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并很快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解放后，万里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
　　1975年，万里同志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当时中国的铁路技术非常落后，很多问题亟待改进。有一次，山东发生一起火车翻车事故，万里带着铁道部有关领导来到山东，与当地铁路局相关部门共同分析事故原因。在事故分析会开始前，万里对在场的所有人员说：“今天这个会，不仅仅是一次事故分析会，还应该是一次工作检讨会，大家对铁道部，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想到，会议开到12点，马上要吃中午饭了，还是没有人敢提什么意见。这时，一位参会者终于忍不住了，实事求是地讲了很多问题，其中很多意见直指万里本人，十分尖锐。中午吃饭的时候，万里同志特意把这位提意见的同志叫到自己身边，拉着他的手说，你的意见提得好呀，我们国家铁路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就需要你这种正直敢言的人！
　　不久，这位敢提意见的同志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铁道部工作。就这样，在万里同志的带动下，说真话，办实事，提意见的风气在铁路系统迅速形成，为促进当时铁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从皖南、皖东到皖北，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腊月廿三，万里来到淮北阜阳一个村子。因为穷得没裤子穿，老百姓无法出来见他，家里孩子也只能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临近年关，还有很多农民在为吃不上饺子而发愁。
　　回到合肥后，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动情地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可是，解放以后，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问心有愧呀！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在他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万里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对子女要求甚严，决不让孩子滋生高干子弟的纨绔习气。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
　　万里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想逃跑也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那我管不着。另外，你不要总想着回来，否则，就是你回到这个家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怀揣着仅够一个月用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从1962年至1972年，万伯翱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在河南省黄泛区国营农场劳动，度过了整整10年艰辛岁月。
　　扰民是万里最反感的事，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他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
　　一天，山东省和安徽省的领导来看望万里，万里却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而影响工作。”当他们邀请已经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万里，到家乡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却摇头说：“我们下去会给人家添许多麻烦，还是别去了。”
　　对此，万里给自己“出台”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后，他严格遵守着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
　　（转自《领导文萃》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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