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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部名栏工程启动至今已有十年。以此为契机，全面回顾十年建设中名栏所取得的成绩，既有利于名栏坚定办栏信心，也有利于激励更多的高校社科期刊以名栏为榜样，办好栏目，争创名栏。名栏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在于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学科建设的进程、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学术新人的培养、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高校社科期刊竞相争创名栏良好氛围的形成以及办栏举措的多样化。同时，一些名栏也出现了刊出期次、发文量与优质文章有所减少、服务社会与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功能发挥不够的情况，遭遇了难以持续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名栏工程；名栏建设；名栏成绩；发展瓶颈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1012706
教育部名栏工程启动已整整十年，期间分三批共评出65家名栏。经过奋力打拼，名栏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值此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名栏工程建设进行全面审视，推进名栏工程的健康发展。本文拟通过一些典型实例、事实和数据，对十年名栏建设之喜、之忧进行一个大概轮廓的勾画。
一、名栏建设之喜
十年名栏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但要总结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文主要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本体功能的角度，将所取得的成绩归纳为“八个推动”。
（一）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及其名栏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很多知名学报的发刊词都明确了这个重要功能。比如最早的《东吴月报》，其创刊号《学桴》的发刊词写道：“东吴学堂成立者逾五年。西士谋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1]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上也写道：“（月刊）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2]陈望道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发刊词》中说：“认定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贯彻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3]各名栏本着这种办刊理念，为推动学术研究采取了多种措施，也都各有成效，其中的细化研究和深化研究值得一说。
所谓细化研究，就是以学术大视野研究名栏所确定的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一些研究地方文化的名栏，没有局限于狭隘的文化定义，而是着眼于大文化，如《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闽江学院学报》的“闽文化研究”、《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赤峰学院学报》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等名栏，研究内容涉及当地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文化遗存、制度规约、民间技艺、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家族兴衰、学术流派、学术思想、名人大师、革命传统，等等。这种全方位的细化研究，不仅推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而且还促进了所在学校和当地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地域文化和学术的蓬勃发展。这是名栏工程启动之前罕有的精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所谓深化研究，是指名栏的专题研究，这是名栏建设过程中悄然兴起的一种办栏模式。如《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区域开发”、《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装饰》的“特别策划”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理学论坛”等名栏，策划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这种办栏模式之所以能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因为有限的单篇文章难以形成集中、深入、系统的学术成果，栏目专题研究更有利于知识的明辨与激发思想，形成的影响远大于单篇文章，也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种专题研究可以做到多角度、多层面、跨学科，是有序的而不是杂乱的，是成规模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因此，对读者有着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的震撼力。比如，《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研究的专题是“红船精神”，共发有9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阐发“红船精神”，既具有历史厚重感，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人以教育、启迪、振奋；穿越历史风云，放眼当今盛世，让人深感“红船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无穷力量。9篇佳作传递的正是这种正能量，能使读者的理想信念得以升华、心灵得以洗礼、生命增添活力。该名栏2015年第4期的专题又有9篇论“红船精神”的文章。与上次相比，这次的文章对“红船精神”论述得更深入，新观点更多，学理性更强，涉及的学科更广，使人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见，栏目专题研究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名栏建设推动了学科建设的进程
推动学科建设是高校学术期刊的又一重要功能，当然也是名栏应有的功能。学术研究与学科是密切相关的，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就没有学科的发展。山东大学前校长徐显明在《<文史哲>创刊50周年》的献辞中说：“几乎没有历史的山大历史系在50年代的繁荣鼎盛、声被学林，堪与一些名牌历史系媲美，可以说完全是《文史哲》之所赐。杂志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于此可以得到充分说明。”[4]各名栏注重凸显学科特色，有关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推动显而易见。
比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名栏围绕所确定的核心论题，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仅为中国留学生研究取得了大量开创性的成果，而且为“留学史”这门学科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栏目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以栏目为阵地，推动了学校学科、学位点的建设，先后成功地申报了以留学生研究为主要方向的专门史硕、博点，使学科建设有了依托；二是名栏优质论文结集出版的《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留学生词典》《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等著作，为“留学史”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打下了史料基础；三是名栏的大量研究成果，为“留学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名栏，对于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环境资源法学是法学的新兴学科，处在起步阶段，直到世纪之交从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专业人才很少，硕、博士点更是屈指可数，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创建环境资源法学这样一门学科。在这种情势下，该学报果断策划开办“资源环境研究”专栏。不出几年，该栏目异军突起，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质论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学校管理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博士点的成功申报，为环境资源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吸引了更多的知名学者和学术新秀，作者队伍不断得以壮大，他们的研究成果又为环境资源法学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对此，中国环境资源法学学会会长蔡守秋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一名栏“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名栏为学报界所熟知，因为不少学报人既支持又受惠于这一栏目。该栏目责任编辑对名栏推动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方面作了如下评价：“编辑学研究”栏目所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宣传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批判了编辑无学的观点，催生了学校编辑学专业的创办和成长；所刊发的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总结了老一辈的编辑实践经验，培养了作者新人，为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参考和人才支持。事实的确如此，“编辑学研究”名栏对于推动全国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对于编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创立、成熟和发展，可以说是贡献多多、功不可没。
凡此种种，各名栏大体都是从研究成果、理论支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相关学科建设的，只是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
（三）名栏建设推动了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
大学所办社科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5]。“社会服务”是体现社科学术期刊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名栏更应发挥这一功能。事实上，许多名栏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出色。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注重话题的引领作用。如前不久入选百强社科期刊的《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高度关注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效率与公平兼顾、科技创新以及五大统筹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刊发的文章特别注重话题的引领作用。比如，在政府制定“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方案之前，该名栏就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后来该文的作者还参与了方案的研究和起草；比如，该名栏早先发表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和城乡大病医保问题研究的系列文章，其理论观点、建议主张，与国家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一些公共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改革方案也都密切相关。这表明，“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所确定的一些话题具有前瞻性，因而也就发挥了引领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编辑人员具有敏锐的眼光，大量占有相关信息，准确把握社会的脉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定有引领作用的话题，这是很有难度的。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特别注重前沿性问题的研究。如同样是前不久入选百强社科期刊的《重庆大学学报》的“区域开发”名栏，对于区域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性问题，总是能及时组织文章进行深入研讨。比如，该名栏发表的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立法理论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利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经济法》所吸纳，其有关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制研究成果，被有关部门报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参阅。比如，该名栏研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两大国家战略的系列文章中所提出的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主张，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学界的好评，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得相当好。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坚持理论创新和产学研相结合并重。如《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的“物流研究”名栏刊发了一系列有创新性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的“大物流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物流基础理论取得的重要突破的原创性成果，是物流领域的一场革命，为现代物流奠定了理论基石。与此同时，该名栏十分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刊发论文中约有50%属国家、省部级或行业学会的立项课题成果，与企业、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部分观点和主张为政府和企业所采纳。名栏为社会服务重在创新理论、重在结合实践的做法，很值得倡扬。
有的名栏坚持正义，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如《西藏大学学报》的“藏学研究”名栏，约请名家，挥毫撰文，以大量的事实和翔实的资料，论证西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回击了达赖分裂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散布的“西藏文化毁灭论”，为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的名栏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名栏曾就环境与健康问题设专题研究，从环境法制、环境监管体制以及环境标准的健康值等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这些研究直接关乎民众的生存环境安全和身体健康，其重要性自不必多说。
有的名栏为国家安全和社会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持。如《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名栏就开展了孙子兵法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孙子兵法与台海问题研究、孙子兵法与社会管理研究。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很多名栏文章凡涉及服务社会的内容都不是对现行政策作具体解读，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力求发挥理论支撑作用。从这一角度实现学术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很多名栏编辑把握得相当准确。
（四）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
办刊人的神圣职责不只是要创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要尽一切办法将研究成果传播出去，传播的空间越广越好，传播的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延长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名栏建设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近年来，各名栏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个推动学术研究成果有效传播的好做法，就是将名栏发表的优质文章定期或不定期地结集出版，成规模地推向读者。据估计，现在的57家名栏推出了近百种各类学术论文集。比如《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出版有《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和《群岛之辩：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名栏出版有《名人论孙子》《兵法经营学纵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名栏出版有三大本《船山研究论文选集》，《闽江学院学报》的“闽文化研究”名栏出版有《闽文化的前史今声》《闽文化的人文解读》《闽文化的历史思辨》， 《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出版有两大本《嘉兴名人论丛》，《广州大学学报》的“廉政论坛”名栏出版有《反腐倡廉伦》《廉洁生态论》等共六大本论文集，等等。据了解，不少名栏将继续坚持这一做法，如《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名栏正在将研究成果集萃为15本论文集陆续推出。从已出版的各类“论文集”看，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不少“论文集”刚一出版，有关报刊、网络媒体就纷纷报道推介；很多知名学科专家兴奋地挥笔著文，发表评论。比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如此称赞《邯郸学院学报》“赵文化研究”名栏出版的《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所收各篇主题更加集中，论析更加深入，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泛，这是赵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体现。”比如，中央党校谢邦宁教授赞扬《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名栏《中国留学生辞典》的出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辞典当属一部创始之作。”比如，蔡守秋教授评价“资源环境研究”名栏出版的《环境资源法探索》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值得细品的好书。”专家的这类评价举不胜举。有的“论文集”印制3 000册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有的“论文集”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竟然出现了脱销现象。这些事实表明，各名栏将学术研究成果汇集出书进行成规模、集中再传播，很有冲击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也进一步提高了名栏及其所在刊物的知名度。应该说，这是名栏建设的又一可喜成绩。 而今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的来源和渠道，面对新媒体环境，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更快速、更精准、更有效的传播到位，这是摆在办刊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方面，《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新人的培养
学术的传承和相续不只是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的薪火相传，还包括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承前启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刊词写道：“为了鼓励青年迅速提高研究能力，积极向科学进军，我们也选择刊载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及由各系推荐的本科生的优秀论文。”[6]因此，学术刊物培养学术新人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也是高校社科学术刊物的又一个重要功能。作为其名栏发挥这一功能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各名栏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比如《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就很重视发现和培养经济学新人，作者队伍中除了知名专家，还有大批青年学人。编辑们对青年学人倾注满腔热情，不仅耐心向他们转述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还悉心指导文章修改。很多青年作者对此很感动，将“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比如《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名栏一直坚持“组约名家稿件，培养青年才俊”，每期基本上都有年轻作者的研究成果。比如《殷都学刊》的“殷商文化研究”名栏，为了培养年轻作者群体，他们采取通信联系、邮寄刊物和到单位亲自拜访等方式，与不少年轻博士、副教授和硕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既获得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帮助了他们的成长。比如《郑州大学学报》的“美学·环境美学研究”名栏以栏目为阵地，把环境美学研究与学术队伍建设相结合，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因此，他们在倚重有影响、有权威的著名作者的同时，又注重发掘和培养有潜力、有后劲的中青年作者，为他们提供平台。经统计，该名栏2012-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青年学者占到了2/3。“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在2015年发表的31篇论文中，有15位作者是中青年学人，占比42%。《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名栏更是青年学人成长成才的平台，他们的处女作在该栏目发表后，受到很大鼓舞，由此起步，逐渐迈向学术殿堂，成为中国编辑出版战线上一支高素质的生力军。
事实表明，名栏只有忠实地履行培养学术新人的天职，名栏所研究的学术才有生机与活力，才能推陈出新，才有后发优势，栏目本身也才能历久不衰、持续发展。各名栏在这方面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积累了许多经验。
（六）名栏建设推动了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
通过名栏建设推动名栏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是名栏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从实际看，各名栏都在奔向这一目标的路上，只不过是奔跑的速度快慢有别而已，总体都在前进。有两组数据可以表明名栏推动了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
第一组数据是65家名栏所在刊物进入高端期刊的占比情况。65家名栏所在刊物有8家升级为教育部名刊，占比12%；有16家名栏所在刊物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占比25%；有7家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占比11%。三项相加所占比例为48%。这就是说，65家名栏中有48%的名栏所在刊物已跨入高端期刊的行列。
第二组数据是57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所在刊物入选核心期刊的占比情况。当前，名栏所在刊物中有35家（包括扩展版）入选CSSCI来源期刊，占比61.4%；有31家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占比54.4%；有45家（包括扩展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占比78.9%。57家名栏中入选三种核心期刊的28种，占比49.1%；入选两种核心期刊的9家，占比15.8%；入选一种核心期刊的12家，占比21.1%。三者合计，86.0%的名栏所在刊物入选了核心期刊。这两组数据表明，大部分名栏所在刊物处在了期刊较高的层级，也就是说整体质量有较大提高。达到如此程度，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名栏建设的推动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衡量刊物的质量，数据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刊物在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分量，他们是否认可，是否乐于为之撰稿。事实上，很多名栏及其所在刊物得到了众多学界名流的支持。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的“北京学研究”名栏得到了侯仁之、罗哲文、徐苹芳等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支持，他们所赐的大作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比如《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名栏，受到了著名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的长期关注，不仅赐稿，还为之具体指导；比如《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名栏受到了影视界与学界名人的青睐并给予支持，如著名导演谢晋、李安，以及知名学者张颐武、李道新、丁亚平、倪震、尹鸿、周斌等，都曾为该名栏提供高质量论文；比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民办高等教育”名栏倚重教育界赫赫有名的潘懋元、顾明远、陶西平以及阎凤桥等教授的支持，确保了名栏水平的提高；比如《东南大学学报》的“艺术学研究”名栏刊发了王学仲、邢莉、尹文等学界前辈的鸿篇名作，受到了学界的好评。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绝大部分名栏及其所在刊物都得到了相关学科领军人物的支持，刊发了他们的优秀研究成果。正因如此，名栏及所在刊物的学术质量得以提高，知名度得以提高。由此可见，名栏建设对于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名栏建设推动了高校社科期刊界竞相争创名栏良好氛围的形成
名栏工程启动后，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深受鼓舞，认为从此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于是纷纷乘风扬帆，研究新的发展谋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力争把期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力争创办名栏。十年来，这种竞相争创名栏的良好氛围越来越浓，涌现出的特色栏目越来越多。比如，第二、三批申报名栏的期刊都在150家以上；比如，2014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出的特色栏目多达217家。这是在名栏建设推动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名栏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没有名栏建设，很多期刊的办刊目标不会这样明确，也就不会有各自独放异彩的亮点。 在争创名栏的热潮中，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编辑部和很多感动学报界的主编。比如，《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和主编为争创名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争取到众多知名学者、专家的支持，刊发了一批批优质论文，在学界影响广泛，获得许多学科专家的高度评价。正是这种争创名栏差异化的竞争，调动了高校学术期刊界的积极性，激发了众多编辑和主编的智慧，从而创办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栏目。可以预言，只要保持这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名栏阵营会更壮大，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刊物会日益增多。
（八）名栏建设推动了办栏举措的多样化
为了办好名栏，各名栏编者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举措，为名栏和其他的栏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举措包括：第一，突出问题意识，强化专题理念，围绕专题组织文章，研究集中而深透，改变了论文拼盘式的办栏模式，效果良好。第二，主动与本校相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协同建设名栏。第三，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借以交流学术，结识专家，壮大作者队伍，深度开发优质稿源。第四，加强与相关专业刊物沟通联系，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信息彼此享用，稿源互通有无，共建交流发展平台。第五，建立专家参与办栏机制，或聘权威专家担任顾问，从宏观上给予指导；或请学科专家作栏目主持人，帮助专题设计，把控文章质量；或邀教授、博导和编辑共同策划选题，确保选题质量；或召开学科专家和期刊专家座谈会，为名栏把脉会诊，建言献策，不断优化名栏建设。第六，围绕名栏核心内容，坚持每年精心打造一期特刊，借以强化规模，扩大影响。第七，定期或不定期将名栏优质论文结集出版，集中推向社会，进行再传播。第八，定期举行论文评奖活动，通过隆重的颁奖仪式，借以展示成果，鼓舞作者，吸纳名作，借重媒体，扩大宣传。
上述“八个推动”表明，名栏是所在期刊独有的、最大的亮点和看点，起着压舱石的作用，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八个推动”也为构建科学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提供了思考的路径。十年的名栏建设，为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找准了目标，蹚出了路子，摸索了方法，积累了经验，其影响必定持久而深远。
二、名栏建设之忧
名栏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令人振奋的，但在建设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值得引起名栏编者们的深思。
一是部分名栏出现“三个减少”的情况。首先，部分名栏刊出的期次减少。2012年至2014年，第一、二批32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中，有7家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中断现象。有的是时断时续，有的是连续中断。名栏只有保持连续性，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否则，就引不起读者重视，甚至会被读者遗忘。其次，部分名栏发文量减少。2012年至2014年，第一、二批32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中，期均发文1篇的有6家（占18.75%）；期均发文2篇的有5家（占15.63%），两者相加，占比达34.38%，显然发文量过少。名栏只有保持一定的、有质量的发文量，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引起读者的关注，发文量过少就起不到这种作用。最后，部分名栏刊发的优质文章减少。不少名栏的编辑反映现在优质稿源的开发难度很大，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优质稿件持续供给不足。
二是部分名栏出现“两个不够”的情况。首先，部分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不够。在名栏服务社会这一问题上，特别是那些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名栏，理应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得更好，从而为有关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但有些名栏编者对此了解不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功能。今后如何发挥好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问题，恐怕应该多加思考。其次，部分名栏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提高不够。名栏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各自功能的发挥是不平衡的，有的名栏功能发挥得好一些，有的名栏功能发挥得就差一些，如部分名栏在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提高方面就不够。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对名栏的编者们而言，应该对此加以总结并有所作为。
三是名栏建设遭遇了“一个瓶颈”。名栏建设过程中部分名栏出现“三个减少”的现象，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名栏建设遇到了难以持续发展的瓶颈。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的名栏不在少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栏目在评为名栏之前就已经办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如何延续就成为问题；有的名栏确定的核心论题涉及面较窄，如何扩展就成为问题；有的名栏不具有唯一性，类似的栏目较多，竞争激烈，发展空间被挤占而成为问题；有的名栏不善于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无法打造升级版而成为问题；有的名栏所在刊物的层级较低，很难吸引优质稿件，致使发展成为问题，等等。
面对名栏建设的困境，需要集思广益，认真研究，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多种应对策略。如此，瓶颈能突破，难题也能解决，名栏建设的前景将无限光明。参考文献：
[1]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33.
[2]蔡元培.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
[3]陈望道.发刊词[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年第1号.
[4]徐显明. 《文史哲》与山东大学文科建设——《文史哲》创刊50周年献辞[J].文史哲，2001（3）.
[5]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Z].教社科[2015]1号.
[6]陈垣.发刊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1）.
（责任编辑彭建国）
关键词：名栏工程；名栏建设；名栏成绩；发展瓶颈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1012706
教育部名栏工程启动已整整十年，期间分三批共评出65家名栏。经过奋力打拼，名栏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值此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名栏工程建设进行全面审视，推进名栏工程的健康发展。本文拟通过一些典型实例、事实和数据，对十年名栏建设之喜、之忧进行一个大概轮廓的勾画。
一、名栏建设之喜
十年名栏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但要总结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文主要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本体功能的角度，将所取得的成绩归纳为“八个推动”。
（一）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及其名栏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很多知名学报的发刊词都明确了这个重要功能。比如最早的《东吴月报》，其创刊号《学桴》的发刊词写道：“东吴学堂成立者逾五年。西士谋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1]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上也写道：“（月刊）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2]陈望道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发刊词》中说：“认定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贯彻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3]各名栏本着这种办刊理念，为推动学术研究采取了多种措施，也都各有成效，其中的细化研究和深化研究值得一说。
所谓细化研究，就是以学术大视野研究名栏所确定的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一些研究地方文化的名栏，没有局限于狭隘的文化定义，而是着眼于大文化，如《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闽江学院学报》的“闽文化研究”、《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赤峰学院学报》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等名栏，研究内容涉及当地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文化遗存、制度规约、民间技艺、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家族兴衰、学术流派、学术思想、名人大师、革命传统，等等。这种全方位的细化研究，不仅推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而且还促进了所在学校和当地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地域文化和学术的蓬勃发展。这是名栏工程启动之前罕有的精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所谓深化研究，是指名栏的专题研究，这是名栏建设过程中悄然兴起的一种办栏模式。如《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区域开发”、《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装饰》的“特别策划”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理学论坛”等名栏，策划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这种办栏模式之所以能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因为有限的单篇文章难以形成集中、深入、系统的学术成果，栏目专题研究更有利于知识的明辨与激发思想，形成的影响远大于单篇文章，也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种专题研究可以做到多角度、多层面、跨学科，是有序的而不是杂乱的，是成规模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因此，对读者有着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的震撼力。比如，《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研究的专题是“红船精神”，共发有9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阐发“红船精神”，既具有历史厚重感，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人以教育、启迪、振奋；穿越历史风云，放眼当今盛世，让人深感“红船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无穷力量。9篇佳作传递的正是这种正能量，能使读者的理想信念得以升华、心灵得以洗礼、生命增添活力。该名栏2015年第4期的专题又有9篇论“红船精神”的文章。与上次相比，这次的文章对“红船精神”论述得更深入，新观点更多，学理性更强，涉及的学科更广，使人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见，栏目专题研究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名栏建设推动了学科建设的进程
推动学科建设是高校学术期刊的又一重要功能，当然也是名栏应有的功能。学术研究与学科是密切相关的，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就没有学科的发展。山东大学前校长徐显明在《<文史哲>创刊50周年》的献辞中说：“几乎没有历史的山大历史系在50年代的繁荣鼎盛、声被学林，堪与一些名牌历史系媲美，可以说完全是《文史哲》之所赐。杂志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于此可以得到充分说明。”[4]各名栏注重凸显学科特色，有关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推动显而易见。
比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名栏围绕所确定的核心论题，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仅为中国留学生研究取得了大量开创性的成果，而且为“留学史”这门学科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栏目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以栏目为阵地，推动了学校学科、学位点的建设，先后成功地申报了以留学生研究为主要方向的专门史硕、博点，使学科建设有了依托；二是名栏优质论文结集出版的《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留学生词典》《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等著作，为“留学史”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打下了史料基础；三是名栏的大量研究成果，为“留学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名栏，对于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环境资源法学是法学的新兴学科，处在起步阶段，直到世纪之交从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专业人才很少，硕、博士点更是屈指可数，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创建环境资源法学这样一门学科。在这种情势下，该学报果断策划开办“资源环境研究”专栏。不出几年，该栏目异军突起，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质论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学校管理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博士点的成功申报，为环境资源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吸引了更多的知名学者和学术新秀，作者队伍不断得以壮大，他们的研究成果又为环境资源法学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对此，中国环境资源法学学会会长蔡守秋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一名栏“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名栏为学报界所熟知，因为不少学报人既支持又受惠于这一栏目。该栏目责任编辑对名栏推动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方面作了如下评价：“编辑学研究”栏目所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宣传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批判了编辑无学的观点，催生了学校编辑学专业的创办和成长；所刊发的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总结了老一辈的编辑实践经验，培养了作者新人，为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参考和人才支持。事实的确如此，“编辑学研究”名栏对于推动全国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对于编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创立、成熟和发展，可以说是贡献多多、功不可没。
凡此种种，各名栏大体都是从研究成果、理论支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相关学科建设的，只是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
（三）名栏建设推动了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
大学所办社科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5]。“社会服务”是体现社科学术期刊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名栏更应发挥这一功能。事实上，许多名栏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出色。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注重话题的引领作用。如前不久入选百强社科期刊的《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高度关注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效率与公平兼顾、科技创新以及五大统筹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刊发的文章特别注重话题的引领作用。比如，在政府制定“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方案之前，该名栏就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后来该文的作者还参与了方案的研究和起草；比如，该名栏早先发表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和城乡大病医保问题研究的系列文章，其理论观点、建议主张，与国家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一些公共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改革方案也都密切相关。这表明，“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所确定的一些话题具有前瞻性，因而也就发挥了引领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编辑人员具有敏锐的眼光，大量占有相关信息，准确把握社会的脉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定有引领作用的话题，这是很有难度的。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特别注重前沿性问题的研究。如同样是前不久入选百强社科期刊的《重庆大学学报》的“区域开发”名栏，对于区域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性问题，总是能及时组织文章进行深入研讨。比如，该名栏发表的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立法理论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利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经济法》所吸纳，其有关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制研究成果，被有关部门报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参阅。比如，该名栏研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两大国家战略的系列文章中所提出的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主张，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学界的好评，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得相当好。
有的名栏在服务社会方面坚持理论创新和产学研相结合并重。如《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的“物流研究”名栏刊发了一系列有创新性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的“大物流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物流基础理论取得的重要突破的原创性成果，是物流领域的一场革命，为现代物流奠定了理论基石。与此同时，该名栏十分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刊发论文中约有50%属国家、省部级或行业学会的立项课题成果，与企业、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部分观点和主张为政府和企业所采纳。名栏为社会服务重在创新理论、重在结合实践的做法，很值得倡扬。
有的名栏坚持正义，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如《西藏大学学报》的“藏学研究”名栏，约请名家，挥毫撰文，以大量的事实和翔实的资料，论证西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回击了达赖分裂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散布的“西藏文化毁灭论”，为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的名栏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的“资源环境研究”名栏曾就环境与健康问题设专题研究，从环境法制、环境监管体制以及环境标准的健康值等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这些研究直接关乎民众的生存环境安全和身体健康，其重要性自不必多说。
有的名栏为国家安全和社会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持。如《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名栏就开展了孙子兵法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孙子兵法与台海问题研究、孙子兵法与社会管理研究。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很多名栏文章凡涉及服务社会的内容都不是对现行政策作具体解读，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力求发挥理论支撑作用。从这一角度实现学术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很多名栏编辑把握得相当准确。
（四）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
办刊人的神圣职责不只是要创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要尽一切办法将研究成果传播出去，传播的空间越广越好，传播的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延长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名栏建设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近年来，各名栏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个推动学术研究成果有效传播的好做法，就是将名栏发表的优质文章定期或不定期地结集出版，成规模地推向读者。据估计，现在的57家名栏推出了近百种各类学术论文集。比如《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名栏出版有《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和《群岛之辩：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滨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名栏出版有《名人论孙子》《兵法经营学纵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名栏出版有三大本《船山研究论文选集》，《闽江学院学报》的“闽文化研究”名栏出版有《闽文化的前史今声》《闽文化的人文解读》《闽文化的历史思辨》， 《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出版有两大本《嘉兴名人论丛》，《广州大学学报》的“廉政论坛”名栏出版有《反腐倡廉伦》《廉洁生态论》等共六大本论文集，等等。据了解，不少名栏将继续坚持这一做法，如《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名栏正在将研究成果集萃为15本论文集陆续推出。从已出版的各类“论文集”看，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不少“论文集”刚一出版，有关报刊、网络媒体就纷纷报道推介；很多知名学科专家兴奋地挥笔著文，发表评论。比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如此称赞《邯郸学院学报》“赵文化研究”名栏出版的《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所收各篇主题更加集中，论析更加深入，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泛，这是赵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体现。”比如，中央党校谢邦宁教授赞扬《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名栏《中国留学生辞典》的出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辞典当属一部创始之作。”比如，蔡守秋教授评价“资源环境研究”名栏出版的《环境资源法探索》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值得细品的好书。”专家的这类评价举不胜举。有的“论文集”印制3 000册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有的“论文集”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竟然出现了脱销现象。这些事实表明，各名栏将学术研究成果汇集出书进行成规模、集中再传播，很有冲击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也进一步提高了名栏及其所在刊物的知名度。应该说，这是名栏建设的又一可喜成绩。 而今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的来源和渠道，面对新媒体环境，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更快速、更精准、更有效的传播到位，这是摆在办刊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方面，《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名栏建设推动了学术新人的培养
学术的传承和相续不只是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的薪火相传，还包括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承前启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刊词写道：“为了鼓励青年迅速提高研究能力，积极向科学进军，我们也选择刊载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及由各系推荐的本科生的优秀论文。”[6]因此，学术刊物培养学术新人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也是高校社科学术刊物的又一个重要功能。作为其名栏发挥这一功能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各名栏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比如《财经研究》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就很重视发现和培养经济学新人，作者队伍中除了知名专家，还有大批青年学人。编辑们对青年学人倾注满腔热情，不仅耐心向他们转述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还悉心指导文章修改。很多青年作者对此很感动，将“公共经济与管理”名栏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比如《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名栏一直坚持“组约名家稿件，培养青年才俊”，每期基本上都有年轻作者的研究成果。比如《殷都学刊》的“殷商文化研究”名栏，为了培养年轻作者群体，他们采取通信联系、邮寄刊物和到单位亲自拜访等方式，与不少年轻博士、副教授和硕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既获得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帮助了他们的成长。比如《郑州大学学报》的“美学·环境美学研究”名栏以栏目为阵地，把环境美学研究与学术队伍建设相结合，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因此，他们在倚重有影响、有权威的著名作者的同时，又注重发掘和培养有潜力、有后劲的中青年作者，为他们提供平台。经统计，该名栏2012-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青年学者占到了2/3。“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名栏在2015年发表的31篇论文中，有15位作者是中青年学人，占比42%。《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名栏更是青年学人成长成才的平台，他们的处女作在该栏目发表后，受到很大鼓舞，由此起步，逐渐迈向学术殿堂，成为中国编辑出版战线上一支高素质的生力军。
事实表明，名栏只有忠实地履行培养学术新人的天职，名栏所研究的学术才有生机与活力，才能推陈出新，才有后发优势，栏目本身也才能历久不衰、持续发展。各名栏在这方面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积累了许多经验。
（六）名栏建设推动了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
通过名栏建设推动名栏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是名栏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从实际看，各名栏都在奔向这一目标的路上，只不过是奔跑的速度快慢有别而已，总体都在前进。有两组数据可以表明名栏推动了所在刊物质量的提高。
第一组数据是65家名栏所在刊物进入高端期刊的占比情况。65家名栏所在刊物有8家升级为教育部名刊，占比12%；有16家名栏所在刊物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占比25%；有7家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占比11%。三项相加所占比例为48%。这就是说，65家名栏中有48%的名栏所在刊物已跨入高端期刊的行列。
第二组数据是57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所在刊物入选核心期刊的占比情况。当前，名栏所在刊物中有35家（包括扩展版）入选CSSCI来源期刊，占比61.4%；有31家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占比54.4%；有45家（包括扩展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占比78.9%。57家名栏中入选三种核心期刊的28种，占比49.1%；入选两种核心期刊的9家，占比15.8%；入选一种核心期刊的12家，占比21.1%。三者合计，86.0%的名栏所在刊物入选了核心期刊。这两组数据表明，大部分名栏所在刊物处在了期刊较高的层级，也就是说整体质量有较大提高。达到如此程度，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名栏建设的推动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衡量刊物的质量，数据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刊物在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分量，他们是否认可，是否乐于为之撰稿。事实上，很多名栏及其所在刊物得到了众多学界名流的支持。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的“北京学研究”名栏得到了侯仁之、罗哲文、徐苹芳等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支持，他们所赐的大作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比如《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名栏，受到了著名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的长期关注，不仅赐稿，还为之具体指导；比如《上海大学学报》的“影视理论研究”名栏受到了影视界与学界名人的青睐并给予支持，如著名导演谢晋、李安，以及知名学者张颐武、李道新、丁亚平、倪震、尹鸿、周斌等，都曾为该名栏提供高质量论文；比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民办高等教育”名栏倚重教育界赫赫有名的潘懋元、顾明远、陶西平以及阎凤桥等教授的支持，确保了名栏水平的提高；比如《东南大学学报》的“艺术学研究”名栏刊发了王学仲、邢莉、尹文等学界前辈的鸿篇名作，受到了学界的好评。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绝大部分名栏及其所在刊物都得到了相关学科领军人物的支持，刊发了他们的优秀研究成果。正因如此，名栏及所在刊物的学术质量得以提高，知名度得以提高。由此可见，名栏建设对于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名栏建设推动了高校社科期刊界竞相争创名栏良好氛围的形成
名栏工程启动后，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深受鼓舞，认为从此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于是纷纷乘风扬帆，研究新的发展谋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力争把期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力争创办名栏。十年来，这种竞相争创名栏的良好氛围越来越浓，涌现出的特色栏目越来越多。比如，第二、三批申报名栏的期刊都在150家以上；比如，2014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出的特色栏目多达217家。这是在名栏建设推动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名栏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没有名栏建设，很多期刊的办刊目标不会这样明确，也就不会有各自独放异彩的亮点。 在争创名栏的热潮中，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编辑部和很多感动学报界的主编。比如，《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和主编为争创名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争取到众多知名学者、专家的支持，刊发了一批批优质论文，在学界影响广泛，获得许多学科专家的高度评价。正是这种争创名栏差异化的竞争，调动了高校学术期刊界的积极性，激发了众多编辑和主编的智慧，从而创办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栏目。可以预言，只要保持这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名栏阵营会更壮大，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刊物会日益增多。
（八）名栏建设推动了办栏举措的多样化
为了办好名栏，各名栏编者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举措，为名栏和其他的栏目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举措包括：第一，突出问题意识，强化专题理念，围绕专题组织文章，研究集中而深透，改变了论文拼盘式的办栏模式，效果良好。第二，主动与本校相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协同建设名栏。第三，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借以交流学术，结识专家，壮大作者队伍，深度开发优质稿源。第四，加强与相关专业刊物沟通联系，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信息彼此享用，稿源互通有无，共建交流发展平台。第五，建立专家参与办栏机制，或聘权威专家担任顾问，从宏观上给予指导；或请学科专家作栏目主持人，帮助专题设计，把控文章质量；或邀教授、博导和编辑共同策划选题，确保选题质量；或召开学科专家和期刊专家座谈会，为名栏把脉会诊，建言献策，不断优化名栏建设。第六，围绕名栏核心内容，坚持每年精心打造一期特刊，借以强化规模，扩大影响。第七，定期或不定期将名栏优质论文结集出版，集中推向社会，进行再传播。第八，定期举行论文评奖活动，通过隆重的颁奖仪式，借以展示成果，鼓舞作者，吸纳名作，借重媒体，扩大宣传。
上述“八个推动”表明，名栏是所在期刊独有的、最大的亮点和看点，起着压舱石的作用，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八个推动”也为构建科学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提供了思考的路径。十年的名栏建设，为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找准了目标，蹚出了路子，摸索了方法，积累了经验，其影响必定持久而深远。
二、名栏建设之忧
名栏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令人振奋的，但在建设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值得引起名栏编者们的深思。
一是部分名栏出现“三个减少”的情况。首先，部分名栏刊出的期次减少。2012年至2014年，第一、二批32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中，有7家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中断现象。有的是时断时续，有的是连续中断。名栏只有保持连续性，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否则，就引不起读者重视，甚至会被读者遗忘。其次，部分名栏发文量减少。2012年至2014年，第一、二批32家名栏（不包括晋级为教育部名刊的8家）中，期均发文1篇的有6家（占18.75%）；期均发文2篇的有5家（占15.63%），两者相加，占比达34.38%，显然发文量过少。名栏只有保持一定的、有质量的发文量，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引起读者的关注，发文量过少就起不到这种作用。最后，部分名栏刊发的优质文章减少。不少名栏的编辑反映现在优质稿源的开发难度很大，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优质稿件持续供给不足。
二是部分名栏出现“两个不够”的情况。首先，部分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不够。在名栏服务社会这一问题上，特别是那些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名栏，理应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得更好，从而为有关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但有些名栏编者对此了解不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功能。今后如何发挥好名栏服务社会的功能问题，恐怕应该多加思考。其次，部分名栏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提高不够。名栏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各自功能的发挥是不平衡的，有的名栏功能发挥得好一些，有的名栏功能发挥得就差一些，如部分名栏在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提高方面就不够。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对名栏的编者们而言，应该对此加以总结并有所作为。
三是名栏建设遭遇了“一个瓶颈”。名栏建设过程中部分名栏出现“三个减少”的现象，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名栏建设遇到了难以持续发展的瓶颈。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的名栏不在少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栏目在评为名栏之前就已经办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如何延续就成为问题；有的名栏确定的核心论题涉及面较窄，如何扩展就成为问题；有的名栏不具有唯一性，类似的栏目较多，竞争激烈，发展空间被挤占而成为问题；有的名栏不善于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无法打造升级版而成为问题；有的名栏所在刊物的层级较低，很难吸引优质稿件，致使发展成为问题，等等。
面对名栏建设的困境，需要集思广益，认真研究，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多种应对策略。如此，瓶颈能突破，难题也能解决，名栏建设的前景将无限光明。参考文献：
[1]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33.
[2]蔡元培.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
[3]陈望道.发刊词[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年第1号.
[4]徐显明. 《文史哲》与山东大学文科建设——《文史哲》创刊50周年献辞[J].文史哲，2001（3）.
[5]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Z].教社科[2015]1号.
[6]陈垣.发刊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1）.
（责任编辑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