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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斗争在刘震云笔下构建的乡村世界中，是与物质需求密不可分的。文章以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为对象，分析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揭示了权力斗争对人的异化。斗争使人变得冷酷残忍、自私自利，为了争权夺利失去了人格与尊严，逐渐丧失了悲悯之心和爱怜之心。在这种状况下人的道德逐渐缺失，人性受到了扭曲。由此揭示了权力斗争对人的异化，完成了对“权力”的反思与审视。
关键词：刘震云“故乡”系列；权力斗争；权力对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18-02
一、权力斗争的背景
刘震云构建的乡村社会，贫困的生活条件使人们陷入生存困境，《故乡相处流传》中1960年水灾之后又出现了蝗灾，使延津县遭遇了巨大的灾难，粮食生产不出来，村民们只能吃糠麸窝头，后来为了粗粮细作，又在糠麸中加入了树皮和稻草；在迁徙过程中，瘟疫到来之前，常出现暴风雪、狂沙漫天、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土地上寸草不生，树皮草根都无处可寻。而战争又加剧了粮食短缺造成的困境，小说中曹成与袁哨对战，袁哨拥有四十万重兵，也吃掉了比农民多一倍的粮食，又吃里扒外、勾结敌人，甚至偷运粮食给刘表，更加剧了县城里的春荒。《故乡天下黄花》里日本人接二连三到来时都会损失掉家里用的食物和用品。附近的土匪经常抢劫粮食，村民只能被迫把粮食上交。农民在自然灾荒和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中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越来越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
“权力的万能使权力的拥有者可以享有无限膨胀的权利，”[1]在村民眼中，权力可以使他们的一切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人们的权力意识愈加强烈。食不果腹的生活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在村里当官的人，无论官职大小都可以有特殊的待遇，这些都是普通百姓得不到的。于是马村以孙李两家为首，展开了一场争夺村长职位的斗争，一辈一辈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这场夺权的斗争，夺权者都想坐上村长的位置，就可以召集全村开大会，吃到白面烙的大饼；到寡妇家里吃“夜草”，享受到美食美酒；可以以村长的名义向村民收粮食，再也不用因粮食短缺忍饥挨饿。小说中赵刺猬不仅自己去吃寡妇家“夜草”，还带赖和尚一起吃，那种荣耀与快活，使赖和尚对权力更加向往，从赵刺猬手中夺权的欲望更加强烈。权力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满足，也使人在满足中对权力有更进一步的欲望。
二、权力斗争的广泛性
“故乡”系列小说再现了受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影响的农村生活，写出了农民在斗争意识驱使下的生存状态，权力斗争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因此小到家族内部亲属间会有利益引起的争斗。“故乡”系列里的权力斗争，同样存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利益纷争使权力的悬殊更为明显。小说中李葫芦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的团长，然而相比赵刺猬和赖和尚的“锷未残战斗队”实力却太小，作为赵刺猬的下级，只能服从赵刺猬的领导。于是他想方设法和赵刺猬夺权，起初是坐山观虎斗，等着赵刺猬和赖和尚斗争过后再把他们二人全都打倒。《故乡相处流传》里的孬舅在拥有权力后想清除一切障碍，摆脱上级对他的威胁，抓住划右派的机会，把他的上级曹成放在鸣放的指标里。下级与上级之间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权力的获取中占据劣势，孬舅和李葫芦在斗争中都处于下级的地位，因此要向上级夺权才能巩固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与财富，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
刘震云笔下的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也蒙上了权力斗争的阴影，《故乡天下黄花》里的贫农团团长赵刺猬和副团长和赖和尚，为了夺权过程中不受到威胁，打算彻底扫除李文武的地主势力。他们不放过已经被打倒的李文武，用自己的权力号召村民都对李文武进行批斗，把他的兄弟李文闹逼死之后，连他的家属亲戚都不放过。把李文闹的儿子李清洋和李冰洋抓起来一起批斗，三个人站在台上，众人像看戏一样，边看边控诉李家的罪行。人们用这种方式发泄心里的愤怒，越多的苦难越能激起他们的斗争意识。赵刺猬也把李文闹多年前逼死他母亲的罪行翻出来；李家两个兄弟多年前去别人家借粮食的恶行也被揭露出来，不断的批斗使邻里之间的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权力和利益的纷争中，人与人都陷入了为达到目的而展开的战斗里，农民之间的斗争因为这种小恩小惠的得失变得更加激烈，不仅破坏了正常情况下的邻里关系，也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生活氛围被打破，造成了整个生活环境的变化。
三、权力斗争对人的异化
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中，关注故乡农村以及整个中原社会的发展变化，“他着力发掘平淡表相下的人性悲剧，批判人性的畸变和自我的沦丧，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2]在故乡悲悯的情怀里，寄托着对人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在小的群体中，放大出整个乡村社会的内在危机，在反思乡土的视角中，关注到权力斗争中产生的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受权力斗争的影响，以及在这种斗争中社会发生的改变。人性“既包含着那种民间本能的弱肉强食的血腥，也包含着那种民间藏污纳垢中的生命原始正义；既自甘卑微又不无骄傲；既胆小怕事又肆无忌惮；既自毁自虐又顽强不屈；既玩世绝望又一本正经。”[3]在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中， “他通过‘故乡’来反思乡土社会在物質重压下人性的异化和精神奴役下人生的痛楚，在悲观和绝望中寄予深广的意图，于冷眼旁观中传达出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微弱呼声。”[4]他笔下的人在贫穷困窘的生存环境里产生斗争的意识，在生活的压力下斗争使人性受到异化。
在权力斗争中，权力的掌握者更具有决策的主动权，农村社会里共同面对恶劣环境的村民、共同从事工作的人之间，在夺权的斗争中，都想获得主动权，都会自私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孬舅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经历了迁徙时期的苦难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自私地消灭掉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关于人的本性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以人性善为主导，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中描写了权力斗争，揭示了人性的善在斗争中的异化。在苦难生活里激烈的斗争，使人目睹死亡与痛苦，以一种麻木的心态去对待。作家对深受人性的恶所折磨的农民投以同情的目光，复杂的乡村情感使故乡的眷恋中暗含着批判，乡村充满了极度膨胀的欲望中的罪恶，对农民形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以往文学中农民那种纯朴、善良和勤劳的传统形象。”[5] “刘震云是把权力崇拜放到了乡村，用一双冷峻的眼来审视一个由权力的争夺衍化出的荒诞世界，”[6]刘震云筆下的农民，在对权力的追捧中，没有意识到当权者对他们的迫害，反而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因对权力的崇拜失去了做人应有的尊严，毫无尊严地向权力归附。《故乡相处流传》里，在春荒之后，农民吃饭穿衣都成了困难，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使农民苦不堪言。曹成的到来使村民看到了希望，村民在饥寒交迫中见到曹丞相，个个精神抖擞，像见到了神一样去膜拜，甚至都觉得见到了丞相的真面目就是他们的福气，宁愿挨饿受冻也值得。农民在自己的意识里对当官的人有种盲目的崇拜，宁愿放弃自尊也要在领导人面前露脸，在权力面前失去了尊严。小说中的“我”因为曹操忽然讨厌文人而被逐出宫后，他仍然不愿接受自己被主子疏远的事实，他这样安慰自己：‘赶我出去不是对我的惩罚，是对我的恩典和爱护’。” [7]为了追求权力，可以失去自己的尊严，权力在人们心中永远都是高尚的象征。
刘震云笔下的故乡社会，权力关系主宰着人与人之间交往，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使人的道德开始堕落。“在权力斗争的时候，不管对内还是对外，统治者只是为了达到自己掌握政权的目的，受害最多的永远是最广大的民众。”[8]人在权力的斗争中越来越以利益的获取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漠，失去了用感情维系的友好关系。人在灾荒年代里共同迁徙的患难感情在利益面前逐渐淡化，面对死亡，人们没有同情，只有冷眼旁观的态度，仁爱之心逐渐缺失。曹成与袁哨在双方的战争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为了争夺一个寡妇大打出手，双方动用了所有的村民自相残杀，而他们二人则在帐中各自饮酒作乐，全然不顾帐外百姓的死活。一场战斗结束后，百姓死伤无数，场面惨不忍睹，而曹成则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对战争中死去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同情与悲伤，百姓对他来说只是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仁爱之心是中国传统道德里的基本准则，“故乡”系列中人与人之间在权力的斗争中，以权力的获取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完全丧失了对人的同情与悲悯，仁爱之心渐渐泯灭。
“在刘震云的小说作品中展示了乡土社会中人精神异化的现实……由于乡土社会个人利益表现较为突出，因此在某些利益冲突时，容易在个体间出现猜忌，从而加大彼此间的矛盾。”[9]在权力的争夺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者，都会利用他人的信任编造谎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欺骗，使人们相互猜忌，交往中的诚信原则逐渐消失。百姓对领导者的盲目崇拜，使他们愚昧地听信领导者的谎言，在权力斗争中，当权者为了权力，失去了对百姓的诚信，《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成为了联合袁绍打倒刘表，骗百姓刘表是“红眉绿眼的魔头”，他领导的都是妖魔鬼怪，而把袁绍说成是拯救百姓的好人，为了争夺权力，他们利用百姓的愚昧以及对他们盲目的信任，拉拢百姓为他们战斗。领导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百姓的流离失所和被欺骗为代价，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使道德在权力斗争中逐渐缺失。
结语：刘震云笔下的故乡，权力斗争使一切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在权力的争斗中，人成为被异化的对象，人的本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越来越多地受利益、名利与地位感染。这篇论文把人在权力之下的斗争，以及在这之中人的异化揭露出来，分析了刘震云笔下一种不一样的乡村，完成了对权力的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黄毓璜. 生活实感和文化品味——《故乡天下黄花》的一种读解[J]. 当代作家评论，1991，（5）：17-20.
[2]姚晓雷. “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J]. 文学评论，2011，（5）：100-107.
[3]姚晓雷. “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J]. 文学评论，2011，（5）：100-107.
[4]李世超. 谈刘震云小说中的乡土情结[J]. 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19）：79-80.
[5]张爽. 浅析乡土情结在刘震云小说中的具体体现[J]. 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19）：81-82.
[6]奉元圆， 曾宏伟. 关于“权力”的双重书写——试比较《故乡天下黄花》与《情感狱》中的权力意识[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6）：209-211.
[7]李杰虎. 意象独特 怪诞夸张——浅论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人物形象塑造[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4（2）：74-77.
[8]王维强. 权力文化意识：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根源[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6）：746-749.
[9]田晓宇. 刘震云小说作品中的乡土文化与思想构建[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3， （17）.
作者简介：李梦园，女（1992-02-17），籍贯河南省平顶山市，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刘震云“故乡”系列；权力斗争；权力对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18-02
一、权力斗争的背景
刘震云构建的乡村社会，贫困的生活条件使人们陷入生存困境，《故乡相处流传》中1960年水灾之后又出现了蝗灾，使延津县遭遇了巨大的灾难，粮食生产不出来，村民们只能吃糠麸窝头，后来为了粗粮细作，又在糠麸中加入了树皮和稻草；在迁徙过程中，瘟疫到来之前，常出现暴风雪、狂沙漫天、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土地上寸草不生，树皮草根都无处可寻。而战争又加剧了粮食短缺造成的困境，小说中曹成与袁哨对战，袁哨拥有四十万重兵，也吃掉了比农民多一倍的粮食，又吃里扒外、勾结敌人，甚至偷运粮食给刘表，更加剧了县城里的春荒。《故乡天下黄花》里日本人接二连三到来时都会损失掉家里用的食物和用品。附近的土匪经常抢劫粮食，村民只能被迫把粮食上交。农民在自然灾荒和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中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越来越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
“权力的万能使权力的拥有者可以享有无限膨胀的权利，”[1]在村民眼中，权力可以使他们的一切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人们的权力意识愈加强烈。食不果腹的生活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在村里当官的人，无论官职大小都可以有特殊的待遇，这些都是普通百姓得不到的。于是马村以孙李两家为首，展开了一场争夺村长职位的斗争，一辈一辈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这场夺权的斗争，夺权者都想坐上村长的位置，就可以召集全村开大会，吃到白面烙的大饼；到寡妇家里吃“夜草”，享受到美食美酒；可以以村长的名义向村民收粮食，再也不用因粮食短缺忍饥挨饿。小说中赵刺猬不仅自己去吃寡妇家“夜草”，还带赖和尚一起吃，那种荣耀与快活，使赖和尚对权力更加向往，从赵刺猬手中夺权的欲望更加强烈。权力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满足，也使人在满足中对权力有更进一步的欲望。
二、权力斗争的广泛性
“故乡”系列小说再现了受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影响的农村生活，写出了农民在斗争意识驱使下的生存状态，权力斗争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因此小到家族内部亲属间会有利益引起的争斗。“故乡”系列里的权力斗争，同样存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利益纷争使权力的悬殊更为明显。小说中李葫芦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的团长，然而相比赵刺猬和赖和尚的“锷未残战斗队”实力却太小，作为赵刺猬的下级，只能服从赵刺猬的领导。于是他想方设法和赵刺猬夺权，起初是坐山观虎斗，等着赵刺猬和赖和尚斗争过后再把他们二人全都打倒。《故乡相处流传》里的孬舅在拥有权力后想清除一切障碍，摆脱上级对他的威胁，抓住划右派的机会，把他的上级曹成放在鸣放的指标里。下级与上级之间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权力的获取中占据劣势，孬舅和李葫芦在斗争中都处于下级的地位，因此要向上级夺权才能巩固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与财富，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
刘震云笔下的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也蒙上了权力斗争的阴影，《故乡天下黄花》里的贫农团团长赵刺猬和副团长和赖和尚，为了夺权过程中不受到威胁，打算彻底扫除李文武的地主势力。他们不放过已经被打倒的李文武，用自己的权力号召村民都对李文武进行批斗，把他的兄弟李文闹逼死之后，连他的家属亲戚都不放过。把李文闹的儿子李清洋和李冰洋抓起来一起批斗，三个人站在台上，众人像看戏一样，边看边控诉李家的罪行。人们用这种方式发泄心里的愤怒，越多的苦难越能激起他们的斗争意识。赵刺猬也把李文闹多年前逼死他母亲的罪行翻出来；李家两个兄弟多年前去别人家借粮食的恶行也被揭露出来，不断的批斗使邻里之间的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权力和利益的纷争中，人与人都陷入了为达到目的而展开的战斗里，农民之间的斗争因为这种小恩小惠的得失变得更加激烈，不仅破坏了正常情况下的邻里关系，也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生活氛围被打破，造成了整个生活环境的变化。
三、权力斗争对人的异化
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中，关注故乡农村以及整个中原社会的发展变化，“他着力发掘平淡表相下的人性悲剧，批判人性的畸变和自我的沦丧，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2]在故乡悲悯的情怀里，寄托着对人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在小的群体中，放大出整个乡村社会的内在危机，在反思乡土的视角中，关注到权力斗争中产生的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受权力斗争的影响，以及在这种斗争中社会发生的改变。人性“既包含着那种民间本能的弱肉强食的血腥，也包含着那种民间藏污纳垢中的生命原始正义；既自甘卑微又不无骄傲；既胆小怕事又肆无忌惮；既自毁自虐又顽强不屈；既玩世绝望又一本正经。”[3]在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中， “他通过‘故乡’来反思乡土社会在物質重压下人性的异化和精神奴役下人生的痛楚，在悲观和绝望中寄予深广的意图，于冷眼旁观中传达出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微弱呼声。”[4]他笔下的人在贫穷困窘的生存环境里产生斗争的意识，在生活的压力下斗争使人性受到异化。
在权力斗争中，权力的掌握者更具有决策的主动权，农村社会里共同面对恶劣环境的村民、共同从事工作的人之间，在夺权的斗争中，都想获得主动权，都会自私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孬舅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经历了迁徙时期的苦难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自私地消灭掉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关于人的本性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以人性善为主导，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中描写了权力斗争，揭示了人性的善在斗争中的异化。在苦难生活里激烈的斗争，使人目睹死亡与痛苦，以一种麻木的心态去对待。作家对深受人性的恶所折磨的农民投以同情的目光，复杂的乡村情感使故乡的眷恋中暗含着批判，乡村充满了极度膨胀的欲望中的罪恶，对农民形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以往文学中农民那种纯朴、善良和勤劳的传统形象。”[5] “刘震云是把权力崇拜放到了乡村，用一双冷峻的眼来审视一个由权力的争夺衍化出的荒诞世界，”[6]刘震云筆下的农民，在对权力的追捧中，没有意识到当权者对他们的迫害，反而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因对权力的崇拜失去了做人应有的尊严，毫无尊严地向权力归附。《故乡相处流传》里，在春荒之后，农民吃饭穿衣都成了困难，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使农民苦不堪言。曹成的到来使村民看到了希望，村民在饥寒交迫中见到曹丞相，个个精神抖擞，像见到了神一样去膜拜，甚至都觉得见到了丞相的真面目就是他们的福气，宁愿挨饿受冻也值得。农民在自己的意识里对当官的人有种盲目的崇拜，宁愿放弃自尊也要在领导人面前露脸，在权力面前失去了尊严。小说中的“我”因为曹操忽然讨厌文人而被逐出宫后，他仍然不愿接受自己被主子疏远的事实，他这样安慰自己：‘赶我出去不是对我的惩罚，是对我的恩典和爱护’。” [7]为了追求权力，可以失去自己的尊严，权力在人们心中永远都是高尚的象征。
刘震云笔下的故乡社会，权力关系主宰着人与人之间交往，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使人的道德开始堕落。“在权力斗争的时候，不管对内还是对外，统治者只是为了达到自己掌握政权的目的，受害最多的永远是最广大的民众。”[8]人在权力的斗争中越来越以利益的获取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漠，失去了用感情维系的友好关系。人在灾荒年代里共同迁徙的患难感情在利益面前逐渐淡化，面对死亡，人们没有同情，只有冷眼旁观的态度，仁爱之心逐渐缺失。曹成与袁哨在双方的战争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为了争夺一个寡妇大打出手，双方动用了所有的村民自相残杀，而他们二人则在帐中各自饮酒作乐，全然不顾帐外百姓的死活。一场战斗结束后，百姓死伤无数，场面惨不忍睹，而曹成则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对战争中死去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同情与悲伤，百姓对他来说只是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仁爱之心是中国传统道德里的基本准则，“故乡”系列中人与人之间在权力的斗争中，以权力的获取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完全丧失了对人的同情与悲悯，仁爱之心渐渐泯灭。
“在刘震云的小说作品中展示了乡土社会中人精神异化的现实……由于乡土社会个人利益表现较为突出，因此在某些利益冲突时，容易在个体间出现猜忌，从而加大彼此间的矛盾。”[9]在权力的争夺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者，都会利用他人的信任编造谎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欺骗，使人们相互猜忌，交往中的诚信原则逐渐消失。百姓对领导者的盲目崇拜，使他们愚昧地听信领导者的谎言，在权力斗争中，当权者为了权力，失去了对百姓的诚信，《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成为了联合袁绍打倒刘表，骗百姓刘表是“红眉绿眼的魔头”，他领导的都是妖魔鬼怪，而把袁绍说成是拯救百姓的好人，为了争夺权力，他们利用百姓的愚昧以及对他们盲目的信任，拉拢百姓为他们战斗。领导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百姓的流离失所和被欺骗为代价，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使道德在权力斗争中逐渐缺失。
结语：刘震云笔下的故乡，权力斗争使一切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在权力的争斗中，人成为被异化的对象，人的本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越来越多地受利益、名利与地位感染。这篇论文把人在权力之下的斗争，以及在这之中人的异化揭露出来，分析了刘震云笔下一种不一样的乡村，完成了对权力的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黄毓璜. 生活实感和文化品味——《故乡天下黄花》的一种读解[J]. 当代作家评论，1991，（5）：17-20.
[2]姚晓雷. “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J]. 文学评论，2011，（5）：100-107.
[3]姚晓雷. “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J]. 文学评论，2011，（5）：100-107.
[4]李世超. 谈刘震云小说中的乡土情结[J]. 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19）：79-80.
[5]张爽. 浅析乡土情结在刘震云小说中的具体体现[J]. 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19）：81-82.
[6]奉元圆， 曾宏伟. 关于“权力”的双重书写——试比较《故乡天下黄花》与《情感狱》中的权力意识[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6）：209-211.
[7]李杰虎. 意象独特 怪诞夸张——浅论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人物形象塑造[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4（2）：74-77.
[8]王维强. 权力文化意识：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根源[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6）：746-749.
[9]田晓宇. 刘震云小说作品中的乡土文化与思想构建[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3， （17）.
作者简介：李梦园，女（1992-02-17），籍贯河南省平顶山市，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