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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马拉，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家表现他被刺杀的绘画可以代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人民之友”还是“嗜血马拉”？
让·保罗·马拉生于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1775年，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让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而在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人们大约了解的是，他曾在伦敦开设一家诊所。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在这里，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私人卫队的医生。
作为贵族中的一名宫廷医生，这时的马拉用他丰厚的收入在他情妇的家里建起一个实验室，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赞同，尤其使院士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轻率的反牛顿物理学的观点；而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到当局查禁；《关于人的哲学论文》二卷中，马拉则宣称生理学可以解决灵魂和身体之间连接的问题，他与崇尚科学的启蒙思想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法国革命爆发后，马拉立刻从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转向于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题为《献给祖国》的小册子，宣称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1789年9月，马拉开始出版一份报纸，最初名“爱国导报”，最后定名“人民之友报”。他利用他创办的这份报纸，报道了许多莫须有的事，来激发读者对皇室的仇恨。
“国民公会”选举后作为巴黎代表的马拉在各种场合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感情。他尤其鼓吹独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实行大屠杀，特别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革命。—— “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他在1790年6月这样写道。
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
一些史料中描述他“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的皮肤病，这使他在死前的最后几年，只能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以缓解皮肤瘙痒——他在浴盆边的桌子上处理事务，记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然后迅速审讯，判刑——往往是不加审判便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马拉的这种暴戾行为激起激进分子夏洛特·科黛的极度痛恨。
“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夏洛特·科黛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儿时，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父亲只好怀着极大的悲痛，把她和她妹妹送往她姑母所在的诺曼底冈城，进了冈城隐修院。科黛就在隐修院的图书馆里，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塔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完成自我教育。
科黛一直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而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5~6月，吉伦特派被排除后，冈城成为反对国民公会“联盟派”的活动中心。
科黛不是保皇党，她憎恨马拉是缘于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总计约1200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她还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她甚至相信，所有威胁共和国的伟大美德的焦点就都在马拉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应该被处死。
1793年7月13日25岁的科黛离开冈城，带一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她于7月13日午前来到马拉的家。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次科黛不愿罢休了，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冈城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
于是走进浴室的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浴缸里的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冷笑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话音刚落，科黛就从她的披巾下掏出那把刀，刺穿了他的肺、颈动脉。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马拉已经奄奄一息了。马拉死前的遗言是：“救救我，我亲爱的朋友！”
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我是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1793年7月17日，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天使还是恶魔？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甚至法国历史著作中，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在林林总总的描述这一场政治谋杀的作品中，最著名的画是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同时，他还是以画作投身于政治活动。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还是该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在1792年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上，大卫作为被新选入的代表，和罗伯斯比尔及马拉同站强硬的立场，也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这态度为他赚得了一个“凶恶的恐怖分子”的外号。马拉被刺后两小时，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并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他安葬于先贤祠（雅各宾派倒台后被迁出）。
随后，大卫又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他曾经这样说到创作的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大卫，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于是他急速绘画，当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形象。
大卫用尽一切艺术手段把一次政治上的牺牲描写成一次真正的谋杀。在大卫的笔下，马拉的形象是理想化的：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马拉被刺杀在浴盆里，凶器掉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左手仍握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连字迹都清晰可见。——但看不出马拉患有影响他形象的严重皮肤病，他的原本丑陋的脸也显得清秀可亲。大卫在画中力求用他的笔唤起观众对他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家产生崇高的敬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作品具有圣像画的风格。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保罗·波德里同一题材的画作《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他在1861年创作的这部画作是他唯一的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也表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画笔来抒发他的感想。
波德里无疑是出于对马拉的愤怒和对科黛的崇敬才画这幅画的。他不隐讳科黛杀死马拉是一次谋杀，但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让科黛出现在画面上，虽然事实是她当时就不想离开。在波德里的画中，她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表现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两幅画的作者所表现的完全不同的立场跃然纸上：一个是“马拉之死”，另一个是“刺杀马拉”。
“人民之友”还是“嗜血马拉”？
让·保罗·马拉生于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1775年，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让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而在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人们大约了解的是，他曾在伦敦开设一家诊所。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在这里，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私人卫队的医生。
作为贵族中的一名宫廷医生，这时的马拉用他丰厚的收入在他情妇的家里建起一个实验室，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赞同，尤其使院士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轻率的反牛顿物理学的观点；而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到当局查禁；《关于人的哲学论文》二卷中，马拉则宣称生理学可以解决灵魂和身体之间连接的问题，他与崇尚科学的启蒙思想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法国革命爆发后，马拉立刻从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转向于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题为《献给祖国》的小册子，宣称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1789年9月，马拉开始出版一份报纸，最初名“爱国导报”，最后定名“人民之友报”。他利用他创办的这份报纸，报道了许多莫须有的事，来激发读者对皇室的仇恨。
“国民公会”选举后作为巴黎代表的马拉在各种场合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感情。他尤其鼓吹独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实行大屠杀，特别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革命。—— “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他在1790年6月这样写道。
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
一些史料中描述他“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的皮肤病，这使他在死前的最后几年，只能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以缓解皮肤瘙痒——他在浴盆边的桌子上处理事务，记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然后迅速审讯，判刑——往往是不加审判便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马拉的这种暴戾行为激起激进分子夏洛特·科黛的极度痛恨。
“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夏洛特·科黛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儿时，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父亲只好怀着极大的悲痛，把她和她妹妹送往她姑母所在的诺曼底冈城，进了冈城隐修院。科黛就在隐修院的图书馆里，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塔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完成自我教育。
科黛一直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而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5~6月，吉伦特派被排除后，冈城成为反对国民公会“联盟派”的活动中心。
科黛不是保皇党，她憎恨马拉是缘于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总计约1200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她还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她甚至相信，所有威胁共和国的伟大美德的焦点就都在马拉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应该被处死。
1793年7月13日25岁的科黛离开冈城，带一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她于7月13日午前来到马拉的家。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次科黛不愿罢休了，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冈城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
于是走进浴室的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浴缸里的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冷笑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话音刚落，科黛就从她的披巾下掏出那把刀，刺穿了他的肺、颈动脉。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马拉已经奄奄一息了。马拉死前的遗言是：“救救我，我亲爱的朋友！”
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我是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1793年7月17日，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天使还是恶魔？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甚至法国历史著作中，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在林林总总的描述这一场政治谋杀的作品中，最著名的画是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同时，他还是以画作投身于政治活动。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还是该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在1792年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上，大卫作为被新选入的代表，和罗伯斯比尔及马拉同站强硬的立场，也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这态度为他赚得了一个“凶恶的恐怖分子”的外号。马拉被刺后两小时，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并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他安葬于先贤祠（雅各宾派倒台后被迁出）。
随后，大卫又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他曾经这样说到创作的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大卫，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于是他急速绘画，当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形象。
大卫用尽一切艺术手段把一次政治上的牺牲描写成一次真正的谋杀。在大卫的笔下，马拉的形象是理想化的：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马拉被刺杀在浴盆里，凶器掉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左手仍握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连字迹都清晰可见。——但看不出马拉患有影响他形象的严重皮肤病，他的原本丑陋的脸也显得清秀可亲。大卫在画中力求用他的笔唤起观众对他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家产生崇高的敬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作品具有圣像画的风格。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保罗·波德里同一题材的画作《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他在1861年创作的这部画作是他唯一的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也表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画笔来抒发他的感想。
波德里无疑是出于对马拉的愤怒和对科黛的崇敬才画这幅画的。他不隐讳科黛杀死马拉是一次谋杀，但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让科黛出现在画面上，虽然事实是她当时就不想离开。在波德里的画中，她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表现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两幅画的作者所表现的完全不同的立场跃然纸上：一个是“马拉之死”，另一个是“刺杀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