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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并很快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解放后,万里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
1975年,万里同志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当时中国的铁路技术非常落后,很多问题亟待改进。有一次,山东发生一起火车翻车事故,万里带着铁道部有关领导来到山东,与当地铁路局相关部门共同分析事故原因。在事故分析会开始前,万里对在场的所有人员说:“今天这个会,不仅仅是一次事故分析会,还应该是一次工作检讨会,大家对铁道部,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想到,会议开到12点,马上要吃中午饭了,还是没有人敢提什么意见。这时,一位参会者终于忍不住了,实事求是地讲了很多问题,其中很多意见直指万里本人,十分尖锐。中午吃饭的时候,万里同志特意把这位提意见的同志叫到自己身边,拉着他的手说,你的意见提得好呀,我们国家铁路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就需要你这种正直敢言的人!
不久,这位敢提意见的同志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铁道部工作。就这样,在万里同志的带动下,说真话,办实事,提意见的风气在铁路系统迅速形成,为促进当时铁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从皖南、皖东到皖北,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腊月廿三,万里来到淮北阜阳一个村子。因为穷得没裤子穿,老百姓无法出来见他,家里孩子也只能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临近年关,还有很多农民在为吃不上饺子而发愁。
回到合肥后,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动情地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可是,解放以后,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问心有愧呀!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在他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万里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对子女要求甚严,决不让孩子滋生高干子弟的纨绔习气。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
万里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想逃跑也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那我管不着。另外,你不要总想着回来,否则,就是你回到这个家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怀揣着仅够一个月用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从1962年至1972年,万伯翱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在河南省黄泛区国营农场劳动,度过了整整10年艰辛岁月。
扰民是万里最反感的事,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他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
一天,山东省和安徽省的领导来看望万里,万里却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而影响工作。”当他们邀请已经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万里,到家乡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却摇头说:“我们下去会给人家添许多麻烦,还是别去了。”
对此,万里给自己“出台”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后,他严格遵守着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
(转自《领导文萃》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上官涛
1975年,万里同志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当时中国的铁路技术非常落后,很多问题亟待改进。有一次,山东发生一起火车翻车事故,万里带着铁道部有关领导来到山东,与当地铁路局相关部门共同分析事故原因。在事故分析会开始前,万里对在场的所有人员说:“今天这个会,不仅仅是一次事故分析会,还应该是一次工作检讨会,大家对铁道部,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想到,会议开到12点,马上要吃中午饭了,还是没有人敢提什么意见。这时,一位参会者终于忍不住了,实事求是地讲了很多问题,其中很多意见直指万里本人,十分尖锐。中午吃饭的时候,万里同志特意把这位提意见的同志叫到自己身边,拉着他的手说,你的意见提得好呀,我们国家铁路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就需要你这种正直敢言的人!
不久,这位敢提意见的同志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铁道部工作。就这样,在万里同志的带动下,说真话,办实事,提意见的风气在铁路系统迅速形成,为促进当时铁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从皖南、皖东到皖北,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腊月廿三,万里来到淮北阜阳一个村子。因为穷得没裤子穿,老百姓无法出来见他,家里孩子也只能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临近年关,还有很多农民在为吃不上饺子而发愁。
回到合肥后,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动情地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可是,解放以后,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问心有愧呀!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在他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万里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对子女要求甚严,决不让孩子滋生高干子弟的纨绔习气。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
万里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想逃跑也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那我管不着。另外,你不要总想着回来,否则,就是你回到这个家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怀揣着仅够一个月用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从1962年至1972年,万伯翱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在河南省黄泛区国营农场劳动,度过了整整10年艰辛岁月。
扰民是万里最反感的事,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他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
一天,山东省和安徽省的领导来看望万里,万里却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而影响工作。”当他们邀请已经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万里,到家乡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却摇头说:“我们下去会给人家添许多麻烦,还是别去了。”
对此,万里给自己“出台”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后,他严格遵守着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
(转自《领导文萃》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