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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维的应制诗虽仅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但对王维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本文把其应制诗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从他的诗歌呼唤贤君、明臣,渴望无战和平,希望统治者“无为而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应制诗在歌功颂德的掩饰下,含蓄地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特点,给予王维的应制诗以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应制诗贤君明臣无战和平无为而治含蓄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王维擅诗名于开元、天宝间,得盛唐之音。他诗歌的题材是多方面的:田园、山水、边塞从军、闺中妇女、怀才不遇、豪侠少年、亲友情谊、应制唱和等等。其中应制诗虽仅存17首,只占其诗歌总量的1/20,但对王维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应制诗作为宫廷诗的一种,肇自魏晋,风行于六朝,大盛于唐。因应制诗一般是皇帝在公宴大典、喜庆吉祥、出巡游乐时命令臣下所赋的诗,是写给皇帝看的,因而诗歌必须写得雍荣典雅、富丽华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歌功颂德、袭蹈陈言。这种情况,清人沈德潜曾经指出:
“唐时以五言诗试,以七言应制。限以声律,而且得失谀美之念,先存其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其言难工亦宜也。”
所以王维的应制诗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即使偶有论及,也大多是批评之语。究其实,他的应制诗并非仅仅只停留在太平盛世赞美的表面层次下,而是继承了开元以来张说、张九龄以应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试图以应制诗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传统。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这种思想在王维的应制诗中表现得更为含蓄而已。
一
“唐代士子接受的以‘六经’为主的儒学教育,而它的内容也是科举的规定内容,同时又是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更进一步说,它又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依据和目的。这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关怀和行为表现一般不能超越儒家的规范。”
而儒家思想最集中的概括莫过于《礼记·大学》篇的“三纲”、“八目”:
“唐代文人也只能在上述纲目规定下展开自己的精神现实追求。而作为一个官吏,他们的最高追求一般只能是努力使自己的君王达到‘圣贤’的境界,使自己能至于‘修、齐、治、平。”
伴随着科举考试成长起来的王维,作为文官的王维,自然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如盘石一般,固不可移。
所以,王维在他的应制诗中不止一次地呼唤着明君贤臣:“唐尧后兮稷契臣,匝宇宙兮华胥人。”(《奉和应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熏。”(《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尧和舜是古代贤君的最高典范,是人们心中最理想的君主的形象。稷和臣是君主的忠臣良弼,是为臣的最杰出的代表。王维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圣明,能作到公平无私,能“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希望皇帝身边的大臣能够像稷和臣一样贤良,尽心辅佐君主。
“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暗用陆贾《新语》中“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的典故,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梦想与渴望:君如尧舜,万民同欢。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他在诗中一再提到尧舜,正是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够以历史为鉴,励精图治,再现甚至创造出超越历史的昌明盛世。
当然,这种讽谏之意,在他的应制诗中表现得比较委婉曲折。《奉和圣制从蓬莱阁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的结句:“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用《后汉书·郎凯传》中“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遵其行令”的典故,也同样表示出作者的讽谏之意,希望自己的君主此次出游并非是为了游玩赏乐,而顺应天时而行时令,为万民祈福。赵殿成指出:
“结句言天子之出,本为阳气畅达,顺应天道巡游,以行时令,非为赏玩物华。因事进规,深得诗人温厚之旨,可为应制体之式。”
这正道出了作者微言讽君的本意。
另外,王维的应制诗还委婉含蓄地表现他向往清明的政治,渴望任人唯贤的理想社会。他高唱道:“褰旒明四目,伏槛纡三顾。”(《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仍临九衢宴,理达四门听。”(《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作者从内心深处渴望着君主能够贤明睿智,明四目,达四听,广视听于四野,使天下无壅塞;能够像刘备一样“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使野无遗贤,人尽其用。
作者这样的愿望当然不是凭空而发的,究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玄宗晚年不复开元时的励精图治,沉湎于酒色,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各种社会危机潜藏于繁华的盛世表面之后,整个社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资治通鉴》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妨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寤也。”“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
作者作为朝中大臣,即使是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事,忘怀政治,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能直接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能在歌功颂德的表面形式的掩饰下,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
玄宗晚年频繁发动战争,征战四方。长久的负担沉重的战争,使百姓的生活开始困苦,无战和平的社会是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王维的《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
“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旃。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
不蒙都护,根据赵殿成说就是夫蒙灵。根据《通鉴》记载,夫蒙灵在天宝三载为河西节度使,其主要政绩是攻东突厥的实骑施酋长。在天宝六载,作为安西四路节度使出镇天山南路,后因其和高仙芝争功而被高仙芝所取代。据此推断这首诗是在天宝五六载左右所写。此诗使我们在感受震摄百夷的泱泱大唐帝国风威的同时,亦了解了作者渴望和平的本心。
《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也写道:“天保无为德,人欢不战功。”他的这些诗正道出民众最迫切的愿望。据《通鉴》所载,开元二十九年,天下有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人,天宝元年时边兵为四十九万人。那么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戍边,可以想见当时人民负担之重。《通鉴》又载:
“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王维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常建、李颀等人的边塞诗中也表现出反对唐玄宗扩边祸害汉胡各族人民的思想。像李颀的《古从军行》借汉武帝故事,讽刺唐朝扩边所造成的祸患,造成汉军士兵牺牲,“胡儿眼泪双双落”,而结果却是“空见蒲桃入汉家”,点缀了汉家的宫苑。这是直接的辛辣的抨击与讽刺,而王维作为一个软弱但却正直的士大夫,他只能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掩饰内心对社会现实的焦虑,想通过这种含而不露的表达来实现自己的某种人生愿望。
三
王维在其应制诗中发出了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呼声。他在《奉和圣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写道:“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云:“天保无为德,人欢不战功。”都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唐尧后兮稷卤臣,匝宇宙兮胥人。”这首诗暗用黄帝梦游华胥国的典故,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黄帝一样使民“无为而自化”,从而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如同华胥国的人一样顺应自然而生,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所畏忌,过着自由自在、幸福快乐的生活。
“无为”,语出《老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无事”、“无欲”就是“无为”思想的写状。“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乱搅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烦苛政举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扩张意欲而提出的。老子这样的思想并非无的放矢,由于统治者自以为权力至高无上,而依一己之心擅自规定出种种标准,肆意作为,强意推行,其结果必然危害到民众。因此老子希望为政者能做到“无为”,让人民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成,这样人民自然能够平安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这种思想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玄宗之时,崇尚玄学,道教兴盛:
“二十年春,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二十九年春,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二月,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
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崇道风。尽管统治者的本意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神圣化,但客观上使一代士人去研读老、庄。
王维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思想上自然不可能不受到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者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年处的盛唐已是危机四伏。玄宗中年以后逐渐流于奢侈,同时由于屡次发动对外战争,国家财用不足,只有重用像宇文融、杨慎矜这样的能吏,加重课税征赋。《通鉴》载: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除。奏征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除。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珙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珙深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珙能富国,益厚遇之。珙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在政治上日益与无为而治背道而驰,最终导致中外嗟怨,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了衰亡。诚如苏冕所论:
“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戏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珙继尊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
因此,王维希望自己的君主不作那些人为的扰民的政策措施,与民休息,让人民自然受感化去创造美好和平的生活。
当然,作者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以直言极谏的方式提出的,而是在颂圣述德、称道国富民强、万民同欢的赞歌中含蓄地表达出来。这是应制诗的特点所决定的。这在上文中已提到,此不赘述。作者自然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不能言辞过于激烈,必须遵循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所以王维只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们也应把王维的应制诗放在特定的时代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其应制诗以公平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
[2] (宋)范晔:《郎凯传》,《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5月。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6月。
[4]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
[5] (晋)刘 :《玄宗本纪》,《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
[6] 沈德潜:《说诗 语》,《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
[7] 陈飞:《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中州学术论文集·古代文学卷》,中华书局,2000年1月。
作者简介:陈淑娅,女,1974—,河南省社旗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
关键词:应制诗贤君明臣无战和平无为而治含蓄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王维擅诗名于开元、天宝间,得盛唐之音。他诗歌的题材是多方面的:田园、山水、边塞从军、闺中妇女、怀才不遇、豪侠少年、亲友情谊、应制唱和等等。其中应制诗虽仅存17首,只占其诗歌总量的1/20,但对王维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应制诗作为宫廷诗的一种,肇自魏晋,风行于六朝,大盛于唐。因应制诗一般是皇帝在公宴大典、喜庆吉祥、出巡游乐时命令臣下所赋的诗,是写给皇帝看的,因而诗歌必须写得雍荣典雅、富丽华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歌功颂德、袭蹈陈言。这种情况,清人沈德潜曾经指出:
“唐时以五言诗试,以七言应制。限以声律,而且得失谀美之念,先存其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其言难工亦宜也。”
所以王维的应制诗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即使偶有论及,也大多是批评之语。究其实,他的应制诗并非仅仅只停留在太平盛世赞美的表面层次下,而是继承了开元以来张说、张九龄以应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试图以应制诗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传统。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这种思想在王维的应制诗中表现得更为含蓄而已。
一
“唐代士子接受的以‘六经’为主的儒学教育,而它的内容也是科举的规定内容,同时又是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更进一步说,它又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依据和目的。这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关怀和行为表现一般不能超越儒家的规范。”
而儒家思想最集中的概括莫过于《礼记·大学》篇的“三纲”、“八目”:
“唐代文人也只能在上述纲目规定下展开自己的精神现实追求。而作为一个官吏,他们的最高追求一般只能是努力使自己的君王达到‘圣贤’的境界,使自己能至于‘修、齐、治、平。”
伴随着科举考试成长起来的王维,作为文官的王维,自然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如盘石一般,固不可移。
所以,王维在他的应制诗中不止一次地呼唤着明君贤臣:“唐尧后兮稷契臣,匝宇宙兮华胥人。”(《奉和应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熏。”(《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尧和舜是古代贤君的最高典范,是人们心中最理想的君主的形象。稷和臣是君主的忠臣良弼,是为臣的最杰出的代表。王维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圣明,能作到公平无私,能“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希望皇帝身边的大臣能够像稷和臣一样贤良,尽心辅佐君主。
“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暗用陆贾《新语》中“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的典故,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梦想与渴望:君如尧舜,万民同欢。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他在诗中一再提到尧舜,正是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够以历史为鉴,励精图治,再现甚至创造出超越历史的昌明盛世。
当然,这种讽谏之意,在他的应制诗中表现得比较委婉曲折。《奉和圣制从蓬莱阁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的结句:“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用《后汉书·郎凯传》中“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遵其行令”的典故,也同样表示出作者的讽谏之意,希望自己的君主此次出游并非是为了游玩赏乐,而顺应天时而行时令,为万民祈福。赵殿成指出:
“结句言天子之出,本为阳气畅达,顺应天道巡游,以行时令,非为赏玩物华。因事进规,深得诗人温厚之旨,可为应制体之式。”
这正道出了作者微言讽君的本意。
另外,王维的应制诗还委婉含蓄地表现他向往清明的政治,渴望任人唯贤的理想社会。他高唱道:“褰旒明四目,伏槛纡三顾。”(《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仍临九衢宴,理达四门听。”(《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作者从内心深处渴望着君主能够贤明睿智,明四目,达四听,广视听于四野,使天下无壅塞;能够像刘备一样“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使野无遗贤,人尽其用。
作者这样的愿望当然不是凭空而发的,究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玄宗晚年不复开元时的励精图治,沉湎于酒色,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各种社会危机潜藏于繁华的盛世表面之后,整个社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资治通鉴》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妨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寤也。”“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
作者作为朝中大臣,即使是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事,忘怀政治,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能直接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能在歌功颂德的表面形式的掩饰下,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
玄宗晚年频繁发动战争,征战四方。长久的负担沉重的战争,使百姓的生活开始困苦,无战和平的社会是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王维的《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
“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旃。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
不蒙都护,根据赵殿成说就是夫蒙灵。根据《通鉴》记载,夫蒙灵在天宝三载为河西节度使,其主要政绩是攻东突厥的实骑施酋长。在天宝六载,作为安西四路节度使出镇天山南路,后因其和高仙芝争功而被高仙芝所取代。据此推断这首诗是在天宝五六载左右所写。此诗使我们在感受震摄百夷的泱泱大唐帝国风威的同时,亦了解了作者渴望和平的本心。
《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也写道:“天保无为德,人欢不战功。”他的这些诗正道出民众最迫切的愿望。据《通鉴》所载,开元二十九年,天下有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人,天宝元年时边兵为四十九万人。那么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戍边,可以想见当时人民负担之重。《通鉴》又载:
“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王维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常建、李颀等人的边塞诗中也表现出反对唐玄宗扩边祸害汉胡各族人民的思想。像李颀的《古从军行》借汉武帝故事,讽刺唐朝扩边所造成的祸患,造成汉军士兵牺牲,“胡儿眼泪双双落”,而结果却是“空见蒲桃入汉家”,点缀了汉家的宫苑。这是直接的辛辣的抨击与讽刺,而王维作为一个软弱但却正直的士大夫,他只能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掩饰内心对社会现实的焦虑,想通过这种含而不露的表达来实现自己的某种人生愿望。
三
王维在其应制诗中发出了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呼声。他在《奉和圣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写道:“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云:“天保无为德,人欢不战功。”都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唐尧后兮稷卤臣,匝宇宙兮胥人。”这首诗暗用黄帝梦游华胥国的典故,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黄帝一样使民“无为而自化”,从而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如同华胥国的人一样顺应自然而生,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所畏忌,过着自由自在、幸福快乐的生活。
“无为”,语出《老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无事”、“无欲”就是“无为”思想的写状。“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乱搅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烦苛政举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扩张意欲而提出的。老子这样的思想并非无的放矢,由于统治者自以为权力至高无上,而依一己之心擅自规定出种种标准,肆意作为,强意推行,其结果必然危害到民众。因此老子希望为政者能做到“无为”,让人民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成,这样人民自然能够平安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这种思想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玄宗之时,崇尚玄学,道教兴盛:
“二十年春,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二十九年春,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二月,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
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崇道风。尽管统治者的本意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神圣化,但客观上使一代士人去研读老、庄。
王维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思想上自然不可能不受到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者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年处的盛唐已是危机四伏。玄宗中年以后逐渐流于奢侈,同时由于屡次发动对外战争,国家财用不足,只有重用像宇文融、杨慎矜这样的能吏,加重课税征赋。《通鉴》载: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除。奏征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除。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珙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珙深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珙能富国,益厚遇之。珙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在政治上日益与无为而治背道而驰,最终导致中外嗟怨,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了衰亡。诚如苏冕所论:
“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戏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珙继尊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
因此,王维希望自己的君主不作那些人为的扰民的政策措施,与民休息,让人民自然受感化去创造美好和平的生活。
当然,作者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以直言极谏的方式提出的,而是在颂圣述德、称道国富民强、万民同欢的赞歌中含蓄地表达出来。这是应制诗的特点所决定的。这在上文中已提到,此不赘述。作者自然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不能言辞过于激烈,必须遵循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所以王维只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们也应把王维的应制诗放在特定的时代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其应制诗以公平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
[2] (宋)范晔:《郎凯传》,《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5月。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6月。
[4]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5月。
[5] (晋)刘 :《玄宗本纪》,《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
[6] 沈德潜:《说诗 语》,《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
[7] 陈飞:《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中州学术论文集·古代文学卷》,中华书局,2000年1月。
作者简介:陈淑娅,女,1974—,河南省社旗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