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色深沉，霓虹灯闪烁，一辆汽车停在市中心的咖啡馆前。车门打开，走出一名优雅的男子，合体的西装，斯文的眼镜，皮鞋是一款简单的样式，却不失经典。他取下帽子，理了理脖子上的围巾，走进餐厅。
　　侍者引领他走到预订的餐桌前。烛光下，另一位男子起身，紧握他的双手。随即，两个男人开始兴致勃勃地交谈，从古典音乐到当代诗歌，话题甚广。
　　红酒飘香，从着装到谈吐，无一不彰显出他们上流社会的身份。
　　悠闲的背景下，突然响起了枪声，极不和谐地刺破了这安静的夜晚。这是1941年的巴黎，法国政府投降后的第二年。
　　二
　　他是伊朗驻法国的外交官，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国家精英阶层。这个成长顺利的男人，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无比的热爱。全世界都沉沦在战火中，而他还能喝着浓香的咖啡，不担心安全，不必忍受饥饿，幸福、精致地生活着。他没有理由不爱这个国家，忠于自己的祖国，努力完成每一件外交工作，是他的信念。
　　他还是个有着道德洁癖的人，诚实，不容许自己撒谎。不管是面对上司还是朋友，他竭力维护自己的原则，对于欺骗或者背叛的行为，他憎恨到骨髓之深。在他的观念里，欺骗，是一宗罪。
　　三
　　投降后人心惶惶，随时穿梭的坦克，常常在大街上搜查的军人，还有夜半时分刺耳的警笛声，让这个城市的空气格外压抑——这些，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享受精致的上层生活，努力与在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搞好外交关系，就是他的生活。
　　街面上，宪兵呼啸而过，逮捕反对他们的百姓，这让他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但还不足以改变他的观念。那个陪他喝咖啡的男子是他的至交好友，在音乐、文学方面，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学识，是他难觅的知音。而好友也是纳粹军人，这样的绅士，让他如何对纳粹军队反感？
　　每周他起码有三天时间跟安德烈在一起，这是生活，也是工作。对方是德国军人，同时也是法国政府外交部门在这座城市的实际管理者。初识缘于工作，但深交，却是因为相互的学识和欣赏。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能找到好朋友，共享安静中闲暇的生活，在那时是多么弥足珍贵。
　　四
　　近几个月来，他开始反感德国纳粹。起因是某日在街上行走，一群直撞过来的宪兵用枪口指向自己，世界刹那停住，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紧张惊恐之际，枪声响起——身后，一个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回过神来，衣服被汗浸湿，原来，死的是个游击队员。
　　无论怎样，他都无法接受一个人在不加审判的情况下被枪杀，这与他所接受的教育观念严重相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无法承受被人用枪指着的高压，还有那亲眼目击的死亡，这些情景，让他在接下来的夜晚里连续失眠。
　　他找到安德烈，强烈指责这种暴力的冷血残酷，对方沉默半晌，道歉，然后表示也不理解，但无法反对，这是他们认识以来第一次不欢而散。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开始对自己的价值观有了强烈的质疑：他在领事馆的门口看到一对母子。母亲哭泣着请求签证，一个绅士是不会拒绝给予女性帮助的，他把母子接进房间，询问情况——对方是伊朗籍犹太人，她的丈夫已被抓走半年仍杳无音信，而该地区，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
　　他愤怒了，责骂这种变态的藐视生命的行为。立即拿出签证，一个简单的印戳，他救下了一对生命。
　　看着母子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他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精致生活是否真的幸福。
　　五
　　帮助人能让人快乐，但也能带来麻烦。
　　盖世太保不知从何处知道了他帮助过犹太人，来搜查他的家，他以自己外交官的身份，挡在门口大声抗议。宪兵没有搭理他，粗鲁地将他推开，进了屋搜查。
　　麻烦接踵而至，无数伊朗籍犹太人知道了签证的事蜂拥而至，他没有犹豫，这是他的工作。签证才开始填写，无孔不入的宪兵就闻讯而来，强行逮捕了所有的犹太人，并拉去集中营。在哭声中，他才知道，这是一条死亡的路。
　　痛苦之中的他，找到安德烈请求帮助，对方也无力应对，无奈地拒绝了他。
　　一边，是几十年的原则，另一边，是几百条生命。他开始徘徊，想起那么多渴望生命的眼神，他做了最重要的决定——撒谎。
　　六
　　他给纳粹当局提交报告，称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没有血缘关系，并非同一类人。为此，他编了一个故事：巴比伦王国当年将犹太人流放到波斯，但波斯皇帝居鲁士对这些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于公元前538年将他们放回故乡。从此，伊朗再也没有犹太人。不过，那些返回巴比伦的犹太人留下了他们的宗教经典，一些伊朗人对犹太先知摩西的故事感兴趣，随后成为摩西的追随者，从而成了伊朗犹太人的祖先。但他们与真正的犹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他们不属于犹太民族。
　　他希望这个故事能让纳粹当局相信，伊朗犹太人和普通的伊朗人一样，是雅利安人，是纳粹的盟友。他们应当享有伊朗人在纳粹占领区的全部权利，不应受到逮捕和迫害。
　　纳粹当局起初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他们本想召集“御用”人种血统专家进行调研，但他的谎言欺骗了安德烈。在对方的帮助下，当局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并授予伊朗犹太人和普通伊朗侨民同等待遇。
　　七
　　在这之后，他把伊朗驻巴黎外交机构的签证一个一个颁发给了伊朗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确保他们能顺利离开，这是生命的签证。
　　没过多久，他手上的300份签证就填发一空，而犹太人还不停地前来。
　　他向伊朗政府报告了情况，希望获得国家的帮助，但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二战期间，伊朗政府保持中立，但仍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外交关系，政府不希望个人的行为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命令他立即停止活动。
　　这是他为之忠诚的国家，怎么办？在生命面前，他已欺骗了朋友，这一次，他又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签证不够，他就自己伪造印刷。
　　签证越发越多，宪兵盯上了他，聪明的他花费大量的金钱举办各种晚宴，邀请安德烈及其他纳粹高官前来玩耍，以此来避开宪兵的调查。
　　八
　　1941年9月，为切断纳粹德国的供给线，英国和原苏联组成盟军攻打伊朗，迫使德黑兰政府签订停火协定并中断了与德国的关系。考虑到他的安全，伊朗政府随后向驻巴黎外交机构下令，要求他尽早返回德黑兰。
　　但是，他选择了留守。虽然没有了外交豁免权，没有了领事馆，但他依旧冒险帮助犹太人，用自己的祖传财产维持外交机构的正常运作，购买大量的礼品赠送给那些纳粹军官，获得对方的信任，利用关系帮助犹太人离开。
　　与此同时，他找到瑞士驻巴黎大使，在他的多番请求之下，瑞士人也开始向犹太人提供外交文件，保护他们的利益。
　　直到二战结束的4年时间里，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因为得到他的庇护而离开欧洲，他自己都没有准确的数字。他只知道大约发放了一千多本护照，单本护照一般可供多人使用，也就是说，他大概救出了2000～3000名伊朗犹太人，而这些人原本很可能被盖世太保送进集中营，遭到虐待甚至屠杀。
　　九
　　他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巴黎的外交官。
　　在他的帮助下，许多犹太人保住了生命，并在战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他自己却没有那么幸运。1952年，他应召回到伊朗，却遭到政府起诉，指认他未经汇报就随意签发伊朗外交文件，是叛国行为。而德国朋友安德烈也因为他的欺骗被认定工作失职，让纳粹当局拘捕后下落不明。两件事情的发生，让他沉浸于无尽的痛苦之中。
　　1978年，萨尔达里在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馆发表过一次低调的战后感言：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有幸在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成为伊朗驻巴黎领事，拯救生命是我的职责所在。
　　1979年后，萨尔达里被剥夺了退休金，财产被充公，接着陷入贫困。两年后，他在英国首都伦敦孤独离世。
　　真诚对待朋友，忠于祖国，这是一种信仰。在生命面前，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重新塑造了一个高于信仰的原则，人性、良知以及对生命的虔诚，超越了普通的信仰，诠释了什么是最高意义的忠诚——不背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