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上海生活，让我对这个城市信任满满。不需要储备什么，保姆姐姐和外卖小哥都正常在岗。因此，不管是过年过节，我都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准备，上海总能随时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
　　但今年过年期间，最急需的东西就是口罩。
　　我提前在网上采购了一批口罩，但临近过年，这些口罩却不见送来。眼看着提前购买的口罩到不了货，我这个负责外出采购工作的就着急了。各种专业帖刷下来，好像新冠病毒是不讲道理的：各种传染都有可能，各种年龄层都有可能。这简直就是拼人品。
　　大年三十我跑了两家吃饭：阿姨一个人在上海过年，我早上赶去给她送花、陪她吃午饭。下午回到女友家，晚上我们一伙人吃团年饭。比吃饭再多出来的一项任务是叮嘱长辈们尽量别出门、别出门、别出门，出门一定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
　　三十晚上收到了干妈（女友妈妈）和亲爱的史矛革（史矛革（Smaug）是托尔金奇幻小说《霍比特人》的虚构角色。本文用来指代一位友人）的压岁钱，欣喜若狂：有压岁钱收，我就还是个孩子。
　　25号大年初一，武汉的一位好友微信语音给我详细说了23号她一家人在封城前可以离开却选择留守的过程。她说决定的那一刻心情真的是悲壮的：这是我的城市，这儿有我的家，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控制事态，我不走了。
　　留下的好友和几个同事组织了募捐，但当她拿着钱、开着车跑了30公里也没有买到一个口罩的时候，她开始慌了：这是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两天后，当各种医疗物资缺乏的消息不断传出、更新时，她才理出点头绪：不是武汉缺口罩，是全国都在缺。
　　大年初二，按捺不住好奇心，还是要出去探究，史矛革说要忍耐，不过就两周嘛。当天下午我还是没忍住，跑到小区边散步边跟爸爸视频聊天。小区真的看不到人，门口的保安小哥哥都戴着口罩值班。花园的梅花却已经开了。再溜达到2公里外的地铁口附近，也很少人。去了超市，买菜的人倒是不少，平时偏年老，今天偏年轻，极少看到没戴口罩的。
　　从超市出来，看到出租车一闪而过，没有拦，去了公交站。在起点站等公交车的，只有我和一个老太太，我看她没有戴口罩，不想吓到她，就在隔她很远的位置坐下来，车还没有开，她却下去了。车到站点都停，却再没有人上来，我坐了6站“专车”。
　　1月27日，正月初三，我去超市路过其他小区门口看到不同于前几天的情景——小区门口都竖起了牌子：进出小区要戴口罩，非本小区不得入内。播音器在反复喊话：请大家注意戴口罩，检测体温……保安室的窗口，摆满了各种外卖、快递：前几天可以上门的外卖小哥也被拒绝于大门外，上海的正月初三，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1月30日下午，例行在小区散步，因为没有戴口罩，到大门口，踌躇着想要不要去趟超市，补充一下存量。看到保安室里的小哥哥戴着口罩，认认真真地坐在里面，我过去对着他的玻璃窗比划了一下“我想出去，可是没有口罩”。
　　小哥哥秒懂，推开玻璃就递出一个口罩，简直是欣喜若狂啊。我忙不迭地表示我買到了就还他一个，他笑起来，说没关系、不用还。当然，这个口罩至今没有还，因为还是没有买到口罩。
　　一天晚上，一位朋友问我是否知道捐献口罩的途径，我丢了几个医院紧缺求助链接给她。好奇地问她怎么会有口罩资源捐献，她说是境外朋友想做善事。我细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有信仰的小姐姐看到国内疯狂戴口罩、缺口罩的文章，就发个愿心，想在自己所在地买一批口罩寄回来。
　　但问询了捐献程序后，对怎么把口罩运回国内并送到急需的医院这一操作流程，就没有把握了。我翻了翻国内现有的捐献文章，好像除了自己开车送过去，这种千位数的小批量从境外回来的口罩捐赠，物流在实操上有点难，她的朋友只好作罢。
　　看来人们援助心还是很强，只是距离和疫情的特殊性让人们这一热情变得很含蓄。
　　刚刚看到有治可控的好消息，兴奋之余，又叫了夜宵，透过黄衣服外卖小哥的眼睛，能感觉到他被口罩遮住的脸上也是一片欢愉。
　　等疫情过后，我要去武大看樱花、去户部巷吃豆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