表明，仅仅为了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就要花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与费用，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厦门东林现身说法
以一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就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在面对非市场经济障碍时的无助与愤怒。 厦门东林公司是一个生产节能灯的民营企业，完全是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过程中，这家公司几经努力，最终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被欧盟课以66.1%的反倾销税。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公司感觉非常滑稽。
2002年11月，东林公司通过媒体向欧盟发出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东林公司表示:厦门东林公司是专门生产照明产品的企业，其中包括出口到欧盟地区的节能灯。在公司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东林的资产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完全是私人资本，完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上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2000年5月欧盟发起针对中国节能灯的反倾销调查时，厦门东林一方面感到震惊，同时又对胜诉充满信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东林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补贴，没有任何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产品出口到欧盟。东林是中国第一家主动、积极应诉的企业，对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充满信心，对胜诉充满信心。 但是，事实的发展完全出乎东林的意料。 东林在公开信中陈述:欧盟官员来东林调查时，东林提交了所有的原始会计记录，没有作任何修改。这些会计记录，是非常自然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东林还向欧盟官员出示了业务人员的护照及签证记录，出示了和国内外客户的往来函电。当时欧盟官员表示，在所有他们考察过的中国企业当中，东林的产权是最明晰的，他们也相信东林是自己做生意的，因为业务人员熟练的专业外语、多次出入欧美国家的签证记录以及大量的往来函电是不可能伪造的。
但是，最终的裁决结果是，东林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比不应诉的任何有利的结果，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被欧盟课以66.1%的高额反倾销税。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东林感到非常滑稽。因为按照这一税率，东林的产品是亏本66.1%出口到欧盟的。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通过对东林会计帐目的调查，很容易就会得出东林是不是亏本出售产品的结论。 东林认为，欧盟反倾销法律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对中国的许许多多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多年，东林公司更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可是在面临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的时候，东林却不得不费尽心思来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而在欧盟官员一整套按部就班、看似公正的调查之后，竟然没有得到认可。
东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他们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走过了10年艰苦创业、辛勤拓展的历程，节能灯本身所蕴含的绿色、环保概念让整个行业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信心。但是，欧盟最终裁定的66.1%的反倾销税率给这个行业沉重的打击。东林在中国的发展与在欧盟市场上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东林及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但却成了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政策的受害者。这个事实说明，欧盟现行的反倾销法律，尤其是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已经落后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中国企业是不公正的。 最后，东林希望欧盟有关方面，能够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正视中国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市场艰苦拼搏的现状，不但在实地调查中实事求是，而且能从法律文本上作出适当的修正，给中国企业公平的待遇。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
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国际通行的反倾销法律一直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修改补充的，由于二战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有关法律的制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抵制和敌视。 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部分的内容在第6条，在该条所附带的注释与补充规定中，指出对于那些“由国家固定价格”的产品，很难进行正常价值的比较。这句话最终演化为西方国家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来计算有关产品的倾销幅度。
西方国家对于运用第三国替代方法，有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其能源、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等都是由国家控制的，不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其对外销售的价格就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那么如何获得某件产品的真实价值呢，只好选择一个与被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作为比较，以此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是否倾销的结论。 第三国替代方法赋予审理反倾销案的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被诉国家的产品难脱厄运。 一位美国律师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该律师说，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一条没有限速标志的高速公路上行车，假如车子的时速是100公里，警察说司机超速了，那么拿什么来做标准呢? 于是由警察找到另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的限速标志是80公里，结果这个司机超速了，就要受罚。第二次，司机的车速降为80公里以下，但是警察仍然说司机超速，因为警察找到另外一条公路作为参照，那条公路的限速比80公里还低。这样的话，无论司机用什么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超速了。 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计算产品倾销幅度，因为这样不公平、不合理，这导致了中国被诉企业极高的倾销幅度。中国有关方面为此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多次交涉。 经过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多年的交涉，1998年，欧盟调整了对华反倾销政策，规定被诉中国企业可以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获得认可，则对该企业倾销幅度的计算就以其自身的成本来比较。 欧盟判定一家企业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有5条标准：
一、关于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等，企业在这方面的决定应符合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受国家重大干预，主要的投入成本应基本反映市场价值。
二、企业要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经过独立的审计，符合国际财务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场合。
三、企业从前非市场机制过渡时，其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在资产折旧、勾销、物物贸易和补偿贸易支付形式方面，不能有重大扭曲。
四、企业应受制于破产法和财产法，以此确保企业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
五、外汇兑换应根据市场汇率。
除了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还可以申请分别裁决。得到分别裁决地位的企业，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将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但是，欧盟在中国企业获得分别裁决方面，一直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个内部掌握的8条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被指控的中国企业必须主动提出市场经济地位或者分别裁决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在公布反倾销调查案时没有义务提醒被诉企业还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涉案企业不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或分别裁决，那么计算该企业的倾销幅度时，仍将沿用第三国替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