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斗连连，中共武装趁势发展。到1930年中，全国红军发展到13个军，近10万人，枪约6万多支，开辟大小15块苏维埃区域，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李立三的所谓“左倾”盲动，就是由这样迅猛的发展局面刺激催生。
　　 蜂起的中共武装中，活跃于湘、赣、闽边境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部最让蒋介石头疼。1930年7月，彭德怀部趁防军空虚，攻入长沙，创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这虽不意味着红军实力已壮大到可以进攻大城市，但仍使全国为之震惊，几百里外的武汉“杯弓蛇影，几有谈虎色变之慨”。
　　 红军的发展，既借国民党内部纷争乘时而起，又利用多种因素形成的区域空隙。排列当时各苏区的名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利用政权控制软弱的条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不容低估。这就是国民党方面报告提到的：“湘省之匪，驱入赣境，湘军即不再前进，作为匪已逃匿无踪，以粉饰太平；反之，江西亦如此，闽、粤亦如此。”
　　
　　拉锯之始
　　 红军的发展方式，决定着国民党反制的手段。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内部反侧渐平，南京中央就把关注重点放到中共方面，发起对苏区的数次“围剿”。这是针对中共发展路径的反制措施。
　　 “围剿”一般通过设立跨区域军政机构的形式，打破地方条块分割，集中管理，统一事权，消除中共可以利用的地域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对中共武装实施包围，聚而歼之。按照这一设想，蒋介石先后设立南昌“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等机构，统一指导对苏区的围攻。
　　 1930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国共之间漫长的“围剿”与反“围剿”拉锯开始。国民党方面虽屡遭不利，但屡仆屡起。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对垒中，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极具典型意义，开场和解决都充满戏剧性，堪称当年国共斗争纷纭复杂局面的缩影。
　　 毋庸讳言，第一次、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对中共多少尚存轻视，“癣疥之疾”是他对下级提到中共时的用词。两次“围剿”遇挫后，蒋介石才不得不怵惕警醒。1931年6月底，蒋不避暑热，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他一直留在江西，甚至出现在南城、南丰“剿共”前线。由于蒋介石亲自挂帅，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麾下悍将也现身“剿共”名单，一改此前“围剿”军中几无主力部队的状况。国共战争的大戏由此开场。事实上，这也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两个一生的对手在战场上首次碰撞。
　　 第三次“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内部武力纠纷大有重起之势。1931年2月，蒋介石与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问题发生激烈冲突，盛怒之下，蒋拘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此举激起两广方面反蒋声浪。
　　5月，两广成立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大有与蒋武力相见之势。由于拘胡之举有失人心，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不自爱重之过恶”，因此，蒋没有选择与两广正面交锋，而是剑走偏锋，祭出“剿共”旗号，站到国民党内无人可以反对的政治正确一面，转移视线。
　　 两广声言北上，蒋介石却倾力“剿共”，此举看似行险，细究起来却有一石数鸟之效：政治上把握“剿共”大局，两广如坚持出兵则有破坏“剿共”之嫌；军事上大批部队南调至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因此，第二次“围剿”结束一个月后，7月初，蒋即迅速发动第三次“围剿”。
　　
　　受挫
　　 蒋介石的出牌方式大出中共意料。当时，红军主力经过反“围剿”苦战后集中到闽赣边境休整、补充、开辟新区。基于常识，中共认为国民党方面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准备过程。前委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很有代表性，认为国民党军的进攻应在夏收之后，因为那时“有新谷了”，几十万大军供应可以保证。基于此，红军的计划应为：“7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8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
　　 作为一个战略高手，毛泽东很早就懂得红军在夹缝中生存的道理，不会忽视两广局势的变化，因此，他既反对进攻广东“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又不赞成“威胁长江太甚”触动蒋介石，实际期望的乃是坐山观虎斗。
　　 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纯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所以，尽管中共想暂避锋芒，蒋介石却不依不饶。作为国共斗争的对手双方，蒋介石的确是中共的最大对手，但中共却不是蒋介石的唯一对手。这一点，多年后的我们或许可以清楚体察，与国民党激烈对垒的中共未必能够准确定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多少少的失当，让红军一度遭遇困境。
　　 由于红军主力集中在闽赣边境，第三次反“围剿”初期，苏区核心区域兵力严重不足。为打破“围剿”，红军主力不得不从闽西地区出发，转到赣南兴国地区集中。转战途中，红军不断遭遇国民党空军打击，行动艰难。酷暑之中长途行军，对部队也是严重考验：“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
　　 中共党史称此为千里回师，并将其表述为红军大踏步进退的成功案例。仔细观察，这种说法难免以果溯因之嫌。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对此曾客观反省：“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7月下旬，经过长达千里的跋涉，红军人困马乏回到赣西南地区，按照既定计划集结，准备进攻富田，重演第二次反“围剿”在此突破横扫国民党军的好戏。但这一计划早在蒋介石意料之中，富田方向国民党厚集重兵，准备两路夹攻，坐等大鱼上钩。红军冒昧突进，大有堕入对方彀中可能。
　　 8月初，朱德、毛泽东敏锐发现形势不利，毅然决定从国民党军尚未合龙的包围圈中实施穿插，突进到对方外围寻找弱敌作战。7日，红军人衔枚、马摘铃，乘夜遁出包围圈，随即反客为主，抓住国民党军外围几支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部队，先歼灭上官云相四十七师两个团，接着乘胜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再兼程东进，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体现了朱德、毛泽东用兵的审慎、胆魄和果敢，这是红军摆脱初期不利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
　　
　　依违两可
　　 眼看红军就要落入包围圈，却又兔脱而去，而且反戈一击，这令蒋介石大为沮丧。8月3日，蒋介石尚在日记中写道：“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他担心的乃是红军会否漏网，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12日，即大幅度调整“剿共”目标：“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这实际意味着蒋已放弃迅速剿灭中共的计划。
　　 蒋介石“剿共”信心的严重动摇，遭遇挫败自是直接诱因。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蒋对红军原来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可致。不过，8月初的战场虽然未能包歼红军，并被其反戈一击，但国民党军的损失尚远远不足伤及元气，红军打击的本为国军残弱部队，而且相比庞大的参战兵员，损失数量也有限，蒋的这种反应多少有些突兀。
　　 事实上，和其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蒋介石政策调整更重要的原因仍是源于政治考虑。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地方实力派。
　　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
　　 所以，尽管蒋介石作出“剿灭”中共的姿态，但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仍时时会影响他的信心和抉择。蒋这种依违两可的态度，其亲信将领陈诚深有体会。在写给妻子谭祥的家书中，陈诚表示：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唯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
　　 1931年8月至9月间，蒋介石内心已经对“剿共”失去兴趣，但没有像样的成果又不好交差，只好命令部下烧山焚巢，希望以此把红军赶走，算对舆论有个交待。然而，红军哪里会知道蒋介石内心的期待，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与蒋周旋，双方就这样不尴不尬地对峙。
　　 9月初，广东兴兵进窥湖南，蒋介石下令抽兵前往防堵陈济棠部，算是找到比较好的下台阶机会。正因此，蒋在日记中对此的反应是“忧乐交集”。紧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最终找到理由冠冕堂皇地停止了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进程清楚显示，国民党内部的动荡及力量分化组合，仍然是影响国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间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民族危机更对许多事件走向有一锤定音之效。
　　作为一个无法自主的弱国和弱势政权，当年国际、国内形势的每一个重大变化，无不深刻影响着政局发展，国共间斗争只有放到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得到更准确的定位。（待续）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