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故乡难以忘怀的往往是味道记忆，对他乡赏景问踪的同时往往少不了寻找美食之鲜。
　　南宁这座“半城绿树半城楼”的边疆古城让人津津乐道的也是美食。清朝黄体元用一首《邕江杂咏》写出了当年此地的繁华盛景：“大船尾接小船头，北调南腔语不休。照水夜来灯万点，满江红作乱星浮。”诗没有写吃，吃却在诗中。
　　时至今日，南宁人最爱带客人去的地方少不了一条食街——中山路夜市。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这种冠以“国父”之名的路很多，且大都是主路宽街。南宁这种民国特征不少，1912年至1936年，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当政者对城市不断改造扩建，并以民族、民权、民生、平等、共和等革命口号来命名街道。
　　南宁这条路是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将南门正街改名而成，1952年合进马革街加以扩展，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城市的同名路依然狭窄得多。几十年时光的打磨，这条路突破了陈旧和简陋，成就了活色生香的气派与活力。
　　从华灯初上到晨光初降，这里都是食客络绎不绝，店家繁忙不已，本邦的代表菜瑶家油茶、苗家竹筒饭、壮家柠檬鸭、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玉林牛杂、阳朔啤酒鱼、横县鱼生，自然是当家食货;重庆火锅、长沙臭豆腐、武汉鸭脖、东北饺子、香港奶茶、澳门猪扒包、台湾卤肉饭，天南海北，令人眼花缭乱、流连忘返。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把五更时光放在了这条不长不宽的街巷里，把南宁记忆锁在了这些令人留恋的味道中。
　　我和南宁的相遇，有三段时光。
　　20世纪80年代初，我来到南宁读中专，开始用两年时间认识这个已有1800年历史的南方边城。乡下人来到大城市，一点也不会减轻腿脚的负累和节省惊奇的目光。到邕江大桥北岸抚摸古城墙，在厚实斑驳中叩问文明赓续的气息;到素有“雄关独峙镇南关”的昆仑关，感悟忠魂铸就的雄姿;到南宁郊区感受野生稻的禾花飘香和搜寻远古的稻作文明。这些扑面而来的点点滴滴释放出的古邕州魅力慢慢地侵袭我心。而俘虏我身的却是遍布街头巷尾的老友粉、生榨粉、卷筒粉、清真粉，是解放路的瓦煲饭，是共和路的白切鸡，是炎炎夏日抗旱防热的凉茶饮品和泡菜果蔬。

　　伴随改革开放的节拍，20世纪90年代初，我再次走进南宁。此时，我在自治区机关工作，开始了从“广西首府”角度认识南宁的10年邕江之畔生活。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文化融合的边境地区。特殊的区位，自有特别的内涵和表达方式。区内有三种主要的地方方言，以钦北防梧为主的地区讲粤语，桂柳贺一带讲的是和四川、贵州相通的“桂柳话”，百色、河池、崇左流行壮话。饮食也有“东甜、西酸、南鲜、北辣”之说。连接湖南的是改造后的湘菜——桂菜，无辣不成席;向粤一脉东部区域是以饱含养生理念的粤菜为主，清淡中透现雅韵;壮族为主体的饮食风格则来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大自然的恩赐，腌泡食品、白切食品、手抓食品不少，表现了少数民族的质朴、大方和豪迈;而北部湾一带的几个城市则以海鲜为主，奉献出的是快捷与清爽。南宁正是林林总总的集中地，被称为“中国饮食最复杂的地方”，连《舌尖上的中国》想在广西选择报道题材，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待我从偏远的乡下再次回到南宁工作时，已是2012年，这座城市早就成为中国连接东盟国家的枢纽，中国—东盟博览会持续举办十七年，“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特殊区位优势，已经把南宁打造成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贸易的“会客厅”，成为东盟各族人民的“快乐大本营”，成为各国人民品尝东南亚美食的“大卖场”。如果没有机会去东南亚国家，抓住来南宁的机会品尝一碗越南河粉吧，熬上一个晚上的牛骨汤，滤过杂质的鲜牛肉，配上小青柠和配菜，就着热乎嗦粉，仿佛置身越南首都河内市的槟榔树下。在南宁市的大街小巷穿行，有柬埔寨的酸汤鱼、缅甸的咖喱鸡、马来西亚的辣虾面和肉骨茶，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一网打尽。
　　说南宁，不得不提三月三。三月三是南宁的顶配。对壮族人来说，这是始祖布洛陀的诞辰日，这个节日，壮族人民要踏青歌唱，祭祖敬天，向快乐出发。每年的三月三节，南宁市处处都在搭歌台，人人都去赶歌圩，唱山歌，品美食，欢歌热舞，香味四溢，比春节还热闹。
　　南宁，这座璀璨的不夜城，每天都在烟火气和国际化中张扬着自己的个性，释放出诱人的味道。
　　（作者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秘书长、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