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在身边才算拥有，爱到最后才算长久
　　生于四川巴县的姑娘丁雪松，眉眼秀气，1938年年初进入延安时，刚刚19岁。听着川江号子，送走苦涩的童年;逆水行舟，到重庆求学，18岁的丁雪松在《商务日报》上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女子大学，她是校友会俱乐部的主任，清晨出操，在延河边喊口哨;文娱活动，当然由她组织。
　　这个腰扎皮带，短发拂耳的女子，自然引起了郑律成的注意。郑律成是当时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父兄都是爱国者。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三一”独立运动，郑律成的大哥二哥都因为参加这次运动而遭到通缉，在朝鲜难以立足，便来到中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大哥回朝鲜秘密组织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不久就病故了;二哥进了云南讲武堂，后参加北伐，英勇牺牲。一直想把小儿子留在身边的母亲经历这些大起大落、血泪交织的生死变故，毅然把郑律成送到战火纷飞的延安——这个歌声起伏的天地。
　　“七七事变”后，郑律成在爱国人士李公朴的资助下，于1937年10月由上海到达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他善于指挥数千人的大合唱，也能在联欢会上一个人引吭高歌。
　　进入延安的第二年，郑律成就谱出了闻名遐迩的《延安颂》。延安的街头、延河边，山山野野，到处人山人海，歌声如潮。郑律成常常老远就跑来，找丁雪松商量文娱方面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谈音乐，谈身世，谈经历。两人的出身一样贫苦，年龄相当，谈到高兴处，两人便站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对着长河落日，塞上古城放声高歌。郑律成听了丁雪松的歌声，称赞她是一位很不错的女中音。他哪里知道，早在重庆市的教会学校文德女中学习时，丁雪松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吹洞箫、横笛，还会弹风琴，而且开始接触西方宗教音乐，被吸收到唱诗班。想不到半年之后，她会在如此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异国朋友一起发出这样荡人心魂的肺腑之音。
　　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她惊讶地看到全屋被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盆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妮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丁雪松的心怦怦直跳，她明白是美妙的歌声，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但不知何故，郑律成突然受到怀疑、询问和审查，有人反复劝说丁雪松，让她与郑律成趁早断绝往来。丁雪松回答：“我宁愿永远等着他。”1941年年底，参加过长征的朝鲜同志、八路军炮团团长武亭来延安开会，出面作证，郑律成才得到解脱。
　　郑律成与丁雪松成婚那天，周扬主持婚礼，宾客挤满窑洞。郑律成是个好猎手，打了两只黄羊招待大伙，红红火火地热闹了半宿。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那时的延安，生活非常艰难。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郑律成卖掉自己千里迢迢背进延安的心爱的小提琴，并且给女儿起名小提。有一次，女儿发烧，他拿着前线带回来的退燒药，用针管打进女儿的身体里，竟然奇迹般的帮女儿退烧成功了。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郑律成在朝鲜工作期间，为朝鲜人民谱写了《朝鲜人民进行曲》《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在朝鲜军民中广为流传。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律成经常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歌唱白云山》等，鼓舞志愿军抗击中朝人民共同的敌人。
　　郑律成在朝鲜时，丁雪松也去了平壤。夫妻二人分别为各自的国家工作，丁雪松担任华侨联合会总会委员长及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到了1950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平壤建立大使馆，郑律成和丁雪松夫妻俩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夫妻之中，必须有一人加入另一方的国籍，不然，只有分开。连续几个夜晚，两人决断不下，不能成眠。中国毕竟是郑律成的第二故乡，对丁雪松和孩子，他更怕想到割舍二字。后经周恩来批准，郑律成加入了中国国籍。夫妻二人心满意足地回到中国。
　　中国、朝鲜，两个国家的军歌均出自一个音乐家之手，这对音乐家夫妻又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国度，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子。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从外地赶回北京。他准备谱写有关周恩来的组歌，以纪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然而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郑律成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在郑律成离开的日子里，丁雪松一直在痛苦的回忆中煎熬，他们从未一起到外地休假或旅行，总把这一天留到遥远的将来。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因郑律成的骤然病逝戛然而止，但他们共同培育的爱情之花，却永远盛开在延河边。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