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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2年秋，江苏省议会在审议十一年度预算案时，削减教育经费并移作议员个人薪金，结果于1923年1月初招致省教育界的强烈反对，进而引发风潮，并将议会、教育界、政府悉数卷入其中。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瞩目。从表面上看，该风波是因议会削减教育经费，议员加薪而起，但其根源性因素在于：一方面，苏省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长期挤压行政开支，以致用于行政开支的经费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则在于议会民主精神失坠，议员多图私利，难以表达公意所致。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风波的考察，探寻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曲折发展中的诸多滞碍性因素。
【关键词】江苏，议会，教育界，教育经费
【中图分类】K26 【文献标IR】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12-07
江苏“议教风潮”是指由于江苏省议会削减十一年度教育经费预算，遭到教育界的激烈抗争，先是校长向议员质询削减原因，其后双方言语不合，发生肢体冲突，继而事态升级引发学潮，并导致省校长集体辞职的风波。此次风波从1923年1月7日爆发至2月末结束，历经近两月，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瞩目。于目前为止，学界对江苏议教之争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相关论著中也并未提及。从表面上看，该事件缘于议会削减教育经费，议员加薪而起，但透过事件本身来看，却反映出当时社会各界对议会政治的失望和议员滥用职权的愤怒与不满。加之当时江苏军费开支严重挤压省财政经费开支，使得其他诸如实业经费、教育经费等各项开支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而议员又常为满足个人一己私欲而削减教育经费，在此种情形之下，议会自然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本文围绕江苏议教纷争作个案研究，具体分析议会、教育界、政府在风潮中的立场与表现，以此探寻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曲折发展中的诸多滞碍性因素。
一、纷争之爆发
1919年4月，苏省第二届议会曾将教育经费与实业经费移作议员公旅费而激起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抨击，并险酿风潮。不过，从当时看，包括教育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比较克制，多是诉诸舆论而并未采取过火的方式来迫使议会取消加薪案。而最终议会也以休会的方式无形中取消了这一议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
1922年秋，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在审议十一年度预算案时，又将省立各校教育经费削减并移作议员个人薪费。1923年1月初江苏省教育行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当时与议省校校长均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函请办理教育预算议员刘文辂到省教育分会当面质询。7日，刘到会，谓“予虽办理教育预算，但裁减各款，系由审查会多数决定，且已经过大会二读、三读，非一人所能负责”。对刘的这一回答，各校长显然无法满意，认为系推脱之词，其后双方言语不合，遂起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刘文辂“被第二师范校长贾丰臻、第五师范校长任诚推倒于地，头角触于阶石，皮破血流”。随后，刘心有不甘，“与贾丰臻任诚同赴地方检察厅起诉”。而同为议员的王纲在获悉刘文辂被殴之后，也随即“邀约多人，赴省署晋见韩省长，请予主持”。而议长徐果人也亲往面见“韩省长，蒋教育厅长，要求撤换贾任二校长，依法惩办”。议员与校长之间的肢体冲突本属个人矛盾，依照司法程序追究当事人责任即可，将事态缩小化。然而，徐既为议长，其一言一行代表整个议会，他的出面自然又被视为支持刘文辂之举。这在无形之中有将个人矛盾转化为议会与教育界矛盾的危险，为事态激化埋下了隐患。
对于议会这一要求，省教育行政会议于8日迅速做出回应，认为“此事关系本省教育前途甚巨，以教育界资格论，本会应有正当之表示，以江苏省公民资格论，尤不能默无一言”，并指出当时刘文辂“自称非代表议会”，而在谈话期间，其本人又“盛气凌人，出言诬蔑，经众诘问，恼羞成怒，拂衣而起，致失足碚地，强扭同人，诉之法庭”，认为责不在校长，而在其本人不小心跌倒磕破之过，并强调“此事纯与刘君个人交涉，与贵会全体无关”。并当即提出：“一、以第三者之地位，诉诸舆论，表示意思。二、以教育界全体名义，劝告省议会。”从教育行政会议提出的两种办法中不难看出，对于此事件的处理，一方面将事情原委向公众澄清，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刘文辂个人而非议会。这样不仅博得舆论支持，同时也有避免与议会发生正面冲突，导致事态扩大化的用意。
应该说，在事件发生的初期，教育界在此事的处理上既针锋回应而又不失策略性，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动权。而议会内部则因派别林立，意见多歧，在对刘文辂个人被殴事件的处理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正社议员对刘的支持。吴廷良，仲洲认为刘文辂系为议会专办教育预算，而“各校长不满意于预算，即殴打议员，若不严行惩戒，则议员人人自危”，主张严惩打人校长，以维护议会尊严；吴辅勳、王景常也认为刘文辂“因公受伤，必须由本会代表起诉”，并声称“非查办全体校长，解散全体学校不可”。
2.其他派系议员对刘的不支持。鲍友恪认为刘文辂与校长互殴“系个人法律问题，省议会不必过问”，主张责任应完全由刘个人承担；董增传认为法律方面的问题，应由刘文辂个人办理，但同时强调“省立各校长不法行为，同人应提案查办，在未经查办之先，应仍请议长向省长交涉”，主张将人与事区别对待。由于议会内部派系纷立，以致远未像教育界那样齐心协力，一致向外。而吴辅勋、王景常声言查办校长，解散学校的言论又不知为何人传出，并被省校学生所知，结果使得这场纷争朝着更为激化的方向发展下去。
学生对议员吴辅勋、王景常所言深信不疑，于9日召集两三千人，拥至省议员王景常寓所之内，声言诘问“何以核减预算经费，且有提案查办省立各校长之事”，而王景常闻讯则“急由后门逃出”，各学生“遂将其家中器具、打得落花流水”，并“将同居之议员陈人厚什物，一并波及”。其时议员吴辅勋恰在王景常寓所，未来得及逃脱，结果“各学生群起殴之，身受重伤，并沿路揪扭，欲将其游街示众”。由于事发突然，省署虽然事先下令派警妥慎保护议会及议员寓所，但仍未阻止议员被殴事件的发生，而此事随后也被议会当作省署保护议员不力的口实而横加指责。其后，当学生扭吴来到龙王庙警署前，被警察拦截，连吴及学生数人带赴警厅，转送至检察厅办理，而吴辅勋则被送到省医院医治。在听闻此事发生之后，议会议员怕牵连自身，顾忌人身安全，多闻风望然去之。而集会学生则因学生被押，分头各处营救。随着学生运动介入议教纷争，使得事件本身远超出司法解决范围之内，而风潮的扩散又使双方矛盾更为尖锐，迫使事态逐步升级，难以遏制。
二、纷争之发展
在这场由议员与校长冲突的个体性案件逐渐演变为议会与教育界对立的公共性事件的同时。教育界对议会的抨击与抗争却有增无减，持续掀起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
11日，省立各校即组织“男女学生二三千人，均手持白旗，上书教育基金独立，解散议会，维持 教育等字样旗帜”，前往省署向省长请愿。而时任省长的韩国钧在面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时也颇为担心，“今学生等全体列队请愿，殊有未合，虽诸生自能维持秩序，难免无疏虞之时，恐酿成事端，以维持秩序始，而不能以维持秩序终”。为安抚请愿学生，平息学潮，韩国钧对学生称关于“教育预算事，余连地方预算，皆咨回省议会覆议，颇有转圜之余地”，并希望学生等各回本校，安心上课。而在学潮的压力之下，韩国钧于14日向议会咨交覆议，称：“兹经就款查核，有收入部分未能实指抵用者，支出部分事实上确有困难，及为发展省有事业，未便过事削减，致生窒碍。”唏望能重新审议教育经费案，免致议教冲突。不过，面对韩国钧的覆议请求，议会并未积极回应，反以学生运动甚烈，有冲击议会的危险为口实，回拒了韩国钧的这一请求。
而此后的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教育界内各学校、组织、机构彼时函电交驰，往来频繁，纷纷对议会严加指责，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与要求。苏省校长发布通告，称“省议会十一年度经费，自十四万四千九百元，骤增至二十七万二千元，不知削减教育费，果为增加议员公费乎?”并称目前力争有二端，“一日十一年度教育经费，照省公署交议案，不可有所削减，一日江苏省教育经费，必须独立”；省立学校教育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函电于省长，控诉“理事刘文辂要挟省署，声言不得再交覆议，摧残教育，武断把持”，要求将其本人“全权解职”；江苏省六十县公团也联合发函，称议会对省立各校之费“大加删削，不但不能扩张，甚使不能维持原状，不知其是何居心”，要求对“此种营私武断，诈伪百出之议员，何能再认为民意代表”，唯有“一致声讨，使不能立足于议会，一面切实进行，非达到教育基金独立之目的不止”。从各界舆论来看，其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取消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案；2.要求教育经费独立①；3.惩办肇事议员。而此三方面基本上表达出教育界及各界的诉求。
面对舆论的抨击指责与教育界所提要求，作为议会一方主要采取了两种对策。第一是议员的直接回击。议员李中一对抨击并不认可，认为教育界如对削减议案不满，应“由各校长依法定顺序进行，未始无圆满之希望”，而如今“校长冲突之不已，继以学生。学生横行轨外，无可遏制，在教育界以议会减费，而力肆诋毁”，是“直接推翻议会监督之职权，间接助长官厅专断之凶焰”。而当事议员也并未默然不做声，置身事外。对于各界的责难，刘文辂声称，教育经费“以十年度为标准，十年度总数为一百八十余万元，十一年度总数为二百零八万余元，比较增加二十余万元，为扩充为削减，不待辩而自明”。声言议会不仅没有削减教育经费，反而增加二十万经费。而后，王景常、刘文辂、吴辅勋三人又再次联名发电，辩称“阳日文辂被殴，青日辅勋被殴，景常住宅被毁，当经起诉法庭，查此事之起，均借口于削减教育预算，而按之十一年度教育预算，较之十年度实增二十余万，何尝有削减之事实，所以造成此种恶果，实别有方面造言鼓煽而成”。否认有削减教育经费这一事实发生。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王、刘、吴三人所声称的十一年度教育经费较十年度增二十余万，并无削减经费之言，却并非是教育界首先回应，倒是仁社议员朱绍文起而反驳，称十一年度较上年度拟办各项，“皆于本年度实行，又增添农村师范，改升工业专门，补助留法学费，经临两费，仅增三十万元”，而“此次议决预算，又届各校业已实行之后，即有核减之处，亦应详询各校事实，是为撙节，不应逞其私怨，闭户造车”。并声言在审查议决本年度教育预算时，包括朱本人在内议员张宏业、王庆澜、周徽萼等“皆力持以为未可，群请修正”，但刘文辂等人“坚持益力”，结果“出席诸君，利其速结，草草通过”，并“向省署第三科肆其要挟恐吓，阻其咨文覆议，计图学校失法律上救济之权利”。对于朱绍文的指责，不难理解其个人的这一举动，一方面虽同属议员，但在议会内部却分属不同派别；另一方面却是因上届议会加薪案产生纷争，并引发矛盾。而值此次风潮甚嚣尘上之时，朱绍文的言论无疑对当事议员雪上加霜，就连朱本人也认为在此时，发此言论，“迹近倒戈”。而以当时情形言，朱绍文的此番言语并非空论，揭露了王、刘、吴所言非实的论调。但另一方面，却也有落井下石，逞个人私意之嫌。不过，从朱绍文的话语中又可体会出，即便在风潮极盛之时，议会内部仍不免因有党派之见而互相倾轧之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议会为何始终无法摆脱被舆论抨击的境地。
当时群情激愤，学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也大有不将议会解散誓不罢休的势头，“苏省三次选举省议员，皆一蟹不如一蟹，非重定选举法则……宜速开省民大会，一方根据全省人民之公意，解散现议会，一方推定真正人民代表，制定苏省单行省会选举法”，以重新进行选举。对此，议会采取的第二种对策是将矛头指向省署。指责省署“毫无维持秩序俾同人安全开会之诚意”，并声称“在官厅未宣布防范保护之切实办法以前，同人等碍难到会行使职权”嗍。并连署公函，以“官厅不能维持秩序，同人身处危境”为借口，要求“请休会五日，以待解决”。面对议员的连署公函，议长徐果人也认为“事实上已不能开会，应即宣告自本日起休会五日”。议会选择此时休会，固然一方面是避免舆论指责的权宜之计，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以休会的方式逼迫省署尽快平息此次风波，以免议会有被学潮冲击的危险。在面对学界抗议与议会指责的双重压力下，省长韩国钧此时也颇感无奈，“盖一方对于议员，不得不敷衍，一方对于五四以后之学生，亦苦无可如何”旧。而韩国钧的这种两难心态，也反映出省署在此事的处理上并不想得罪双方的心理。因而又在立场上表现出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
面对此僵局，众议院中江苏籍议员姚文楠、王茂材等多名议员联名向省议会、省各学校及省署函电，称“苏议会与学界争潮，至各校旷课，议会停顿，良用扼腕，桑梓同胞，寗忍自戕，教费被减，可交复议，设法回复，所望于议会诸君，殴打毁损，诉之法律，省政重要，不宜休会，学生方面，校长负责，敦劝就学，勿在骛外”，希望双方摒弃成见，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此事。而中立派议员庞振乾也鉴于议会休会，众多议案无法提交通过，终非长久之计，因此“以个人名义，人调停之地位，连日与议员、教育、官厅三方面，竭力接洽”，希望能商谈一办法，尽快平息纷争，以谋求事情的解决。不过，教育界对此事的解决方式上仍存分歧。而对于众议院议员的函电与议员个人调解的尝试，议会首先作出回应，答应对于省署提出的“覆议教育预算案问题，将照案承认通过”，以示让步。而后，省署也表示“将由省署三科，会同教育厅，赴议会道歉”。以表保护议会不力之责。而议会与省署的各自让步，也似乎意味着事情已略有转机。然而就在此时，却又发生了江苏各省立校长向省长集体递交辞职书的一幕。
三、纷争之尾声
在以苏省校长集体向省长递交的辞职信中， 阐明了其辞职的主要原因，大意为“十一年之预算，钧署尽情审核，不无事业牺牲，学校已忍痛难言，议会且不能相谅，今后何时，需求奚若，文化之新潮相逼，学子之期待愈殷，一学校中举凡人才之罗致，设备之扩张，无不相需于经济……议会再削减之，终至于维持现状而不足，尚何有推行新制之可言”，并接称“学校经费，按月请支，筹发之期，岂宜过缓，省中厅署发款，月有常期，独于学校，瞠乎其后，求援于钧署，非不维持，告急于财厅，终归搪塞”旧。在此困境下，校长终日苦于经费短缺而求索无门，不得已而辞职。结合当时情形，苏省校长在此时向省长递交辞职书，不无深意。一方面正如省立校各校长所言，迫于经费压力，各项教育事业难于开展。且十二年度将实行新学制，各方面势必需要更多经费以支持教育改革，在此种情形下，却遭议会削减十一年度教育预算，这对接下来的学制改革无疑蒙上一层阴影。因此，迫使议会取消削减教育经费案，是为校长提出辞职的初衷；但另一方面，则是借辞职以迫使省署承认教育经费独立，以摆脱行政和议会对教育经费的干涉。同时，也有挽回校长被议员上诉指控，维护教育界尊严的用意。
面对省校长集体辞职，省长韩国钧在发出慰留省立校长的指令同时，也对此次议教纷争表示了省署的意见。首先，韩国钧称“本次议决教育经费，的确削减过甚”。而十二年度又面临改办新学制，为解决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省署已经成立新学制行政委员会，对学制改革中各科各级所需要的经费进行重新审核和彻底改造，并详细编制预算计划书，以谋求议会通过。其次，对于各校长在辞职书中所提到的各校经费拨放迟缓问题，韩称目前省财政经费匮乏，发放迟缓非其本意，并已多次切责省财厅设法筹措经费，以餍各校之需，并承诺“自今以往，本公署唯有仍责财厅本维持之初心，为先事之筹备，上月之款，至迟不得过下月月底以外……务使各校随领随收，与库支无异”。第三，对于省校长及教育界所坚称谋教育经费之独立要求。韩国钧首先表示“教育费独立，本省长甚赞成之”，但“教育费果即独立，无非划一部分之省税，专充教育之用”，即便独立，也只是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指出苏省情形与别省不同，“他省教育费，为他种政费，挪移殆尽，非使独立，则教育不得保障，而经费不得安全”，而“苏省他种政费，本未挪及教育，徒以事业之继续扩充”，强调苏省教育经费虽无独立之名，确有独立之实。最后，对于校长的辞呈，省长韩国钧仍“尚望各校长共体斯意，勉为其难……所请辞职，幸勿再言”，婉拒了校长的辞职请求，而对于教育界所要求的教育经费独立，也并未同意。
围绕江苏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所爆发的议教风波，以及由此纷争所引发学生殴打议员，并引发学潮案件，其间可谓是矛盾重重，横生波折。在这场涉及各界的纷争中，省署、议会、教育界在此次议教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议会和教育界基本是处于对立状态，而省署则是居中扮演调解人，其立场也多持中立。但随着议教之争的升级和扩大，面对学潮的冲击与抗议，舆论的指责与抨击，省署的态度逐步偏向于教育界。与此同时，议会对省长保护议员不周，措施不力，也多横加指责，这无形之中又加深了议会与省长间的矛盾与隔阂。以致后来竟有省议员密谋进京运动倒韩之说，并一度迫使韩国钧做出辞职决定，进一步激化了议会与教育界的矛盾。反观议会在此次风潮中的表现，从起始阶段就陷于被动，内部的分裂与争斗，责任的推脱与回避都在这次风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应处于监督政府、表达公众舆论的议会却反被社会舆论所抨击，议会被视为谋利的工具，丧失了代表民意的功能与作用。教育界虽然凭借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达到了议会取消削减教育经费的目的，但迫使议会削减教育经费与教育经费独立毕竟是既有关联而又不完全等同的两件事，议会削减教育经费固然可以通过舆论的指责，学生的抗议，省署的出面得以解决。而教育经费独立并由教育界监督议会会议，却不可能是政府与议会都能欣然接受的结果，因为这毕竟涉及行政权与立法权权威与尊严的问题。
四、纷争之原因
如若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这场由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所引发的议教风波并非是偶然事件。它实际上反映出在江苏财政经费日益竭蹶，费无所出的情形下，双方都力求使有限的经费为己所用的心态。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江苏财政的匮乏无力保障行政经费的正常开支，而财政的匮乏则在很大程度上又缘于常年巨额的军费开支挤占了相当大的行政开支，以致政府无法为民政事业提供更多的经费所致。
自清末民初，民国肇建以来，江苏军费开支就始终处于持续膨胀的态势之中。这一方面与当时江苏纷乱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为数众多的军队有密切的关系。而庞大的军队，巨额的军费，对于苏省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军费开支虽然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拨付，但由于政局动荡，权力更迭频繁，中央又常常无力开支地方军费。因此，无论是江苏本地军队还是客籍军队，只能依靠苏省开支予以维持。
以1914年为例，二次革命后，驻扎于苏省直隶混成旅的军费开支由中央改归苏省发给薪饷，其改办原因正如混成旅旅长所称“本旅留苏驻扎，直省即因财政困难，电请中央指拨薪饷，久未定议，嗣经前军事处电询直督，直隶混成旅每月薪饷应需若干，直督当以每月官兵薪饷乾银计共四万两之谱答复第，此四万两之数，系官兵每月应支薪饷及马骡乾银所有应需之目兵，常年衣履医药及杂费等款，均未列入，伏乞咨部转呈追加，以免无著等情”，从中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中央、直隶省无力拨付混成旅每月四万余元的军费开支，因此该旅才驻扎于苏省以求军费自足。而据直隶省原案所载，其混成旅薪饷及衣履杂支各款，“年支共湘平银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两一钱一分五厘，按七零三二五折，洋九十二万二千五百四十五元九角二分，”而当时苏省军费预算已“奉核准年支洋六十七万二十元外，尚不敷洋二十五万零五百四十九元九角二分”；此外，当时驻扎在江苏吴县的陆军第二师也由于经费不敷，因此时任江苏督军的冯国璋饬由“财政厅迅将第二师维持费由六月至十二月，每月应拨万元计共七万元设筹拨给以济急”，随后，冯又要求财政厅拨款从十二月延至次年三月，对于此额外开支，时任苏省民政长的齐耀琳不得不回函冯国璋希求能稍减拨支，以缓省署经费匮乏之虞，“查陆军第二师经费不敷，自上年六月份起至本年三月份为止，每月筹济万元，节经商准，贵署分期筹拨，俾资维持并经贵署财政厅先后拨解七万元各在案，其余应拨三万元尚未见拨，查本年二月。大咨以此项维持费款，原议一二两月，各解两万元，三四两月各解三万元，俾纾财力而维地方，现届七月将终，未准拨齐，本署经费支绌，又无他款可资久垫，势不得不咨请筹给以轻案款”。在款项筹无可筹，垫无可垫的情况下，其苏省财政开支已明显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
而巨额的军费开支，显然阻碍了苏省其他事 业的发展。1921年，江苏旅京同乡会就曾发函电总理靳云鹏，称“江苏以连年增兵，军队如林，岁需饷需数逾千万……查民国江苏军事费定为四百八十万，至九年而倍之，为九百六十万，顾此九百六十万之数，尚未国会核定之数，实际则经临两项用至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此一千一百五十余万者，名为国家军事费，其实则政府自顾不暇，无不责成军事长官就地自筹，人民之膏血有穷，而军人之欲壑无限……以致厘税田赋尽为债权者所有之抵押品，实业教育交通水利百政停滞破产”，希望中央政府能以发展民政事业为重，不要再增加军费，加重苏省负担。张謇也随后上书总统，指陈苏省虽“财额甲于各省”，但“税率重于各省”，财政负担本已繁重，且“江苏军费岁支千有余万，实占全省收入三分之二……而地方事业末由发展”，强烈要求中央裁兵节费，以缓解苏省财政竭蹶的困境。
常年巨额的军事开支，迫使苏省不得不缩减行政开支，以致行政各项事业所占经费比例不到军费的数分之一，“民国二年之陆军经费，合经、临为618.64万元”，至“十一年度则为970.26万元，较民二超过351.62万元(九年度陆军经费合经、临为1013.97万元尤巨，以取十年为比较)”，而“民国二年合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等费凡为489.99万元”至“十一年度则为928.76万元，较民二超过438.77万元”。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江苏军费开支始终处于不断膨胀的态势，单是军费开支一项总数就已远远超出行政费开支数目。而行政经费平摊到各项民政事业中的数目就更可想而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教育界会对议会削减教育经费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激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结论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场纷争还透递出在近代中国议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理想制度与现实利益相背离的复杂历史面相。自清末新政，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以来，议会政治便开始了在近代中国的初步实践。而咨议局作为新兴事物，当选议员多为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和具有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因此，当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议会精神结合之后，使得咨议局颇具近代民主政治气息，监督督抚，表达公意，反映舆情，体现出近代议会民主精神向好的一面。而自民国建立后，咨议局由议会取而代之。其原有议员多因时局动荡而别择他途，离职退隐者有之，进入政府从政者有之，兼充他职者有之，各议员政治取向日趋多元化，而在这种时代急剧转型与社会加速变革的过程中，咨议局时期的议会民主精神渐归淡薄。而后，议会又屡遭袁世凯取缔与张勋复辟的两次打击，民主精神饱受摧残，议员渐失民主信仰，多将议员视为一种身份与权力的象征，而非民意的代表，其“公”的意识逐渐被“私”的观念所排挤。加之受军阀政治、党派主义的影响，议员转而追求个体与派别利益，忽视民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末咨议局所勃发的民主精神不仅未能延续，反而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悄然隐退。
综观此次风波，苏省议会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和受到舆论的指责，一方面与上述军费膨胀，挤占财政经费有关；但另一方面，又与议会自身民主精神失坠，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有莫大干系。因此，当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案一出，不仅遭到舆论的抨击，更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使得议会自身承担了更多与其本不对称的责任和过失。而时在江苏讲学的梁启超在目睹此次议教风波后，对此事也有着较为深刻的阐释，“议会一面自增日俸，一面硬将已经实行之各校经费克减，无论从何方面推测，实不能得其理由所在”，但究其事件根源“并非教育界与少数败类议员之讧争问题，实江苏全省人民人格问题，实全国代议制度存废问题也”。透过梁启超这番话语，就不难理解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繁兴嬗退。如果江苏议会能秉承清末咨议局时期的民主精神，代表民意，表达公众诉求，从各方面加以改进，或许就不会引发此次风波。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江苏，议会，教育界，教育经费
【中图分类】K26 【文献标IR】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12-07
江苏“议教风潮”是指由于江苏省议会削减十一年度教育经费预算，遭到教育界的激烈抗争，先是校长向议员质询削减原因，其后双方言语不合，发生肢体冲突，继而事态升级引发学潮，并导致省校长集体辞职的风波。此次风波从1923年1月7日爆发至2月末结束，历经近两月，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瞩目。于目前为止，学界对江苏议教之争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相关论著中也并未提及。从表面上看，该事件缘于议会削减教育经费，议员加薪而起，但透过事件本身来看，却反映出当时社会各界对议会政治的失望和议员滥用职权的愤怒与不满。加之当时江苏军费开支严重挤压省财政经费开支，使得其他诸如实业经费、教育经费等各项开支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而议员又常为满足个人一己私欲而削减教育经费，在此种情形之下，议会自然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本文围绕江苏议教纷争作个案研究，具体分析议会、教育界、政府在风潮中的立场与表现，以此探寻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曲折发展中的诸多滞碍性因素。
一、纷争之爆发
1919年4月，苏省第二届议会曾将教育经费与实业经费移作议员公旅费而激起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抨击，并险酿风潮。不过，从当时看，包括教育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比较克制，多是诉诸舆论而并未采取过火的方式来迫使议会取消加薪案。而最终议会也以休会的方式无形中取消了这一议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
1922年秋，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在审议十一年度预算案时，又将省立各校教育经费削减并移作议员个人薪费。1923年1月初江苏省教育行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当时与议省校校长均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函请办理教育预算议员刘文辂到省教育分会当面质询。7日，刘到会，谓“予虽办理教育预算，但裁减各款，系由审查会多数决定，且已经过大会二读、三读，非一人所能负责”。对刘的这一回答，各校长显然无法满意，认为系推脱之词，其后双方言语不合，遂起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刘文辂“被第二师范校长贾丰臻、第五师范校长任诚推倒于地，头角触于阶石，皮破血流”。随后，刘心有不甘，“与贾丰臻任诚同赴地方检察厅起诉”。而同为议员的王纲在获悉刘文辂被殴之后，也随即“邀约多人，赴省署晋见韩省长，请予主持”。而议长徐果人也亲往面见“韩省长，蒋教育厅长，要求撤换贾任二校长，依法惩办”。议员与校长之间的肢体冲突本属个人矛盾，依照司法程序追究当事人责任即可，将事态缩小化。然而，徐既为议长，其一言一行代表整个议会，他的出面自然又被视为支持刘文辂之举。这在无形之中有将个人矛盾转化为议会与教育界矛盾的危险，为事态激化埋下了隐患。
对于议会这一要求，省教育行政会议于8日迅速做出回应，认为“此事关系本省教育前途甚巨，以教育界资格论，本会应有正当之表示，以江苏省公民资格论，尤不能默无一言”，并指出当时刘文辂“自称非代表议会”，而在谈话期间，其本人又“盛气凌人，出言诬蔑，经众诘问，恼羞成怒，拂衣而起，致失足碚地，强扭同人，诉之法庭”，认为责不在校长，而在其本人不小心跌倒磕破之过，并强调“此事纯与刘君个人交涉，与贵会全体无关”。并当即提出：“一、以第三者之地位，诉诸舆论，表示意思。二、以教育界全体名义，劝告省议会。”从教育行政会议提出的两种办法中不难看出，对于此事件的处理，一方面将事情原委向公众澄清，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刘文辂个人而非议会。这样不仅博得舆论支持，同时也有避免与议会发生正面冲突，导致事态扩大化的用意。
应该说，在事件发生的初期，教育界在此事的处理上既针锋回应而又不失策略性，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动权。而议会内部则因派别林立，意见多歧，在对刘文辂个人被殴事件的处理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正社议员对刘的支持。吴廷良，仲洲认为刘文辂系为议会专办教育预算，而“各校长不满意于预算，即殴打议员，若不严行惩戒，则议员人人自危”，主张严惩打人校长，以维护议会尊严；吴辅勳、王景常也认为刘文辂“因公受伤，必须由本会代表起诉”，并声称“非查办全体校长，解散全体学校不可”。
2.其他派系议员对刘的不支持。鲍友恪认为刘文辂与校长互殴“系个人法律问题，省议会不必过问”，主张责任应完全由刘个人承担；董增传认为法律方面的问题，应由刘文辂个人办理，但同时强调“省立各校长不法行为，同人应提案查办，在未经查办之先，应仍请议长向省长交涉”，主张将人与事区别对待。由于议会内部派系纷立，以致远未像教育界那样齐心协力，一致向外。而吴辅勋、王景常声言查办校长，解散学校的言论又不知为何人传出，并被省校学生所知，结果使得这场纷争朝着更为激化的方向发展下去。
学生对议员吴辅勋、王景常所言深信不疑，于9日召集两三千人，拥至省议员王景常寓所之内，声言诘问“何以核减预算经费，且有提案查办省立各校长之事”，而王景常闻讯则“急由后门逃出”，各学生“遂将其家中器具、打得落花流水”，并“将同居之议员陈人厚什物，一并波及”。其时议员吴辅勋恰在王景常寓所，未来得及逃脱，结果“各学生群起殴之，身受重伤，并沿路揪扭，欲将其游街示众”。由于事发突然，省署虽然事先下令派警妥慎保护议会及议员寓所，但仍未阻止议员被殴事件的发生，而此事随后也被议会当作省署保护议员不力的口实而横加指责。其后，当学生扭吴来到龙王庙警署前，被警察拦截，连吴及学生数人带赴警厅，转送至检察厅办理，而吴辅勋则被送到省医院医治。在听闻此事发生之后，议会议员怕牵连自身，顾忌人身安全，多闻风望然去之。而集会学生则因学生被押，分头各处营救。随着学生运动介入议教纷争，使得事件本身远超出司法解决范围之内，而风潮的扩散又使双方矛盾更为尖锐，迫使事态逐步升级，难以遏制。
二、纷争之发展
在这场由议员与校长冲突的个体性案件逐渐演变为议会与教育界对立的公共性事件的同时。教育界对议会的抨击与抗争却有增无减，持续掀起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
11日，省立各校即组织“男女学生二三千人，均手持白旗，上书教育基金独立，解散议会，维持 教育等字样旗帜”，前往省署向省长请愿。而时任省长的韩国钧在面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时也颇为担心，“今学生等全体列队请愿，殊有未合，虽诸生自能维持秩序，难免无疏虞之时，恐酿成事端，以维持秩序始，而不能以维持秩序终”。为安抚请愿学生，平息学潮，韩国钧对学生称关于“教育预算事，余连地方预算，皆咨回省议会覆议，颇有转圜之余地”，并希望学生等各回本校，安心上课。而在学潮的压力之下，韩国钧于14日向议会咨交覆议，称：“兹经就款查核，有收入部分未能实指抵用者，支出部分事实上确有困难，及为发展省有事业，未便过事削减，致生窒碍。”唏望能重新审议教育经费案，免致议教冲突。不过，面对韩国钧的覆议请求，议会并未积极回应，反以学生运动甚烈，有冲击议会的危险为口实，回拒了韩国钧的这一请求。
而此后的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教育界内各学校、组织、机构彼时函电交驰，往来频繁，纷纷对议会严加指责，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与要求。苏省校长发布通告，称“省议会十一年度经费，自十四万四千九百元，骤增至二十七万二千元，不知削减教育费，果为增加议员公费乎?”并称目前力争有二端，“一日十一年度教育经费，照省公署交议案，不可有所削减，一日江苏省教育经费，必须独立”；省立学校教育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函电于省长，控诉“理事刘文辂要挟省署，声言不得再交覆议，摧残教育，武断把持”，要求将其本人“全权解职”；江苏省六十县公团也联合发函，称议会对省立各校之费“大加删削，不但不能扩张，甚使不能维持原状，不知其是何居心”，要求对“此种营私武断，诈伪百出之议员，何能再认为民意代表”，唯有“一致声讨，使不能立足于议会，一面切实进行，非达到教育基金独立之目的不止”。从各界舆论来看，其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取消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案；2.要求教育经费独立①；3.惩办肇事议员。而此三方面基本上表达出教育界及各界的诉求。
面对舆论的抨击指责与教育界所提要求，作为议会一方主要采取了两种对策。第一是议员的直接回击。议员李中一对抨击并不认可，认为教育界如对削减议案不满，应“由各校长依法定顺序进行，未始无圆满之希望”，而如今“校长冲突之不已，继以学生。学生横行轨外，无可遏制，在教育界以议会减费，而力肆诋毁”，是“直接推翻议会监督之职权，间接助长官厅专断之凶焰”。而当事议员也并未默然不做声，置身事外。对于各界的责难，刘文辂声称，教育经费“以十年度为标准，十年度总数为一百八十余万元，十一年度总数为二百零八万余元，比较增加二十余万元，为扩充为削减，不待辩而自明”。声言议会不仅没有削减教育经费，反而增加二十万经费。而后，王景常、刘文辂、吴辅勋三人又再次联名发电，辩称“阳日文辂被殴，青日辅勋被殴，景常住宅被毁，当经起诉法庭，查此事之起，均借口于削减教育预算，而按之十一年度教育预算，较之十年度实增二十余万，何尝有削减之事实，所以造成此种恶果，实别有方面造言鼓煽而成”。否认有削减教育经费这一事实发生。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王、刘、吴三人所声称的十一年度教育经费较十年度增二十余万，并无削减经费之言，却并非是教育界首先回应，倒是仁社议员朱绍文起而反驳，称十一年度较上年度拟办各项，“皆于本年度实行，又增添农村师范，改升工业专门，补助留法学费，经临两费，仅增三十万元”，而“此次议决预算，又届各校业已实行之后，即有核减之处，亦应详询各校事实，是为撙节，不应逞其私怨，闭户造车”。并声言在审查议决本年度教育预算时，包括朱本人在内议员张宏业、王庆澜、周徽萼等“皆力持以为未可，群请修正”，但刘文辂等人“坚持益力”，结果“出席诸君，利其速结，草草通过”，并“向省署第三科肆其要挟恐吓，阻其咨文覆议，计图学校失法律上救济之权利”。对于朱绍文的指责，不难理解其个人的这一举动，一方面虽同属议员，但在议会内部却分属不同派别；另一方面却是因上届议会加薪案产生纷争，并引发矛盾。而值此次风潮甚嚣尘上之时，朱绍文的言论无疑对当事议员雪上加霜，就连朱本人也认为在此时，发此言论，“迹近倒戈”。而以当时情形言，朱绍文的此番言语并非空论，揭露了王、刘、吴所言非实的论调。但另一方面，却也有落井下石，逞个人私意之嫌。不过，从朱绍文的话语中又可体会出，即便在风潮极盛之时，议会内部仍不免因有党派之见而互相倾轧之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议会为何始终无法摆脱被舆论抨击的境地。
当时群情激愤，学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也大有不将议会解散誓不罢休的势头，“苏省三次选举省议员，皆一蟹不如一蟹，非重定选举法则……宜速开省民大会，一方根据全省人民之公意，解散现议会，一方推定真正人民代表，制定苏省单行省会选举法”，以重新进行选举。对此，议会采取的第二种对策是将矛头指向省署。指责省署“毫无维持秩序俾同人安全开会之诚意”，并声称“在官厅未宣布防范保护之切实办法以前，同人等碍难到会行使职权”嗍。并连署公函，以“官厅不能维持秩序，同人身处危境”为借口，要求“请休会五日，以待解决”。面对议员的连署公函，议长徐果人也认为“事实上已不能开会，应即宣告自本日起休会五日”。议会选择此时休会，固然一方面是避免舆论指责的权宜之计，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以休会的方式逼迫省署尽快平息此次风波，以免议会有被学潮冲击的危险。在面对学界抗议与议会指责的双重压力下，省长韩国钧此时也颇感无奈，“盖一方对于议员，不得不敷衍，一方对于五四以后之学生，亦苦无可如何”旧。而韩国钧的这种两难心态，也反映出省署在此事的处理上并不想得罪双方的心理。因而又在立场上表现出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
面对此僵局，众议院中江苏籍议员姚文楠、王茂材等多名议员联名向省议会、省各学校及省署函电，称“苏议会与学界争潮，至各校旷课，议会停顿，良用扼腕，桑梓同胞，寗忍自戕，教费被减，可交复议，设法回复，所望于议会诸君，殴打毁损，诉之法律，省政重要，不宜休会，学生方面，校长负责，敦劝就学，勿在骛外”，希望双方摒弃成见，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此事。而中立派议员庞振乾也鉴于议会休会，众多议案无法提交通过，终非长久之计，因此“以个人名义，人调停之地位，连日与议员、教育、官厅三方面，竭力接洽”，希望能商谈一办法，尽快平息纷争，以谋求事情的解决。不过，教育界对此事的解决方式上仍存分歧。而对于众议院议员的函电与议员个人调解的尝试，议会首先作出回应，答应对于省署提出的“覆议教育预算案问题，将照案承认通过”，以示让步。而后，省署也表示“将由省署三科，会同教育厅，赴议会道歉”。以表保护议会不力之责。而议会与省署的各自让步，也似乎意味着事情已略有转机。然而就在此时，却又发生了江苏各省立校长向省长集体递交辞职书的一幕。
三、纷争之尾声
在以苏省校长集体向省长递交的辞职信中， 阐明了其辞职的主要原因，大意为“十一年之预算，钧署尽情审核，不无事业牺牲，学校已忍痛难言，议会且不能相谅，今后何时，需求奚若，文化之新潮相逼，学子之期待愈殷，一学校中举凡人才之罗致，设备之扩张，无不相需于经济……议会再削减之，终至于维持现状而不足，尚何有推行新制之可言”，并接称“学校经费，按月请支，筹发之期，岂宜过缓，省中厅署发款，月有常期，独于学校，瞠乎其后，求援于钧署，非不维持，告急于财厅，终归搪塞”旧。在此困境下，校长终日苦于经费短缺而求索无门，不得已而辞职。结合当时情形，苏省校长在此时向省长递交辞职书，不无深意。一方面正如省立校各校长所言，迫于经费压力，各项教育事业难于开展。且十二年度将实行新学制，各方面势必需要更多经费以支持教育改革，在此种情形下，却遭议会削减十一年度教育预算，这对接下来的学制改革无疑蒙上一层阴影。因此，迫使议会取消削减教育经费案，是为校长提出辞职的初衷；但另一方面，则是借辞职以迫使省署承认教育经费独立，以摆脱行政和议会对教育经费的干涉。同时，也有挽回校长被议员上诉指控，维护教育界尊严的用意。
面对省校长集体辞职，省长韩国钧在发出慰留省立校长的指令同时，也对此次议教纷争表示了省署的意见。首先，韩国钧称“本次议决教育经费，的确削减过甚”。而十二年度又面临改办新学制，为解决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省署已经成立新学制行政委员会，对学制改革中各科各级所需要的经费进行重新审核和彻底改造，并详细编制预算计划书，以谋求议会通过。其次，对于各校长在辞职书中所提到的各校经费拨放迟缓问题，韩称目前省财政经费匮乏，发放迟缓非其本意，并已多次切责省财厅设法筹措经费，以餍各校之需，并承诺“自今以往，本公署唯有仍责财厅本维持之初心，为先事之筹备，上月之款，至迟不得过下月月底以外……务使各校随领随收，与库支无异”。第三，对于省校长及教育界所坚称谋教育经费之独立要求。韩国钧首先表示“教育费独立，本省长甚赞成之”，但“教育费果即独立，无非划一部分之省税，专充教育之用”，即便独立，也只是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指出苏省情形与别省不同，“他省教育费，为他种政费，挪移殆尽，非使独立，则教育不得保障，而经费不得安全”，而“苏省他种政费，本未挪及教育，徒以事业之继续扩充”，强调苏省教育经费虽无独立之名，确有独立之实。最后，对于校长的辞呈，省长韩国钧仍“尚望各校长共体斯意，勉为其难……所请辞职，幸勿再言”，婉拒了校长的辞职请求，而对于教育界所要求的教育经费独立，也并未同意。
围绕江苏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所爆发的议教风波，以及由此纷争所引发学生殴打议员，并引发学潮案件，其间可谓是矛盾重重，横生波折。在这场涉及各界的纷争中，省署、议会、教育界在此次议教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议会和教育界基本是处于对立状态，而省署则是居中扮演调解人，其立场也多持中立。但随着议教之争的升级和扩大，面对学潮的冲击与抗议，舆论的指责与抨击，省署的态度逐步偏向于教育界。与此同时，议会对省长保护议员不周，措施不力，也多横加指责，这无形之中又加深了议会与省长间的矛盾与隔阂。以致后来竟有省议员密谋进京运动倒韩之说，并一度迫使韩国钧做出辞职决定，进一步激化了议会与教育界的矛盾。反观议会在此次风潮中的表现，从起始阶段就陷于被动，内部的分裂与争斗，责任的推脱与回避都在这次风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应处于监督政府、表达公众舆论的议会却反被社会舆论所抨击，议会被视为谋利的工具，丧失了代表民意的功能与作用。教育界虽然凭借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达到了议会取消削减教育经费的目的，但迫使议会削减教育经费与教育经费独立毕竟是既有关联而又不完全等同的两件事，议会削减教育经费固然可以通过舆论的指责，学生的抗议，省署的出面得以解决。而教育经费独立并由教育界监督议会会议，却不可能是政府与议会都能欣然接受的结果，因为这毕竟涉及行政权与立法权权威与尊严的问题。
四、纷争之原因
如若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这场由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所引发的议教风波并非是偶然事件。它实际上反映出在江苏财政经费日益竭蹶，费无所出的情形下，双方都力求使有限的经费为己所用的心态。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江苏财政的匮乏无力保障行政经费的正常开支，而财政的匮乏则在很大程度上又缘于常年巨额的军费开支挤占了相当大的行政开支，以致政府无法为民政事业提供更多的经费所致。
自清末民初，民国肇建以来，江苏军费开支就始终处于持续膨胀的态势之中。这一方面与当时江苏纷乱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为数众多的军队有密切的关系。而庞大的军队，巨额的军费，对于苏省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军费开支虽然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拨付，但由于政局动荡，权力更迭频繁，中央又常常无力开支地方军费。因此，无论是江苏本地军队还是客籍军队，只能依靠苏省开支予以维持。
以1914年为例，二次革命后，驻扎于苏省直隶混成旅的军费开支由中央改归苏省发给薪饷，其改办原因正如混成旅旅长所称“本旅留苏驻扎，直省即因财政困难，电请中央指拨薪饷，久未定议，嗣经前军事处电询直督，直隶混成旅每月薪饷应需若干，直督当以每月官兵薪饷乾银计共四万两之谱答复第，此四万两之数，系官兵每月应支薪饷及马骡乾银所有应需之目兵，常年衣履医药及杂费等款，均未列入，伏乞咨部转呈追加，以免无著等情”，从中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中央、直隶省无力拨付混成旅每月四万余元的军费开支，因此该旅才驻扎于苏省以求军费自足。而据直隶省原案所载，其混成旅薪饷及衣履杂支各款，“年支共湘平银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两一钱一分五厘，按七零三二五折，洋九十二万二千五百四十五元九角二分，”而当时苏省军费预算已“奉核准年支洋六十七万二十元外，尚不敷洋二十五万零五百四十九元九角二分”；此外，当时驻扎在江苏吴县的陆军第二师也由于经费不敷，因此时任江苏督军的冯国璋饬由“财政厅迅将第二师维持费由六月至十二月，每月应拨万元计共七万元设筹拨给以济急”，随后，冯又要求财政厅拨款从十二月延至次年三月，对于此额外开支，时任苏省民政长的齐耀琳不得不回函冯国璋希求能稍减拨支，以缓省署经费匮乏之虞，“查陆军第二师经费不敷，自上年六月份起至本年三月份为止，每月筹济万元，节经商准，贵署分期筹拨，俾资维持并经贵署财政厅先后拨解七万元各在案，其余应拨三万元尚未见拨，查本年二月。大咨以此项维持费款，原议一二两月，各解两万元，三四两月各解三万元，俾纾财力而维地方，现届七月将终，未准拨齐，本署经费支绌，又无他款可资久垫，势不得不咨请筹给以轻案款”。在款项筹无可筹，垫无可垫的情况下，其苏省财政开支已明显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
而巨额的军费开支，显然阻碍了苏省其他事 业的发展。1921年，江苏旅京同乡会就曾发函电总理靳云鹏，称“江苏以连年增兵，军队如林，岁需饷需数逾千万……查民国江苏军事费定为四百八十万，至九年而倍之，为九百六十万，顾此九百六十万之数，尚未国会核定之数，实际则经临两项用至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此一千一百五十余万者，名为国家军事费，其实则政府自顾不暇，无不责成军事长官就地自筹，人民之膏血有穷，而军人之欲壑无限……以致厘税田赋尽为债权者所有之抵押品，实业教育交通水利百政停滞破产”，希望中央政府能以发展民政事业为重，不要再增加军费，加重苏省负担。张謇也随后上书总统，指陈苏省虽“财额甲于各省”，但“税率重于各省”，财政负担本已繁重，且“江苏军费岁支千有余万，实占全省收入三分之二……而地方事业末由发展”，强烈要求中央裁兵节费，以缓解苏省财政竭蹶的困境。
常年巨额的军事开支，迫使苏省不得不缩减行政开支，以致行政各项事业所占经费比例不到军费的数分之一，“民国二年之陆军经费，合经、临为618.64万元”，至“十一年度则为970.26万元，较民二超过351.62万元(九年度陆军经费合经、临为1013.97万元尤巨，以取十年为比较)”，而“民国二年合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等费凡为489.99万元”至“十一年度则为928.76万元，较民二超过438.77万元”。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江苏军费开支始终处于不断膨胀的态势，单是军费开支一项总数就已远远超出行政费开支数目。而行政经费平摊到各项民政事业中的数目就更可想而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教育界会对议会削减教育经费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激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结论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场纷争还透递出在近代中国议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理想制度与现实利益相背离的复杂历史面相。自清末新政，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以来，议会政治便开始了在近代中国的初步实践。而咨议局作为新兴事物，当选议员多为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和具有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因此，当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议会精神结合之后，使得咨议局颇具近代民主政治气息，监督督抚，表达公意，反映舆情，体现出近代议会民主精神向好的一面。而自民国建立后，咨议局由议会取而代之。其原有议员多因时局动荡而别择他途，离职退隐者有之，进入政府从政者有之，兼充他职者有之，各议员政治取向日趋多元化，而在这种时代急剧转型与社会加速变革的过程中，咨议局时期的议会民主精神渐归淡薄。而后，议会又屡遭袁世凯取缔与张勋复辟的两次打击，民主精神饱受摧残，议员渐失民主信仰，多将议员视为一种身份与权力的象征，而非民意的代表，其“公”的意识逐渐被“私”的观念所排挤。加之受军阀政治、党派主义的影响，议员转而追求个体与派别利益，忽视民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末咨议局所勃发的民主精神不仅未能延续，反而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悄然隐退。
综观此次风波，苏省议会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和受到舆论的指责，一方面与上述军费膨胀，挤占财政经费有关；但另一方面，又与议会自身民主精神失坠，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有莫大干系。因此，当议会削减教育经费案一出，不仅遭到舆论的抨击，更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使得议会自身承担了更多与其本不对称的责任和过失。而时在江苏讲学的梁启超在目睹此次议教风波后，对此事也有着较为深刻的阐释，“议会一面自增日俸，一面硬将已经实行之各校经费克减，无论从何方面推测，实不能得其理由所在”，但究其事件根源“并非教育界与少数败类议员之讧争问题，实江苏全省人民人格问题，实全国代议制度存废问题也”。透过梁启超这番话语，就不难理解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繁兴嬗退。如果江苏议会能秉承清末咨议局时期的民主精神，代表民意，表达公众诉求，从各方面加以改进，或许就不会引发此次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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