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儒之间——北宋景灵宫布局理念新解

来源 :宋史研究论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andsomeniju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宋景灵宫之建立,与真宗君臣改革宫廷道教神祗体系紧密相关,圣祖作为玉清元始天尊化身,地位已居玉帝之下,故被迁出玉帝之玉清昭应宫而另择宫址.而因应玉帝已与国家儒教昊天上帝神格统一,儒教星官天庙开始为立宫崇拜圣祖,提供儒教礼法与立宫位置凡两方面有力依据,但丁谓等暗中迎奉圣意,立宫于真宗故居,使景灵宫址事实上未严格采取天庙方位.仁宗至神宗元丰五年之间,景灵宫内渐以圣祖、真宗二殿构成核心区,其余帝后殿宇散置他处,诸殿关系格局尚未统一.神宗元丰五年改作景灵宫为祖宗原庙,但未擅改核心区原圣祖、真宗二殿格局,在此限定下,唐宋王朝业已形成的尊奉道教始祖的堂上座次规则被借鉴,景灵宫内最终形成以圣祖殿为中心、西尊东卑的统一布局,迥异于同时期国家太庙格局.徽宗另立景灵西宫,内中神哲二殿排布秩序,虽仍与旧宫圣祖殿西侧诸殿相接续,但也使景灵东西二宫内部秩序更趋混乱,故终为南宋景灵宫制度所摒弃.
其他文献
河北路是北宋边防前沿,驻扎有大量的军队,经济运行围绕着边防展开.为了供应驻军,河北路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经济政策长期显现军事化的特征,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给民众的一般生活带来深重的苦难.同时又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河北的运输能力下降.到哲宗、徽宗时,经济的困顿使得河北路驻军的供应面临严峻考验,联动地影响了北宋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引起驻军规模持续萎缩、边防工事年久失修,防御能力大幅下降.宋廷为巩固边防又不得不加紧对民众的盘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在北宋末年的一系列战争中,河北路的军事防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北宋前中期,荆湖南路乡役征调以劳役形态为主,其中负责催税的里正、户长役较为艰辛.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湖南路民户深受役钱困扰,免役钱宽剩率始终处于全国高位,这与役钱征收标准多元化、宽剩钱的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随着保甲法与乡役制的融合,湖南路役法亦反复多变,催税役时差甲头,时差保正、长,实质上又回到了劳役形态.“集议帐”法是由官方提出与保障,民间积极响应,官民共同应对科役不均问题的役法新创,是湖南地区对苛繁乡役的应对与调适,体现了公权力主动吸收基层力量参与乡村秩序整合的尝试.
唐宋时期使用毒药主要在服毒自杀、私怨谋杀、政治斗争、宫廷斗争、皇帝赐死、战争军事等六个方面.毒害对象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不分身份等级.投毒犯罪行为严重危害国家、社会与家庭安全.唐宋时期也是毒药管理的最重要发展阶段.在毒药管理的发展完善中能发现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在社会的正常秩序动摇后仍不断积极努力完善法律体系,重建政府公信力而非坐以待毙.宋代投毒案的法律实践则揭示出皇权至上与古代法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本质.有毒药物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古代统治者在生产源头和市场监管上难以有效管理毒药.对毒药阴暗秩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科技馆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也为科技馆科普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浙江省科技馆为例,实践分析在疫情爆发期间科技馆如何开展疫情防控应急科普工作,在后疫情时期,科技馆如何运用创新模式持续对外输出有特色、有新意的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思考对未来科普教育模式的方向.
三教信仰是将儒释道三教祖师合祀一处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信仰形式,是民间社会“三教合一”思想和实践的典型表现形式.宋金元时期是三教信仰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山西是三教信仰较为兴盛的区域之一.三教信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依附于佛教,到改造佛教,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过程.三教信仰是民间社会各种信仰开始融合发展的标志,在明清时期这一趋势发展为诸神庙和全神庙的形式.民间的三教信仰思想既有与宗教精英“三教合一”思想相通之处,又体现出重视功能方面融合的特点.
宋代两府执政迁入官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从元丰改制前由太祖、太宗时期的内职主导,到真宗之后内职的退场以及边臣的崛起和四入头模式的正式确立.元丰改制后随着尚书省为政务运行中心的体制确立,六部尚书成为执政迁入官最主要入头.南渡之后因为权臣政治,台谏官入两府执政大臣成为一大亮点.宋代执政迁入官的变迁与政府职权的转移、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长时段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关.
三嵕信仰是晋东南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间信仰,源于屯留三嵕山,从宋代开始沿泽潞之间交通要道发生区域传播,金元时期,继续向周边传播,形成密集分布的区域,并进入县城和距离较远的州县.宋金时期,三嵕信仰神灵有神仙、山神、后羿和三王等四种身份或形象,神仙和三王形象消失之后,山神和后羿相结合的形象成为元以后三嵕信仰神灵的主要形象.
两宋时期灾害频发、饥荒时有,与灾荒相伴的谣言、盗贼、流民等治安问题也层出不穷,它们是自然灾害的人为次生灾难.从荒政的角度出发,宋代政府实施了一套有别于平时的治安管理办法,通过祭祀祈禳、增兵备盗、剿抚并用、灾伤减刑等措施有效维护了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这些治安管理办法立足于《周礼》的荒政思想,在宋代“召和气”的理念下,体现出宽猛相济的特色.
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自古有之.唐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以《开元礼》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宋前期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大体遵循唐开元之制,宋神宗时期,以《周礼》为蓝本,对郊庙礼制进行了更革,确立了太庙禘袷大礼皆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英宗朝时,开始图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官、殿阁,逐渐形成了独立于郊庙之外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太庙陪祀功臣、图绘配享功臣画像等祭祀典礼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祭礼典礼时刻关照现实政治.统治者塑造偶像、荫补功臣子孙、激励臣僚等政治活动,皆与之密切相关.
社会危机是灾害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过,不同学科对社会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通过对南宋时期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这一典型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发现,由灾荒导致的民变是传统乡村社会危机的常见表现形式,但其根本上主要是以“地狭民贫”为表征的、以粮食短缺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脆弱性问题,由以“大家寡恩”为表征的、以社会整合不足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脆弱性问题的始终存在而引发.因此,乡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脆弱性的长期存在,是南宋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反复发作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