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主席出访美国前，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细节，那就是9月9日至12日，习近平主席的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网信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举行会谈，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突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这个细节特殊就特殊在，中国此次挑选了主管政法工作的孟建柱为习近平主席的出访“打前站”，而以往承担这个角色的以外长王毅居多。在过去，战略与经贸都是中国领导人出访最突出的领域，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因此，除了国家主席、总理外，分管经贸的副总理或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通常是出访频率较高的身份，也是可能成为特使的重要人选。
　　国际社会从这个细节阅读出，中美在孟建柱特使提前出访美国进行磋商的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已经非常具体而棘手。
　　一系列的“杂音”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习近平访美前，美国围绕所谓“中国网络黑客问题”以及中国跨境追捕等领域的分贝也空前提高。
　　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美国移民法院出庭律师——张军指出，与稳健发展的经贸往来相比，中美在法律领域的合作往来是一个“短板”。张军说，很难想象未来经贸关系还是中美双边关系中唯一的压舱石，中美在法律领域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法律领域的合作往来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张军对美国法律和国际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2007年6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一百多位出庭律师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张军作为唯一的华裔律师，创造了历史。张军还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华司法研究会的会员。
　　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参加了唯一一场华人华侨的欢迎晚宴，张军担任了主持人。
　　2015年9月3日，张军作为杰出华人代表受邀参加了天安门阅兵观礼。
　　对中美两国的法律合作，张军有着怎样的见解？
　　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短板”
　　《新民周刊》：您为何认为中美两国在法律领域的合作是一个短板？
　　张军：我们都注意到，中美经贸往来已经达到每年6000多亿美元的规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相比之下，其他领域呢？如果说中美军事合作是两国双边关系中最短的一块板，司法合作可能就是仅次其后的短板。坦率地讲，中美两国在法律相关领域的合作目前是比较欠缺的。在习近平访美前，中国派出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特使“打前站”，这在中美建交以来是没有过的，足见双方在相关领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美之间至今没有全面的司法合作协议，这是对中美司法合作深度发展的一个大障碍，比如中方希望加大引渡中国外逃美国贪官的力度，显然现在因为中美没有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导致在海外追逃的问题上不能以协议的形式进行，只能按个案处理，比如杨秀珠案，如果有双边引渡协议或者相关司法合作协议，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
　　第二，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美国释放出信息，二三十年来积累了3.9万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美方希望加快遣返，需要中国配合。
　　中方显然首先考虑的是海外追逃，而美方首先考虑的是反恐、遣返非法移民，当然更重要的是所谓网络攻击问题。关于网络攻击，美国一直将矛头指向中国，奥巴马在习近平访美前更是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次最严厉的演讲，将网络攻击问题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这样公开严厉的指责，由美国的总统亲自披挂上阵是很少见的。中国一再声称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在这方面和美国并没有分歧，中方反对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的立场是坚定的，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符合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围绕网络犯罪的问题，中美现在看来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在较劲。
　　谈到法律合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美国的一些法律体系也许在中国未来的立法中或许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尤其是在保证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环保立法方面。
　　这些都凸显出中美法律合作的重要性。
　　《新民周刊》：中美两国在司法领域有着很高的依存度以及广泛的合作空间。短板确实存在，但我们也看到中美正在努力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关于海外追逃问题，到了9月18日就传出了消息，中美两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密切合作，将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强制遣返回中国。这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 9月24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邝婉芳又被强制遣返回中国。这无疑是中美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的又一重要行动。
　　张军：这些贪污犯罪嫌疑人被强制遣返，可以说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进展，为双方下一步在该领域合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实，有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中美两国的法律框架不同，在美国，对证据要求很高，对获取证据的手段和方法要求也很高。因此，需要中美司法界进一步合作探索。
　　出访前有“杂音”是一种常态
　　张军：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是30多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双边需要的层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影响全球，所以中美双方领导人都要从很高的层面来看待与处理中美关系。
　　依照我的观察，中国更愿意从战略高度，从十年、二十年，长久的角度构建中美关系，但是美国的领导人似乎更愿意谈更具体和量化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遣返非法移民问题、商业网络攻击问题，美方希望得到具体的结果。 　　司法合作是一个短板，公共外交何尝不是？当然公共外交比司法合作要好，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看到中美双方有近百个交流平台，但基本都是政府主导的，真正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平台很少。
　　中国赴美留学生，从邓小平访美时只有50名左右发展到现在近35万名，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美国2014年也完成了中美达成的十万强计划，10万名美国留学生到中国。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可能看不到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做下去，持之以恒，对中美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中美之间有一些结构性的分歧与问题恐怕不是现在就能克服的，甚至即便未来，也是无法克服的，中美意识形态、政府架构、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无法克服，那就让它存在，减少摩擦。但是，中美很多分歧与矛盾，更多还是来自对对方的不信任、对对方行为的误判和对彼此的不了解。
　　《新民周刊》：中国外长王毅说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首先是一次增信释疑之旅，增信释疑是习主席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张军：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增信释疑会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深化中美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的互利合作。寻找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办法，为世界和平和两国人民谋福祉。
　　《新民周刊》：我们都知道健康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对全球的重要性，但是回到司法领域层面，习近平访美前，美方在非法移民、网络攻击、境外追逃等问题上对中国频频发难，这是一种偶然吗？
　　张军：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中国的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在美国从来就充满杂音，这是一个常态，不是新动向。
　　中美两国的此次首脑会晤，提前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公布，这在中美两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美国和其他同盟国高层之间的访问，如此早宣布也是不多见的。这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大家都知道会晤的时间，双方可能都会去创造积极良好的气氛，比如中美对大气减排达成协议，美方对中方抓捕出逃贪官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坏处就是给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提供了充分时间去准备“炮弹”。
　　
　　这次访问逼近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美国总统选举以前提前一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是提前两年开始，奥巴马即将离任，就会面对非常大的来自反对党的压力，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个指挥棒，所以你会看到美方关注的议题不断在改变，或者讨论议题的分贝在增加。
　　有杂音很正常，恰恰也说明中美很迫切需要这样一次国事访问就具体问题展开磋商。
　　中美不能仅仅是“买卖关系”
　　《新民周刊》：根据您的观察分析，美国法律界对中美法律合作有着怎样的期待？
　　张军：中美之间存在很多法律问题，迫于两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不同，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让人甚至产生一种无力感，比如中美双方虽然多次表示，愿意共同努力增加中方直接在美投资，但问题是中方真正投资时，往往会遇到特别大的困难，一方面，一些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时可能确实对美国不够了解，给自己造成困难，但另一方面，在中资企业开发案、申请投资案批准方面，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都可能会出现障碍。
　　中美经贸往来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被认为是一个压舱石，但是，我很难想象经贸关系变成唯一的压舱石。中美双边关系如果仅仅是靠每年6000亿美元左右的经贸关系维系，是难以持久的，随着中美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法律合作的短板一定会成为制约因素。
　　法律也应该成为一块压舱石。中美关系不能变成买卖关系，应该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战略关系。
　　《新民周刊》：道理显而易见，但如何去相向而行？
　　张军：美国的民众通常对国际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关心不够，因而对国际问题的判断，很容易受到美国媒体和政客的影响，每个政客都有自己能影响到的人群，因此围绕南海、黑客、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民众对中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负面印象。
　　中美很多问题，因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一时半刻克服不了，但是中美利益攸关，一定要减少误解、误判与不信任。中美现在比较严重地不信任，每次都说要加强信任与了解，说总是容易的。
　　一方面美方不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不断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指责中国，美国不信任中国会和平崛起，美国要重返亚洲，这些年来原本说自己是一个大西洋国家的美国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亚太国家，这是因为亚太地区过去30多年对美国有非常大的经济推动作用，美国非常愿意卷到亚太事务中来，但中国也未必了解美国重返亚太的意图，如果把美国所有重返亚洲的动作都理解为针对中国，恐怕也是误读。
　　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导致领导人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采取短视做法，我个人觉得中方是没法改变美国这个问题的，那就要深入了解这个现状，做好工作;美方也不可能改变中方的政治现状，美方也要考虑，在敏感问题，比如南海与日本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是不是可取？漫无目的的隔空喊话对中美关系是无补的。中美双方需要不断沟通，了解双方真正意图。
　　《新民周刊》：因此，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期待中美双方对各自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进行再确认，对中美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进行再确认，对双方维护和平、稳定与发展承担的责任进行再确认。
　　张军：这很重要。放眼人类历史，中美这样的大国关系，是没有过的，中美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碰撞，最终形成稳定的相处模式，但是原则是不能发生不可控的局面。
　　我们绝对不能用热战与冷战的思维来看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美在2013年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但新型的大国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未来要以此次中美首脑会晤为契机，不断丰富完善其定义。
　　邝婉芳与开平案
　　中行开平案，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涉案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这一“纪录”迄今未被打破。涉案主犯分别为中国银行开平市支行的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和许国俊，两人的妻子邝婉芳、余英怡，以及邝婉芳的哥哥邝华宝，因涉嫌贪污挪用中国银行公款近5亿美元、并通过拉斯维加斯赌场洗钱、欺诈等15项罪行，已被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这是近年来美国一次宣布起诉中国贪官人数最多的案件。邝婉芳在美国被成功定罪并入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