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等级制从来都不陌生，只不过有的文明在等级诉求之外，还有一些多元追求。
　　
　　因为东方史上的一次大洪水，我们不但拥有了“疏导”的治理良方，且治水总裁出行方式也被顺便记录了下来：除了舟、车、橇之类工具，禹爷走山路时候坐的是滑竿之类“轿子”——当然是由于交通状况特殊。
　　在中国，轮子的历史值得一夸——人文始祖黄帝早就发明了轮车，否则他不会被称为“轩辕”。从对黄帝的尊称可见，即使在上古时代，人们也认为轮子的发明是交通技术的巨大进步。一千多年以后的周代，对轮子的狂热追求，甚至到了以“车”进行“国际排行”的程度诸侯国常以“千乘之国”或“万乘之国”来描述国力。
　　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另类追求，始皇帝赢政便是这样一位大人物——他卸掉了驷马之乘的轮子，改用人力来扛，叫做“步辇”。始皇帝“以人为轮”的步辇，豪华之状单凭一个历史细节就可管窥：当年始皇帝乘豪华步辇巡游，草民刘邦有幸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目睹了这一排场，便感慨说：“大丈夫当如此也!”
　　目睹豪华排场，有时候确实十分励志。时隔近两千年后，在广西造反的广东洪秀才，一旦建立“天国”，便立马为自己打造了64人轿制，一下子就把16轿制的当朝皇帝给比下去了。别说天王了，就连东王杨秀清也享受48抬轿制。
　　中国古代贵族政治实行礼制，然贵族政治没落后，等级规制形成的身份炫示，却成了上行下效的主流爱好，“人上人”与“超级享受”成为因果，并内化为难以改造的“隐性文明”。
　　始皇帝的步辇并未一贯地被荣耀继承。比如汉代就比较偏好轮子，自上至下以轮为尊，以至于卑贱的商人不得乘车。当然这也许是出于统治者的某种喜好。
　　由于某种很偏执的追求，帝王时代的统治者十分忌讳草民百姓“山寨”他们高贵的样子，因此总与草民百姓较劲。东晋时期政权偏安东南一隅，马匹成为稀有动物，于是骑马便被特权阶层垄断。到了唐时代，由于过于繁荣昌盛，结果车马无处不在，以车马来显示尊贵再次成为难题，唐太宗又卸掉了轮子“用人荷之”，使用范围仅限于皇族。
　　既然卸掉了轮子，那就把智慧都用在舒适度改造上吧!大宋时代的轿子，因此无比奢华先进，承载量也大大提升，出现“六座”。此后统治者也懒得再拿“人轮”跟百姓较劲，加以国泰民安，只好默许能坐得起的人都坐轿子，只不过轿子本身严格地分出了三六九等。《清明上河图》出世前后，在繁荣昌盛的首善之区汴京，轿子部分地成为了服务行业，南宋时也完全放任了车辆限制。按常理来说，轮子被解放后，技术应该飞驰发展了——绝无八百年后福特等人抢占先机的可能。然而我们似乎没有这个追求。
　　出于“防腐反腐”的目的，农民出身的朱皇帝开国伊始便取缔了轿子，规定出行只能车马伺候。然而“人亡政息”，到了嘉靖时代，大明王朝可谓是“无官不轿”，且其排场和奢华几乎惊得入关的八旗子弟滚下马来。事后证明，即使马上八旗，也终不敌以人为轮的轿子文化，非但如此，他们还试图抵制蛮夷的蒸汽轮子，“轿车”之谓算是个妥协。
　　尽管我们常常认为坐轿抬轿乃人各有命，但总有人觉得不舒服。英国罗素来华后坐了一次轿子，内心惶恐不安，难以理解轿夫的兴高采烈。罗素是英国人，观念不一样，其实中国也有觉得坐轿别扭的人，比如宋代相互掐架很厉害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轿子文化固然已成为传统，但风水轮流转。今天的眼光反过来看，轿子却像绿色农业一样很有可取之处，比如它比汽车环保。
　　法国人布罗代尔解释中国“轮子”长期不敌“轿子”现象时，认为是“人口红利”的结果，似乎也有道理。就这两点来看，推广以轿代步应该相当靠谱。即便作为精神追求，如果轿子能成为高级阶层的新选择，则必然能带动大众出行选择向新的潮流发展，缓解轿车攀比造成的现实困境。相比骑自行车而言，按思维惯性，乘轿子不但不会被国人视为下贱，甚至会比有轮子的轿车高级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