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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19日，一位美籍传教士在华盛顿溘然辞世。一反教规，他生前执意死后火化。在遗嘱中，他还托付亲友将当年周恩来赠予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归还中国。更重要的是，将骨灰埋葬在中国，只因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杭州安贤陵园文星苑中伫立着一座素净的墓碑，立碑时间是2008年11月17日，安息者便是50年前在华盛顿去世的那位传教士。碑文以中英双语书写，仅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因家在杭州而魂归故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这是闻一多《最后一篇演讲》中的一段话，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时却悄然蒸发，原因在于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为主人公打上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烙印①。在毛泽东发表这篇檄文前两周，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因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怅然回国。尽管他在1949年3月10日向美国国务卿递交的报告中写道：“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但在返美途中，他惊悉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把失败归咎于他个人，并责令他不许发表任何演讲、不许谈论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也责骂他“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并在1950年6月24日拒绝为其75岁寿辰贺喜。回到美国后，郁郁寡欢的司徒雷登便一病不起，尤其是脑血栓导致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他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于1952年10月4日的彻底消亡更是雪上加霜。在病榻上，他把日记整理成自传，取名为《在华五十年》。开篇首句就是：“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具体而言，即以杭州为家。而在私下里他更是常以杭州人自居。
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在安葬仪式上，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如此定义司徒雷登的身份。他进而说道：“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2007年1月8日，杭州中山北路耶稣堂弄口，一座司徒雷登铜像拔地而起，背后便是其诞生之所，百米开外还坐落着他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筹建的基督教会天水堂。西子湖畔留下司徒雷登梦幻般的童年。他于11岁时赴美接受教育，重新返杭已是28岁的成家立业之人，两年后，司徒雷登的独子在此出生。独子7岁时，司徒雷登的父亲在杭州病故并葬于杭州。作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的老司徒在杭州生活了整整44年。因此，司徒雷登全家三代皆是杭州人。
1946年10月19日，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抗战后复会典礼上，刚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不久的司徒雷登应邀致词，开口竟然说的是杭州话。会上，时任市长周象贤授予司徒雷登一把刻有“杭州市荣誉公民”字样的金钥匙。而在此之前，9月9日，杭州市路名委员会决定把司徒雷登诞生的耶稣堂弄命名为司徒街。然而，这条街上的司徒雷登故居却命运多舛。2000年，故居毁于拆迁；次年，时任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在转任京官之前40天作出批示：“哪怕是茅草房”，司徒雷登故居也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标签”，并拨款240万元买断故居产权；2005年6月6日，修复后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黄华以司徒雷登弟子的身份为故居敬题匾名。
“我对中国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及雄心壮志有着真切体会，以致我不知不觉在思想感情方面已完全与其融为一体，变成其中一员。他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导因素，不仅影响我的人生观，且支配我的行动。”（《在华五十年》）燕大校友、史学家林孟熹对老校长作如是评价：“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从1876年6月24日在杭州出生到1949年8月2日离开中国，除去在美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华总共生活达56 年之久。
“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所言的精神纽带是杭州的高山流水、鸟语花香、世道人情，但更是那个唯一伴随他的姓名烙上墓碑的名字——燕京大学。
临危受命而北上办学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由当时在京若干所教会学校组建而成，以四所学校为主：北京汇文大学（前身是1871年创立的美以美会寄宿制男塾）、华北协和大学（前身为初创于1867年的潞河男塾）、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为创建于1864年的贝满女塾）和华北协和神学院（前身为1893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各学校校舍遭受重创，由此迫使这些各司其主、理念相左的教会学校联合办学，以求生存，但须由一名局外人来牵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新约》，并曾在1907 年与美国北长老会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的约翰·司徒雷登被视作不二人选。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获聘校长之职并被授权组建新的大学，于翌年1月31日抵京，时年42岁。一所由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由此诞生。
当时，这些教会学校可谓家徒四壁：师生流失，财政亏空，校舍简陋。在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眼中，学校“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博士传略》）。这些学校的学生只有94名，几乎都是地方教会委托培养的传教士，说是大学，其实只是徒有虚名。此时的学校简直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五间教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一间可容百人的饭厅，饭厅兼作会议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还有刚到手的一座两层厂房，可改作课堂和实验室。面对如此窘境，司徒雷登自己“实在不愿意去”，因为他“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已得心应手，且正在展开几项写作计划”（《在华五十年》）。临危受命，虽受的是美国教会之命，但司徒雷登之心实为信仰所驱使——与其说其内心积淀的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教育信仰。他力图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为一所“融合中西方两种文明中永恒价值”的殿堂（司徒雷登1930年9月5～6日在教师会议上的讲话），其办学宗旨应该是“教授高深学术，发展德、才、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最终，他力排众议，毅然北上筹办学校。 筹备之初，新校校名久议不决。于是，蔡元培、吴雷川、胡适、傅增湘和王厚斋组成议定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博士的提议，定“燕京大学”为新校名。“诚静怡博士——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燕京’，这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不但象征古代燕国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指代的就是北京。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形式，这个词获得众口称赞。”（《在华五十年》）。不过，当时北京汇文大学1890年便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Peking University，而由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演变而来的国立北京大学的英文名为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两校英文名称显然存有雷同。司徒雷登认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在华五十年》）。出于对北京大学尤其是时任校长蔡元培的敬重，司徒雷登定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为Yanching University。1920年3月15日，新组建的大学正式更名为燕京大学，建校仪式由蔡元培主持。
燕园家长，以校为家
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心血之作首推燕园。这片土地之前为前清皇家园林睿王园和畅春园的一部分，对面为清华园，时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有。司徒雷登说服陈树藩低价出让②380亩的勺园，并聘请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主体结构则完全为钢筋混凝土，并配以现代化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由此，校舍本身便象征我们办学宗旨，即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华五十年》）。以勺园为中心，司徒雷登又陆续购置周边的集贤、镜春、鸣鹤、朗润、蔚秀等园。1926年夏，新校舍基本落成，随后正式迁校。应司徒雷登之邀，蔡元培欣然题写校名，校匾悬于燕园大门之上。2012年5月31日去世的集红学之大成者周汝昌便是于193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就在燕园落成之际，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爱妻病逝，他让妻子永远安息于这片园地之中。自此，他便以校为家。司徒雷登“能极周到的想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同时他还捧出他的一切所有，房子、汽车、马、衣服、金钱、时间——为方便这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校友冰心在《燕大周刊》中说道，“燕京已成为我本人迅速扩张的家庭。学生们常说，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不仅能够对每位学生的名字脱口而出，每次开学典礼，他总会挨个与新生握手，并躬身寒暄。燕大校友、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张澍智与母校的“感情是从跟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就产生”，油然而生的是他“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就捆绑在一起了，想挣脱都挣脱不开的那种感觉”。果然，燕园成为桃李满园的高等学府，更是有钱穆、顾颉刚、容庚、张季鸾、吴文藻、钱玄同、周作人、郑振铎、陈垣、冯友兰、赵紫宸、沈尹默、顾随、郭绍虞、俞平伯、埃德加·斯诺、雷洁琼等大儒名宿执教。燕京大学办学仅33年，注册学生不过9988名，却高徒辈出，如韩素音、费孝通、黄华、冰心、孙道临、黄昆、周汝昌、周一良、林耀华、许地山、严景耀、齐思和、侯仁之等。建国后，燕京大学毕业生和教授共有56人当选为院士或学部委员，如陈寅恪、剪伯赞、袁家骝、谈家桢、谭其骧、吴阶平等（《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这些燕园人均得益于司徒雷登推行的通识教育③。司徒雷登希望燕京大学“不要变成世界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燕京新闻》，1934年12月18日）。曾经在民国的一段时期里，中央通讯社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的常驻代表几乎一律出自燕京大学新闻系。1945年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上，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他们是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随邓小平于1979年访美的21人代表团，燕京校友独占1/3，其中便有时任外长黄华，他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最终滞留南京，便得益于毛泽东对这份师生情的巧用，这无疑是对司徒雷登期望的最佳注释。
为了燕园这个家园，司徒雷登筚路蓝缕，四海行乞，甚至说出“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之言。他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燕大双周刊》，1946 年第15期）。从1920年到1936年，司徒雷登至少募集了2000万元经费。其中，政府拨款与各界捐款约占学校年度预算的1/10。1929年的《燕京大学校舍建筑用费报告》认为，“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慨然以舍旧谋新为己任焉，八年之中，五至美国，晓音茶口，光事宣传，诚感既孚，赠遗不吝，而理想之新校舍乃实现焉”（《燕京大学校刊》，1929年9月27日）。
办学，中国化，更中国化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描述的不是缥缈的办学愿景，而是真切的教育现实。
尽管司徒雷登办学不问政治、宗教、种族、性别和学派，但正义是他不可抛却的。1925年9月，司徒雷登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声援中国的“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抗议日本侵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司徒雷登甚至被关入日军集中营，直至日本《停战诏书》发布后第3天才被释放。1934年，因南京政府对日军侵华采取不抵抗政策，燕京大学学生忿而南下请愿。当时，校内师生针锋相对。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返校之后即面对全体师生说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拒绝停课或内迁，坚守阵地，以“燕大一日不亡，华北一日不亡”之壮志激励学子。1938年7月，有1594名学子报考燕京大学，其中605位被录取。秋季开学时，注册学生更是多达945人，同比几乎翻番（《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大学概述》）。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司徒雷登将来源于《圣经》的两句格言熔铸成为燕京大学校训。
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乃大学立身之本。学术需要自由，信仰亦然。“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久经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教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私事”（《在华五十年》）。1922年，燕京大学宣布废除强制参加宗教仪式与宗教课程的规定，进而又将宗教课程从大学课程中剥离出来，将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不再纳入学校整体架构之中，最终在办学宗旨中亦隐去传教与培养神职人材的使命。燕京大学也因自由而国际化，教职员工由中、美、英、法、德、丹、意、日等国学者组成。但教育国际化绝非等同于教育无国界。这既折射出司徒雷登对政治的敏感，更蕴含着他对中国的情感。他在大刀阔斧地推行世俗化的同时，也天翻地覆地实施本土化。燕京大学成为第一所在中国政府立案的外国教会大学，从而率先完成从教会大学到私立大学的转型，也实现“永久并更彻底地中国化”（《在华五十年》）。
1929年校刊《燕京大学》载有“呈准教育部认可之经过”一文，有如下报导：
“本校成立伊始，即与教育部屡有接洽，准备立案。第其时政府对于教会学校，尚未有考核之标准；而各教会对于读经、礼拜等事，又有不愿废弃成规。故进行不免障碍。然本校鉴于立案之不容缓，叠向各教会反复陈说，卒将强迫礼拜制度与必修圣经功课，于民国十三年（1924）一律废止。及十四年冬间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第六条，本校即遵照部定办法，筹备一切，是年十一月，具呈于教育部，十二月部派员来校视察，至十六年二月，遂奉到部令准予认可。”
“这所新的大学应该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基础，而不与任何西方国家的条约或其他任何外来的因素发生关系……在学校事务的每一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共享平等。”（《在华五十年》）建校之初，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只有1/3，到1927年已达2/3。1934年，燕京大学正、副教授多达111名，其中44人为外籍教授，中国教授67人（《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1929年，燕京大学“院、系领导基本由中国人担任，全校中国籍教师的比例从最初的1/3达到2/3”（《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当年燕京大学的校董会，外籍校董仅13位，而中国本土校董多达21位，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社会名流。并且，自1925年起，燕京大学学生必须在规定的60个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燕京学报》当时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列为四大国学期刊。1928年，燕京大学还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司徒雷登终于“把学校办成了一所中国大学”（《在华五十年》）。
燕京大学校训中的“服务”意指大学三项基本功能之一的社会服务。然而，司徒雷登所理解的社会服务并非产学结合，而是人才培养。一所大学能够向社会与国家输送栋梁之材，这才是大学提供的最佳社会服务。正如司徒雷登在一篇《迎新致词》中所言：燕京大学“本宗教服务之精神，从事教育中国人才，为中国复兴与前途之助力”（《燕京新闻》，1941年8月30日）。“燕京教育目的，并非专备课室、图书室为学生读书，亦非专为增进学生能力以谋生活；同时也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而是旨在“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燕京新闻》，1934年12月18日）。“凡学之道，严师为难”（《礼记》），在实施学分制、绩点制和选课制同时，司徒雷登制定严格的淘汰制。仅1937年，燕京大学便有43名学生因学业落伍而退学（《燕京新闻》，1938年12月23日）。
遥望并守望家园
“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钱穆遂投奔燕京大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1928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14所私立大学学生展开特别考试，燕京大学学生获得前两名，同时，学校一二年级学业最佳。据美国加州大学当年对亚洲高等学校学术水平的调查，燕京大学跻身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其毕业生可径直就读美国高校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此番伟绩，其功臣首推燕园家长司徒雷登。国民政府嘉奖令概述了其功绩：“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咏，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亮节高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
作为燕园家长，司徒雷登为燕园学子的一生成长守望。1929年6月15日，在燕园临湖轩，司徒雷登主持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6年后又为他们的弟子费孝通开启婚典，堪为学界佳话。临湖轩是由冰心提议命名，在燕京大学建校10周年座谈会上，请时任国立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匾名。而其时在家中与弟子庆贺自己60寿辰的司徒雷登欣然收到精美贺卡一张：“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共上千上万的人， 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贺卡署名：冰心（《燕大周刊》，1936年第6期）。
冰心在《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燕大季刊》，1920年第1期）篇末便高呼“恭祝我们燕京大学万岁万岁！”然而，该校却如此短寿，仅存33年。1951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改私立为国立。那块由蔡元培题写的老校匾也被毛泽东手书的新校匾所取代。之后随着全国院系调整的展开，1952年10月4日，北京大学入驻燕园，燕京大学于是寿终正寝。尽管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徐徐走过的由燕京大学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然而，《人民日报》1951年1月28日刊发的《美帝在燕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文，已把矛头直指司徒雷登。同年4月13日，该报发表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一文再次指向司徒雷登：“前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中国伪装宗教家、教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国的样子，实际上他是美国侵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务，是集过去的伯驾、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之大成。后来索性揭开假面具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做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侵略中国的任务。” 一潭未名湖，微波涟涟、群鱼悠悠、垂柳依依、环山郁郁。燕园妩媚依旧。这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被誉为“东方哈佛”的燕京大学。如今的北京大学，其校园实为燕京大学的旧址，是“教士来华办学史上永垂不朽的代表人物”（胡适语）司徒雷登执意要回归的家园。
司徒雷登一生中与三个因素结下不结之缘，即“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在华五十年》），而燕京大学集三个因素于一身。司徒雷登生前几番立下遗嘱。1955年8月1日，在他离开中国六年之际，在最后的遗嘱中写道：“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④及妻子作出。”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为遂司徒雷登之遗愿而作出批示。现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正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负责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他多方打探、四处求证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但出于种种原因，结局仍然无奈。偌大燕园却容不下一方司徒雷登长眠之地。
据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回忆，司徒雷登晚年常常举目凝视东方，身在美国却心盼中国。在他的居所，一切物件，只要带上中国印记，便悉心收藏，卧室四壁甚而挂满燕京大学的旧影。当初在为是否赴任华大使之职而犹豫不决之时，他提出两大要求，其一便是卸任后可回燕京大学重执教鞭。
自2008年11月17日魂归出生地杭州以来，这位燕园家长仍旧坚贞不渝地遥望并守望着这片魂牵梦萦的家园。
有灵魂的大学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时所说。
如果说，今日中国公众呼唤有灵魂的大学，而大学时下正在追寻自己独特的灵魂，这灵魂更多指的是制度化的文化，那么，一百年前，这个独特的灵魂便是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生成，后世尊之为教育家，而且教育家俨然成为学校的名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中这样的例子亦不胜枚举，比如马相伯与震旦学院、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李登辉与复旦大学、黄炎培与中华职业学校、颜福庆与上海医学院、郭秉文与东南大学、朱经农与中国公学、马君武与广西大学、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学校、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然而，在这幅中国大学校长的谱系中，唯独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所呈现出的个人与学校浑然一体，以至达到难舍难分的程度是无可比拟的。司徒雷登即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即司徒雷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燕园之父也好，燕园家长也罢，均无以表述这种共生现象。他的碑文甚至只需如此书写：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1919-1952。
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一个人的大学。
注释：
①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删除原先那条对司徒雷登的注释“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②仅6万大洋，司徒雷登预算为20万，陈树藩还拿出付款1/3捐给燕京大学用作奖学金。
③全校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大类。
④即傅泾波，燕京大学校友，之后成为司徒雷登秘书，直到为其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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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玮瑛等. 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编辑：许方舟
杭州安贤陵园文星苑中伫立着一座素净的墓碑，立碑时间是2008年11月17日，安息者便是50年前在华盛顿去世的那位传教士。碑文以中英双语书写，仅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因家在杭州而魂归故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这是闻一多《最后一篇演讲》中的一段话，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时却悄然蒸发，原因在于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为主人公打上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烙印①。在毛泽东发表这篇檄文前两周，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因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怅然回国。尽管他在1949年3月10日向美国国务卿递交的报告中写道：“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但在返美途中，他惊悉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把失败归咎于他个人，并责令他不许发表任何演讲、不许谈论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也责骂他“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并在1950年6月24日拒绝为其75岁寿辰贺喜。回到美国后，郁郁寡欢的司徒雷登便一病不起，尤其是脑血栓导致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他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于1952年10月4日的彻底消亡更是雪上加霜。在病榻上，他把日记整理成自传，取名为《在华五十年》。开篇首句就是：“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具体而言，即以杭州为家。而在私下里他更是常以杭州人自居。
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在安葬仪式上，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如此定义司徒雷登的身份。他进而说道：“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2007年1月8日，杭州中山北路耶稣堂弄口，一座司徒雷登铜像拔地而起，背后便是其诞生之所，百米开外还坐落着他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筹建的基督教会天水堂。西子湖畔留下司徒雷登梦幻般的童年。他于11岁时赴美接受教育，重新返杭已是28岁的成家立业之人，两年后，司徒雷登的独子在此出生。独子7岁时，司徒雷登的父亲在杭州病故并葬于杭州。作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的老司徒在杭州生活了整整44年。因此，司徒雷登全家三代皆是杭州人。
1946年10月19日，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抗战后复会典礼上，刚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不久的司徒雷登应邀致词，开口竟然说的是杭州话。会上，时任市长周象贤授予司徒雷登一把刻有“杭州市荣誉公民”字样的金钥匙。而在此之前，9月9日，杭州市路名委员会决定把司徒雷登诞生的耶稣堂弄命名为司徒街。然而，这条街上的司徒雷登故居却命运多舛。2000年，故居毁于拆迁；次年，时任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在转任京官之前40天作出批示：“哪怕是茅草房”，司徒雷登故居也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标签”，并拨款240万元买断故居产权；2005年6月6日，修复后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黄华以司徒雷登弟子的身份为故居敬题匾名。
“我对中国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及雄心壮志有着真切体会，以致我不知不觉在思想感情方面已完全与其融为一体，变成其中一员。他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导因素，不仅影响我的人生观，且支配我的行动。”（《在华五十年》）燕大校友、史学家林孟熹对老校长作如是评价：“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从1876年6月24日在杭州出生到1949年8月2日离开中国，除去在美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华总共生活达56 年之久。
“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所言的精神纽带是杭州的高山流水、鸟语花香、世道人情，但更是那个唯一伴随他的姓名烙上墓碑的名字——燕京大学。
临危受命而北上办学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由当时在京若干所教会学校组建而成，以四所学校为主：北京汇文大学（前身是1871年创立的美以美会寄宿制男塾）、华北协和大学（前身为初创于1867年的潞河男塾）、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为创建于1864年的贝满女塾）和华北协和神学院（前身为1893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各学校校舍遭受重创，由此迫使这些各司其主、理念相左的教会学校联合办学，以求生存，但须由一名局外人来牵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新约》，并曾在1907 年与美国北长老会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的约翰·司徒雷登被视作不二人选。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获聘校长之职并被授权组建新的大学，于翌年1月31日抵京，时年42岁。一所由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由此诞生。
当时，这些教会学校可谓家徒四壁：师生流失，财政亏空，校舍简陋。在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眼中，学校“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博士传略》）。这些学校的学生只有94名，几乎都是地方教会委托培养的传教士，说是大学，其实只是徒有虚名。此时的学校简直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五间教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一间可容百人的饭厅，饭厅兼作会议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还有刚到手的一座两层厂房，可改作课堂和实验室。面对如此窘境，司徒雷登自己“实在不愿意去”，因为他“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已得心应手，且正在展开几项写作计划”（《在华五十年》）。临危受命，虽受的是美国教会之命，但司徒雷登之心实为信仰所驱使——与其说其内心积淀的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教育信仰。他力图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为一所“融合中西方两种文明中永恒价值”的殿堂（司徒雷登1930年9月5～6日在教师会议上的讲话），其办学宗旨应该是“教授高深学术，发展德、才、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最终，他力排众议，毅然北上筹办学校。 筹备之初，新校校名久议不决。于是，蔡元培、吴雷川、胡适、傅增湘和王厚斋组成议定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博士的提议，定“燕京大学”为新校名。“诚静怡博士——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燕京’，这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不但象征古代燕国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指代的就是北京。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形式，这个词获得众口称赞。”（《在华五十年》）。不过，当时北京汇文大学1890年便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Peking University，而由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演变而来的国立北京大学的英文名为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两校英文名称显然存有雷同。司徒雷登认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在华五十年》）。出于对北京大学尤其是时任校长蔡元培的敬重，司徒雷登定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为Yanching University。1920年3月15日，新组建的大学正式更名为燕京大学，建校仪式由蔡元培主持。
燕园家长，以校为家
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心血之作首推燕园。这片土地之前为前清皇家园林睿王园和畅春园的一部分，对面为清华园，时为陕西督军陈树藩所有。司徒雷登说服陈树藩低价出让②380亩的勺园，并聘请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主体结构则完全为钢筋混凝土，并配以现代化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由此，校舍本身便象征我们办学宗旨，即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华五十年》）。以勺园为中心，司徒雷登又陆续购置周边的集贤、镜春、鸣鹤、朗润、蔚秀等园。1926年夏，新校舍基本落成，随后正式迁校。应司徒雷登之邀，蔡元培欣然题写校名，校匾悬于燕园大门之上。2012年5月31日去世的集红学之大成者周汝昌便是于193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就在燕园落成之际，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爱妻病逝，他让妻子永远安息于这片园地之中。自此，他便以校为家。司徒雷登“能极周到的想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同时他还捧出他的一切所有，房子、汽车、马、衣服、金钱、时间——为方便这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校友冰心在《燕大周刊》中说道，“燕京已成为我本人迅速扩张的家庭。学生们常说，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不仅能够对每位学生的名字脱口而出，每次开学典礼，他总会挨个与新生握手，并躬身寒暄。燕大校友、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张澍智与母校的“感情是从跟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就产生”，油然而生的是他“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就捆绑在一起了，想挣脱都挣脱不开的那种感觉”。果然，燕园成为桃李满园的高等学府，更是有钱穆、顾颉刚、容庚、张季鸾、吴文藻、钱玄同、周作人、郑振铎、陈垣、冯友兰、赵紫宸、沈尹默、顾随、郭绍虞、俞平伯、埃德加·斯诺、雷洁琼等大儒名宿执教。燕京大学办学仅33年，注册学生不过9988名，却高徒辈出，如韩素音、费孝通、黄华、冰心、孙道临、黄昆、周汝昌、周一良、林耀华、许地山、严景耀、齐思和、侯仁之等。建国后，燕京大学毕业生和教授共有56人当选为院士或学部委员，如陈寅恪、剪伯赞、袁家骝、谈家桢、谭其骧、吴阶平等（《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这些燕园人均得益于司徒雷登推行的通识教育③。司徒雷登希望燕京大学“不要变成世界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燕京新闻》，1934年12月18日）。曾经在民国的一段时期里，中央通讯社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的常驻代表几乎一律出自燕京大学新闻系。1945年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上，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他们是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随邓小平于1979年访美的21人代表团，燕京校友独占1/3，其中便有时任外长黄华，他曾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最终滞留南京，便得益于毛泽东对这份师生情的巧用，这无疑是对司徒雷登期望的最佳注释。
为了燕园这个家园，司徒雷登筚路蓝缕，四海行乞，甚至说出“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之言。他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燕大双周刊》，1946 年第15期）。从1920年到1936年，司徒雷登至少募集了2000万元经费。其中，政府拨款与各界捐款约占学校年度预算的1/10。1929年的《燕京大学校舍建筑用费报告》认为，“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慨然以舍旧谋新为己任焉，八年之中，五至美国，晓音茶口，光事宣传，诚感既孚，赠遗不吝，而理想之新校舍乃实现焉”（《燕京大学校刊》，1929年9月27日）。
办学，中国化，更中国化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描述的不是缥缈的办学愿景，而是真切的教育现实。
尽管司徒雷登办学不问政治、宗教、种族、性别和学派，但正义是他不可抛却的。1925年9月，司徒雷登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声援中国的“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抗议日本侵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拒绝与日军合作，司徒雷登甚至被关入日军集中营，直至日本《停战诏书》发布后第3天才被释放。1934年，因南京政府对日军侵华采取不抵抗政策，燕京大学学生忿而南下请愿。当时，校内师生针锋相对。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返校之后即面对全体师生说道：“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拒绝停课或内迁，坚守阵地，以“燕大一日不亡，华北一日不亡”之壮志激励学子。1938年7月，有1594名学子报考燕京大学，其中605位被录取。秋季开学时，注册学生更是多达945人，同比几乎翻番（《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大学概述》）。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司徒雷登将来源于《圣经》的两句格言熔铸成为燕京大学校训。
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乃大学立身之本。学术需要自由，信仰亦然。“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久经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教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私事”（《在华五十年》）。1922年，燕京大学宣布废除强制参加宗教仪式与宗教课程的规定，进而又将宗教课程从大学课程中剥离出来，将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不再纳入学校整体架构之中，最终在办学宗旨中亦隐去传教与培养神职人材的使命。燕京大学也因自由而国际化，教职员工由中、美、英、法、德、丹、意、日等国学者组成。但教育国际化绝非等同于教育无国界。这既折射出司徒雷登对政治的敏感，更蕴含着他对中国的情感。他在大刀阔斧地推行世俗化的同时，也天翻地覆地实施本土化。燕京大学成为第一所在中国政府立案的外国教会大学，从而率先完成从教会大学到私立大学的转型，也实现“永久并更彻底地中国化”（《在华五十年》）。
1929年校刊《燕京大学》载有“呈准教育部认可之经过”一文，有如下报导：
“本校成立伊始，即与教育部屡有接洽，准备立案。第其时政府对于教会学校，尚未有考核之标准；而各教会对于读经、礼拜等事，又有不愿废弃成规。故进行不免障碍。然本校鉴于立案之不容缓，叠向各教会反复陈说，卒将强迫礼拜制度与必修圣经功课，于民国十三年（1924）一律废止。及十四年冬间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第六条，本校即遵照部定办法，筹备一切，是年十一月，具呈于教育部，十二月部派员来校视察，至十六年二月，遂奉到部令准予认可。”
“这所新的大学应该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基础，而不与任何西方国家的条约或其他任何外来的因素发生关系……在学校事务的每一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共享平等。”（《在华五十年》）建校之初，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只有1/3，到1927年已达2/3。1934年，燕京大学正、副教授多达111名，其中44人为外籍教授，中国教授67人（《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1929年，燕京大学“院、系领导基本由中国人担任，全校中国籍教师的比例从最初的1/3达到2/3”（《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当年燕京大学的校董会，外籍校董仅13位，而中国本土校董多达21位，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社会名流。并且，自1925年起，燕京大学学生必须在规定的60个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燕京学报》当时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列为四大国学期刊。1928年，燕京大学还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司徒雷登终于“把学校办成了一所中国大学”（《在华五十年》）。
燕京大学校训中的“服务”意指大学三项基本功能之一的社会服务。然而，司徒雷登所理解的社会服务并非产学结合，而是人才培养。一所大学能够向社会与国家输送栋梁之材，这才是大学提供的最佳社会服务。正如司徒雷登在一篇《迎新致词》中所言：燕京大学“本宗教服务之精神，从事教育中国人才，为中国复兴与前途之助力”（《燕京新闻》，1941年8月30日）。“燕京教育目的，并非专备课室、图书室为学生读书，亦非专为增进学生能力以谋生活；同时也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而是旨在“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燕京新闻》，1934年12月18日）。“凡学之道，严师为难”（《礼记》），在实施学分制、绩点制和选课制同时，司徒雷登制定严格的淘汰制。仅1937年，燕京大学便有43名学生因学业落伍而退学（《燕京新闻》，1938年12月23日）。
遥望并守望家园
“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钱穆遂投奔燕京大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1928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14所私立大学学生展开特别考试，燕京大学学生获得前两名，同时，学校一二年级学业最佳。据美国加州大学当年对亚洲高等学校学术水平的调查，燕京大学跻身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其毕业生可径直就读美国高校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此番伟绩，其功臣首推燕园家长司徒雷登。国民政府嘉奖令概述了其功绩：“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咏，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亮节高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
作为燕园家长，司徒雷登为燕园学子的一生成长守望。1929年6月15日，在燕园临湖轩，司徒雷登主持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6年后又为他们的弟子费孝通开启婚典，堪为学界佳话。临湖轩是由冰心提议命名，在燕京大学建校10周年座谈会上，请时任国立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匾名。而其时在家中与弟子庆贺自己60寿辰的司徒雷登欣然收到精美贺卡一张：“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共上千上万的人， 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贺卡署名：冰心（《燕大周刊》，1936年第6期）。
冰心在《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燕大季刊》，1920年第1期）篇末便高呼“恭祝我们燕京大学万岁万岁！”然而，该校却如此短寿，仅存33年。1951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改私立为国立。那块由蔡元培题写的老校匾也被毛泽东手书的新校匾所取代。之后随着全国院系调整的展开，1952年10月4日，北京大学入驻燕园，燕京大学于是寿终正寝。尽管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徐徐走过的由燕京大学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然而，《人民日报》1951年1月28日刊发的《美帝在燕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文，已把矛头直指司徒雷登。同年4月13日，该报发表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一文再次指向司徒雷登：“前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中国伪装宗教家、教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国的样子，实际上他是美国侵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务，是集过去的伯驾、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之大成。后来索性揭开假面具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做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侵略中国的任务。” 一潭未名湖，微波涟涟、群鱼悠悠、垂柳依依、环山郁郁。燕园妩媚依旧。这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被誉为“东方哈佛”的燕京大学。如今的北京大学，其校园实为燕京大学的旧址，是“教士来华办学史上永垂不朽的代表人物”（胡适语）司徒雷登执意要回归的家园。
司徒雷登一生中与三个因素结下不结之缘，即“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在华五十年》），而燕京大学集三个因素于一身。司徒雷登生前几番立下遗嘱。1955年8月1日，在他离开中国六年之际，在最后的遗嘱中写道：“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④及妻子作出。”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为遂司徒雷登之遗愿而作出批示。现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正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负责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他多方打探、四处求证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但出于种种原因，结局仍然无奈。偌大燕园却容不下一方司徒雷登长眠之地。
据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回忆，司徒雷登晚年常常举目凝视东方，身在美国却心盼中国。在他的居所，一切物件，只要带上中国印记，便悉心收藏，卧室四壁甚而挂满燕京大学的旧影。当初在为是否赴任华大使之职而犹豫不决之时，他提出两大要求，其一便是卸任后可回燕京大学重执教鞭。
自2008年11月17日魂归出生地杭州以来，这位燕园家长仍旧坚贞不渝地遥望并守望着这片魂牵梦萦的家园。
有灵魂的大学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时所说。
如果说，今日中国公众呼唤有灵魂的大学，而大学时下正在追寻自己独特的灵魂，这灵魂更多指的是制度化的文化，那么，一百年前，这个独特的灵魂便是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生成，后世尊之为教育家，而且教育家俨然成为学校的名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中这样的例子亦不胜枚举，比如马相伯与震旦学院、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李登辉与复旦大学、黄炎培与中华职业学校、颜福庆与上海医学院、郭秉文与东南大学、朱经农与中国公学、马君武与广西大学、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学校、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然而，在这幅中国大学校长的谱系中，唯独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所呈现出的个人与学校浑然一体，以至达到难舍难分的程度是无可比拟的。司徒雷登即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即司徒雷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燕园之父也好，燕园家长也罢，均无以表述这种共生现象。他的碑文甚至只需如此书写：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1919-1952。
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一个人的大学。
注释：
①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删除原先那条对司徒雷登的注释“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②仅6万大洋，司徒雷登预算为20万，陈树藩还拿出付款1/3捐给燕京大学用作奖学金。
③全校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大类。
④即傅泾波，燕京大学校友，之后成为司徒雷登秘书，直到为其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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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